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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少华:周佛海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

更新时间:2013-07-03 20:36:41
作者: 闻少华  

  

  周佛海与汪精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结合的过程中,有时互相攻击谩骂,更多的则是互相利用吹捧,恩恩怨怨,不一而足,这方面周佛海表现得尤为突出,淋漓尽致。

  

  一 周、汪叫板

  

  1924年,周佛海在劝阻无效后脱离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发誓与中共誓不两立,声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对于周佛海这种疯狂的反共声明,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汪精卫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应当承认,汪精卫对周佛海这种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政治掮客作风,批判得确实头头是道,有一定深度。

  周佛海也不是省油灯,岂能咽下这口窝囊气,他时刻寻找机会报复,这个机会果然被他找到了。1927年5月,周佛海逃出了大革命中心——武汉,并写了一本反共小册子(《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有一段话是对当时号称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进行人身攻击的,而且是抄袭汪精卫骂过他的话来回敬汪,以汪之矛,攻汪之盾,原话是这样的:“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周还挖苦汪精卫是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的官僚政客。周对汪的绘声绘色,可算入木三分。

  看来,两人的积怨愈来愈深,很难化解。

  

  二 互相勾结

  

  物换星移,当1932年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再度合作时,周佛海处境十分尴尬,因为对汪说了那么多过头话,这个弯子可不好转。蒋介石知道周的难处,为了蒋汪合作的大局,他对周推心置腹地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蒋介石的一番话,使周茅塞顿开,等于吃了定心丸,于是伺机接近汪精卫。汪深知周是蒋的亲信,对周怀有戒心,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周佛海深有感触地说:“最初汪先生(汪精卫)也以为我向他劝说或者是依蒋介石的命令来试探他的内心的,所以汪先生非常的警戒我。我第二次见汪先生时,他才知道我的内心,而真正地说明他的心境。”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刺,出国治疗,周佛海与汪精卫一度联系中断。1936年底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于1937年1月兼程回国,其时周佛海奉蒋命赴香港迎汪。以此作为契机,周与汪敞开心扉,对时局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反对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样周与汪政治上的结合又深入了一步。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挑起了卢沟桥事件,紧接着于8月又进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间,力求避战求和,与高宗武、陶希圣一伙精心策划,并竭力鼓动汪精卫说服蒋介石停战议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准备外交接洽。”

  不仅如此,周佛海还在全国军民奋起抗日之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组织反战团体,即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胡适也经常光顾,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俱乐部地址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上述人士经常的一个话题就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也就是不放弃任何机遇对日本求和。周佛海相当自负地说:“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所以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主人的话,那么汪精卫实质上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关于这一点,周佛海有所说明:因为“汪先生(汪精卫)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主和)写给蒋先生(蒋介石)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运动。周佛海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如果不借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声望,不以汪为中心,他们将一事无成,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周、汪配合得相当默契,已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

  

  三 策划叛逃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翌年1月,其首相近卫文?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实际上宣告了关闭“和平”之门。然而周佛海及其“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仍不死心,他们狂呼:“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

  周佛海说到做到,接下来的就是加紧与汪精卫勾结,通过高宗武、梅思平等进一步与日方谈判,当获得具体乞降条件后,就加速策划汪精卫集团叛逃。

  关于与日方谈判的具体过程,没有赘述的必要;在这里只介绍一下日、汪密约(即在上海签订的重光堂密约)形成后,在决定叛逃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心态历程。由于汪精卫的犹豫不决,绕室彷徨,使周佛海大为恼火,甚至讥刺汪精卫,“无一定主张”,优柔寡断,缺乏领袖气质,埋怨之情溢于言表。

  陈春圃(汪妻子陈璧君的堂妹夫)在《汪精卫投敌内幕》一文中,有一段生动的回忆:“密约交到他(指汪精卫)手的最初一段时间内(1938年11月),他一直心神不定,每天吃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陈璧君还关照我们不要打扰他,并且对我说过:周(佛海)、陶(希圣)等曾劝驾说:‘你(指汪精卫)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日本打过交道的,还可算是顺手的’;但他说:‘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领事藏本在处理南京失踪案时,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所以干与不干,得由他自己决定。

  当然,和日本打交道顺不顺手,是汪精卫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而作为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决定落水当汉奸,恐怕是汪精卫要掂量分量的更主要方面。

  周佛海在其11月26日的日记中,就此事说得具体入微:“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

  周佛海充分了解汪精卫的性格,他对汪欲擒故纵,听汪自决。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周对汪和自己如实地作了描绘: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陈璧君)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圈,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复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

  汪精卫虽然经过“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但在反共媚日的思想指导下,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落水充当汉奸头目。周佛海为了拉汪下水,不惜“心力交瘁”,可算是卖足了气力。

  其时汪精卫的老搭档陈公博亦奉命由成都飞重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共商密约文件,陈对密约表示同意。他们决定汪精卫8日赴成都,11日赴昆明;周佛海则提前去昆明,等候汪的到来。

  以上事实表明,在汪精卫集团叛逃过程中,周佛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不是一般的成员,而是一个出谋划策、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

  

  四 伪廷斗法

  

  周佛海与汪精卫都是政治野心极端膨胀的人。就汪精卫来说,除了与蒋介石的政策分歧外,他不甘于仰蒋介石鼻息,看蒋介石脸色行事,屈居蒋下,这应该也是他叛逃原因之一。而对周佛海说来,除了反共媚日等因素和汪有共识外,他亲身感受到汪精卫对他是以“国士”相待,十分倚重,与蒋介石仅把他当作侍从不可同日而语。“士为知己者死”,他要伺机大展身手,弘扬抱负。这样汪、周等人投入敌人怀抱后,自然而然地向日方提出建立伪政权的要求。经过一年多的惨淡经营,日本帝国主义在诱降蒋介石的代号“桐工作”宣告失败后,别无选择地同意建立汪伪政权。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汪精卫登上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宝座,还兼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则以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后又兼警政部长。

  周佛海对此是踌蹰满志的。他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当然令周佛海烦恼的事也接踵而至。在伪政权建立前夕的青岛会议时,高宗武、陶希圣(汪集团成员)将日、汪密约携至香港在《大公报》上披露,令汪、周等人进退失据。接着,丁默?、李士群(汪伪特工)为争夺警政部长席位而相互火?,周佛海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顺势兼了警政部长。周佛海在日记中发牢骚说:“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又说:“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可见其狼狈情状。

  不仅如此,还有更微妙的人事纠纷,涉及周佛海与汪精卫、陈璧君的利害关系,或者是周佛海与陈公博的内部冲突,而周、陈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周、汪冲突的曲折反映,因为陈是老牌“改组派”,和汪的历史渊源更深。

  褚民谊与汪精卫、陈璧君有裙带关系,汪原打算安排他任海军部长,但此人“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公博)、周(佛海)向汪(精卫)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金雄白语,据说褚民谊为了要过海军部长的瘾,曾定做了一套大礼服,当得知做不成海军部长时,大呼晦气不止。)周佛海为此事对汪精卫强烈不满,公开指责汪任人唯亲。他在日记中写道:“接汪先生缄,仍拟以民谊为海军部长,此事余与公博极反对,而汪先生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之害也。”周还愤愤地说:“偕公博谒汪先生,仍反对民谊为海军部长,结果为敷衍其面子计,暂以之为外交部长。此举当然不甚适宜,然较之海军部,则比较不甚滑稽也。”汪索性自兼海军部长,周亦无可如何。

  在决定伪政权人选时,为了操纵各个部门,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一再向周进言,要想“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周采纳了罗的意见,由罗拟了一个名单,让周核定10人(即十人团),以拥周为目的,称兄道弟,结为金兰之谊,使其成为周佛海系统内的核心、死党。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再次改组十人团,把他们安排到各部、会,成为各部、会的次长,使周的耳目遍布于各要害部门。安排罗君强其人的工作,就颇具这样的目的和戏剧性。一次,在伪高级干部会议中,周佛海提出以罗君强任伪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俾驾轻就熟,当陈公博的副手。陈公博知道来者不善,看穿周佛海想通过罗打进政治训练部,就说:罗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也从旁敲边鼓说:谁也不能与罗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罗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罗君强虽未达到最初目的,却拣来了一个特任官。但这件事本身却暴露了周、陈(公博)也间接暴露了周、汪之间的矛盾。

  金雄白在汪伪时期与周佛海过从甚密,对周在伪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说过如下的一番话:“佛海在汪政权中,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之外,他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一部分的军队,他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特别是整个政权人事的任免,几乎由他一手包办,一个部会首长的更调,或一个省政府的改组,都由他预拟名单,呈送汪氏(汪精卫),汪氏也总是照批‘如拟’。”权力如此之大,作风又是那样飞扬跋扈,汪精卫要是不心生猜忌和企图加以限制,那才是怪事。

  褚民谊挂名汪伪外交部长,1940年11月,当日、汪双方调整邦交谈判进入扫尾阶段,有人问褚民谊,交涉情况是否顺利?褚牢骚满腹地说:“这件事由周先生和影佐(祯昭)二人去办理,不用我操心,等他们谈妥后,我来盖章。”周佛海也毫不谦逊地谈到他在日、汪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去年(1939年)在沪两月间之谈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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