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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鸿:论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级差”与“殊相”

更新时间:2017-10-11 13:37:26
作者: 胡玉鸿  

   摘要:  规定在宪法中的权利虽然都可以称为基本权利,但在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权利却存在着“级差”和“殊相”:从是否与法律规定和现实条件相关而言,基本权利可以分为不受限定的权利、受法律限制的权利和附条件的权利三类;从权利的来源而言,有源于地位的权利和满足利益的权利之分;从权利的属性而言,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别;从主体的样态来说,有人的权利和作为法律身份、法律角色者的不同权利。

   关键词:  宪法文本;基本权利;法律地位;法律身份;法律角色

  

   依据汉语辞书的解释,“级差”是指在等级上存在差别[1];而“殊相”者,不同性质、形态之谓也[2]。按照学界通说,规定在宪法文本中的权利即为基本权利[3],它与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存在着性质、效力等方面的差异。那么,在同一个宪法文本中规定的基本权利是否有高低不同的级差或性质有别的殊相呢?质言之,同样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是不是在重要性上有所差别、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呢? 本文将立足于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结合条文的具体规定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当然必须声明的是,笔者主要是根据现行宪法文本进行归纳分析,并不代表本人认同这种级差与殊相的区分;同时,宪法文本中的权利规定在用语上的不同,可以推定为是制宪者深思熟虑的刻意安排,我们同样不讨论这种立法意图的对错与否。实际上,根据法律解释学首先要尊重法条字面含义的理论传统,揭示出条文之间的内在差别,这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现行宪法的规范意义,无疑是极为必要的。这也是本文写作目的之所在。


一、不受限定的权利与受法律限制的权利、附条件的权利


   在成文宪法的国度,基本权利均由宪法来规定,或者说由宪法来发现并承认。从宪政原理上来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只是对于本应由人民行使的权利来加以承认并予以规范,并同时使其获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4]。然而,细绎我国宪法的条文则可以发现,同为基本权利的规定,涉及不同的权利类型中则有不同的表述,而其中是否与“法律”相连,又是个中的关键所在。这里所指的“法律”,从广义上来说,可以理解为现行法律体系中所有由国家机关创设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狭义上来说,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按照新修订的《立法法》第 8 条的规定,有些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来予以规定,其中与我们所言论题有关的事项主要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涉及到人民的自治权利),“犯罪和刑罚”(涉及到刑事犯罪者的权利),“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涉及到公民的政治、人身权利),“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涉及到公民的财产权利)。但除此之外,各类立法主体均可以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在公民权利的规定上有所作为,特别是授益性的权利规定,一般不在法律的禁止范围之列。例如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规可以扩大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主体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补助标准等。

   那么,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与“法律”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先看第一种类型的基本权利,即由宪法直接宣示的权利,这与“法律”是否存在无关。在宪法中,这类基本权利的规定可见诸《宪法》第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 3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5]”;第 3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41 条第1 款第1 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第 46条第 1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 48 条第 1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49 条第1 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那么,这种不受法律限定而直接由宪法宣示的权利,与后面所言的受法律拘束或者有条件限制的权利有何不同呢? 从理论上来说,这类权利可以视为是“更高级别”的权利。“更高级别”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界定:第一,地位的最高性,也即不管有无单行法律对这类权利加以规范或细化,它们都是人们可以直接享有且可以之对抗国家可能侵犯的权利类型。例如,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尚无《出版法》,但公民根据《宪法》第 35 条的规定,享有出版自由,因此,对出版的事前限制和事后追责都是违宪的。美国宪政制度是这方面的适例。在“焚烧国旗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执笔的法院意见指出:“宪法上保障的在智识上是多元的甚或相对立的自由,以及对于触及现存秩序核心的事物的异议权,包含着公开表达有关我们国家的观念的自由,这些观念包括挑衅性的或蔑视性的。”可见,言论、出版等自由表达的权利,是宪法对人们应有的自然权利[6]的确认,这类权利既然在直接宪法中得以承认,且与是否存在相关法律无关,因而可以视为是一种更高级的权利[7]。第二,法律的保护性。由于宪法是根本大法,权利的规定自然也显得宏观、抽象,“只有在一般法本身之中,对权利的仔细界定才能最好地被完成。而且,由于法律由立法机关通过,在很多情况下,它可以和主导舆论配合,为权利提供更多的保障。” 所以,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对之加以进一步规范是在所必然。然而要注意的是,为实现基本权利而拟订的法律只能是保护性的,而不能是限制性的;关于基本权利的法律规定,只能是宪法中该权利应有权能、范围或者实施方式的自然延伸。不仅如此,对于将该种权利予以细化的法律而言,它可以扩大权利但不能限缩权利。正如学者谈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以削减言论自由……”时指出的那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些话,国会并没有被禁止采取任何有关言论自由的行动。削减言论自由的立法是不可以有效的,但是扩大和促进言论自由的立法却不同。”换句话说,国会不能通过法律来限缩诸如言论、出版这样一些不受限定的基本权利的权能与范围,但却可以扩大和促进言论的传播与表达。对此或有学者会质疑,法律难道不可以对权利加以限制吗? 自然,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权利,但问题是,任何一种权利都必定有其正当而合理的内核,逸出这一边界的权利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因此,对于宪法规定的权利来说,予以细化的法律只能是扩张权利的“量”或者增加权利的“质”。第三,审查的必要性。对于基本权利在宪法中没有限定而在实际法律中有可能对公民行使该权利进行目标、范围、程序等方面的限制时,相对于后面所言的允许通过法律来限制基本权利的例子,这类法律规定和行政措施就必须受到最严格的审查。如果由司法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则“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可以侵犯宪法保障的权利为根据,在法院中挑战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行为”。即使没有司法审查制,国家仍然需要建立其他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否则乖离宪法的法律规定以及对抗宪法的行政措施将层出不穷,宪法最终就只能成为一纸具文,而丧失其国家最高法的品格。作为最高法,它本身就要求受规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顺从,不允许它们以偷梁换柱的方式,来从根本上否定宪法所宣示的人们的基本权利。因此,通过违宪审查制度来确保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宪法基本权利应有权能的合拍,是任何主张法治的国家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至于基本权利的第二种情形,则明显与上述所言的基本权利不同,即它与宪法之外的“法律”明显相关。在我国宪法文本中,这又包括以下几种具体类型:

   (一)存在规定某一事项的法律是某一基本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这其中典型者即国家赔偿权。《宪法》第 41 条第 3 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在这里,国家赔偿权能否真正取得,根本上受制于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然而,现行宪法颁布于 1982 年 12 月 4 日并于同日生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颁布于 1994 年 5 月12 日,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这实质上即意味着在 1982 年 12 月 4 日至 1995 年 1 月 1 日这段期间,中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无国籍人)无从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俗话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但在公民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基本权利的事例中,真正的“皮”恰恰是国家赔偿法而不是宪法。类似的规定还包括《宪法》第 13 条第 2 款“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第 44 条“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等。

   (二)宪法确定了公民的某种基本权利,但在谁能行使该种权利的主体范围上需要考量其他法律的规定。典型者如《宪法》第 34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在该条中,除选举权排除外国人、无国籍人行使外,宪法在权利主体上还施加了两重限制:一是年龄,即主体须年满 18 周岁;二是政治权利,只有具有政治权利者才可享有选举权。“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附加刑。查现行《刑法》规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 56 条);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为 1 年以上 5 年以下,但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 55 条、第 57条)。

   (三)宪法明确公民享有某项权利,但该项权利可能因为其他法律的规定而被阻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在公民的人身自由方面,《宪法》第 37 条第 2款、3 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这说明公民的人身自由可因合法的逮捕、拘禁、搜查等而被剥夺或者限制;其他如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方面的规定也是如此,国家通过“合法”的手续可以堂而皇之地涉入。在公民的财产权方面,《宪法》第 13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同时也意味着公民的财产权因为公共利益可能就会受到限制。

(四)宪法规定某类主体享有某种权利,但该权利必须符合“合法”要件才有受保护的可能。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宪法》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与公共财产天然地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因而“神圣不可侵犯”(《宪法》第 12 条)不同,公民的私有财产是否能够受到法律保护,要以宪法以外的法律规定为准。此外,《宪法》第 3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宪法》第 5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两个条款也针对较为特殊的主体作出了权利必须首先“合法”的要求。此外,《宪法》中也提到了“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 4条)、“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 8条)、“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 11 条)、“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第 18 条)等集体单位的权利和利益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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