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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汪精卫:虚无时代的“任性牺牲”

更新时间:2015-03-16 23:32:45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当中被认为是与秦桧、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然而,就在一百年前,这个名字却是国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 死囚牢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传颂一时的名句,连审判他的肃亲王都被他的人格与情操感动,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早年为志 士,晚年成汉奸,从流芳百世到遗臭万年,很少有现代中国人物像他这样两次轰动,且形象逆转。究竟是拥掌了权力后的汪精卫变坏了,还是二者之间有隐匿的人格 暗线?

   关于汪精卫研究,大陆、港台、日本和欧美学界,成果都不算太少,但很少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直至最近,我读到了年轻学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惊喜地发现汪精卫之谜终于被解开了:让他从天空堕到深崖的,其实是同一个性格逻辑。这一悲剧不仅属于汪个人,也是汪 伪政权中没落士大夫与小知识分子的集体归宿。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天崩地裂的“转型时代”,其中波及最大的,是传统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之下,读书人纵然 有万般想法,走的是同一条仕途。然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读书人不蒂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从此天下精英与从体制内部被抛离出来,成为帕森斯所说 的“自由流动资源”,一部分被新的社会体制吸纳,成为军人、商人、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出版商,另外一部分始终漂浮在外,无法在体制里面找到自己的 位置,这就成为所谓的“游士”:在体制边缘和外部游荡的、漂泊不定的读书人。

   最早注意到“游士”现象的,是一百年前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发现,王朝末年历次动乱和革命,都与两种人的大量浮现有密切关系,一种是过 剩的劳动阶级“游民”,另一种是过剩的知识阶级“游士”。中国的读书人,“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一旦被体制抛离,流落到江湖,就会与游民阶 级为伍。像宋江这样的“游士”便成为游民造反的领袖,领导改朝换代的革命。他们身上也沾染上不少游民阶级的文化:“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 嫉恶官吏、仇视富豪”。

   晚清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得“游士”出现了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波高峰,一时社会上游侠蜂起,从戊戌年间的谭嗣同到1905年刺杀出洋五大臣的吴樾, 慷慨就义、孤身刺秦的侠客文化在神州大地弥漫成风。同盟会就是一个革命“游士”的大同盟,其成立与科举废除在同一年,绝非偶然。从“江洋大盗”孙中山到两 湖志士黄兴,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他们与体制有着强烈的疏离感,云集在海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所以章太炎要说:“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 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晚清的反满革命其实就是一场“秀才造反”的读书人革命,但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是“游士”们的革命。

   汪精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在晚清的舞台。他出身在书香门第,原为浙江绍兴人,祖父中过举人,在浙江做过小学官。父亲是不得志的穷秀才,屡试 不中。绍兴有出师爷的传统,故其父常年游幕在外,在广东好几个县衙门里当一个小小的刑名钱谷师爷,以薪俸养家。汪精卫是他62岁时与年轻的小妾所生,是膝 下最宠爱的儿子。父亲以六十多岁的高龄亲自教其读书习诗,期待至深。

   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个特点,许多人的出身不是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来自于贫寒的农户家庭。为何如此?激进 青年都是情怀党人,他们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热忱,不仅渊源于家族的基因,也来自幼年的研习经书,这样的条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备。倘若家族不衰败,其 子弟衣食无忧,前途似锦,即令不能科举入仕,也可以花钱捐一个官,依然是体制中的一员。唯有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曾经阔过的贵族后代,不仅被抛到体制边缘, 而且饱受家族乡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态炎凉之痛感,很容易将一家之衰败与一国之腐朽联系在一起,激发起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心理。于是在他们的身上,兼有贵族 与游民的双重性格。杜亚泉如此分析:“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 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 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

   汪精卫的一生,就是这种集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在他13、1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从此随长兄生活。父母的宠爱与长兄的严厉,给他 以寄人篱下的心理刺激,表面对兄恭顺,内心极为忌恨,又无可奈何。汪精卫研究专家黄美真的分析颇准:“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 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覆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他虽然有读书的天分,早早以府试第一名考取秀才,后又顺利考取官费留 学日本,但到了20世纪初,时代已经变了,科举入仕废除在即,传统的正途已不能再吸引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云集在东京小会馆里雄心勃勃又心怀不 满的留日学子。汪精卫在东京法政学校速成科就读期间,最崇拜的人物不再是朱熹这样的儒家圣人,而是呼风唤雨的时代豪杰。他每次去神田一带书店,热衷收集西 乡隆盛、胜海舟等领导明治维新的武士伟人著作。周末去上野公园,每次看到公园门口的西乡隆盛塑像,内心总是升腾起一股崇敬之情:大丈夫当如是也!

   1905年,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黄兴,参与发起了同盟会,22岁就担任了评议部部长。他思路敏捷,文笔好,很快成为《民报》的重要笔杆子。在与 《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中,与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唇枪舌剑,声誉鹊起;再加上口才雄辩,到南洋宣传革命,所到之处招来粉丝无数,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华侨 富商之女陈璧君。当年他的朋友、后来成为政敌的胡汉民称道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 有工演说于精卫者”。

   晚清的中国墨学复兴,在边缘游士当中弥漫着一种久违的义侠气息,在戊戌变法当中慷慨就义的谭嗣同开其先河,在随后崛起的革命党人当中,侠客文化 更是蔚然成风。当年的同盟会当中,有两类不同的侠客。一类是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等实干家,他们从底层社会中来,有组织能力,少书生气,擅长与三教九流交 道,长期孜孜于联络会党,在新军中发展势力。另一类是像汪精卫、陈天华、杨笃生这样的书生,擅长文字鼓动,有反满激情,但缺乏坚韧与耐心。革命是一种极端 的政治,其中有高尚,也有龌龊,有酣畅淋漓的戏剧高潮,但更多的是日常琐碎的平庸--这是书生革命家既不擅长,也不耐烦的,他们喜欢过充满激进的生活,无 论是文字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也爱惜羽毛,希望革命事业纯而又纯,忍受不了政治之“肮脏的手”。一遇挫折,便走绝路。陈天华与杨笃生皆以自杀殉道,而汪精卫 做的是荆轲刺秦王之梦。自1905年吴樾只身刺杀出洋五大臣一举成名,随着同盟会在各地起义一一失败,以暗杀代起义的风气在革命党内愈来愈浓。甘愿铤而走 险、以身行义的,多不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而是像汪精卫这样的激进书生。

   《民报》同仁在海外高谈革命,被对手讽刺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而革命阵营内部又是派系林立,内斗不断。汪精卫受不了此等刺激,遂有行个人暗杀 之决心。他给孙中山写信:“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 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胡汉民竭力劝阻,但汪精卫决心已定。他将革命比作一场轰轰烈烈的煮饭,革命党人中需要有两种角色,一种为薪,以一己之牺牲燃烧自己化为灰烬;另一种为釜, 以坚韧的耐力默默忍受水煎火烤。薪釜合力,最后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汪精卫认为,革命者需要有“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一“不畏 死”,二“不惮烦”。他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怕死却不耐烦,只能做薪,无法当釜。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胡汉民留下手书:“我今为薪,兄当为 釜”,书罢走上了刺杀摄政王的不归之路。

   为什么汪精卫宁做为众人牺牲的烈士,而不当追求成功的英雄豪杰?天下以功论英雄,建立功勋要有耐力、有意志、有计谋,舍得在肮脏的权力场中跌打 翻滚。而世间以德论仁人,当烈士要比做豪杰简单得多,只须瞬间的爆发,有殉道的果敢与牺牲的无畏。文人革命家不耐政治,但常常迷恋于浪漫主义的自我毁灭, 正如本书的作者所分析的那样:“在革命者眼中,肉体生命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唯一的意义,在于投入一种更大的意义之中。将有形而速朽的生命,化作无形而永 恒的精神,留名青史。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真生命的开始”。

   从谭嗣同、吴樾到汪精卫,晚清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精神,其终极动力究竟来自何处?看起来似乎是与儒家的仁学混杂为一体的革命乌托邦,其实 乌托邦信仰的背后,有一种更为隐秘的虚无主义意识。晚清天崩地裂,崩塌的核心层面,乃是一套原本是天经地义的有机宇宙观。这套宇宙观是每个人生命之意义所 在,它可以让你在有限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生死之超越。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晚清,天变了,道亦变了。大变局当中,原先让人觉得确信无 疑的价值变得游移不定,不再可靠。唯一靠谱的,只是人自身,即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的、创造的意志。于是,距离近代自由意志说只有一步之遥的阳明学在晚清大 为流行,青年汪精卫也是阳明先生的虔诚信徒。但此时阳明的“良知”背后,全然失去了客观可靠的“天理”,只是一个惟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当实在的价值归于虚 空的时候,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便乘虚而入,占据了革命者的心灵。

   19世纪俄国的虚无主义有两代人,第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在西欧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冲撞中无所依傍,只能信奉一种没有信仰的信仰:对虚无的 信仰,虚无主义怀疑一切,所供奉的唯一大神,便是一己之自由意志。到了第二代虚无主义者,不仅有了信仰,而且诉诸于行动,成为了虚无党人,最极端的方式, 便是暗杀。晚清的革命者对俄国两代虚无主义都推崇备至,早在1903年,就有著名为“辕孙”者在《江苏》杂志撰文,热烈歌颂俄国虚无党人:“至哉虚无党, 讵非可敬而可学者哉!” 一个刺客,抵得上千百英雄豪杰:“夫天下事,苟一蹴可致也,则人尽能之,何待豪杰,一人已胜任,何待百千志士之杀身流血,一朝夕可几,何事数十百年之惨淡 经营。”这一看法与汪精卫后来的念头何其相似。

   虚无主义不相信任何确定的价值,更蔑视人间一切权威,无论在俄国,还是在晚清,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往往又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反抗一切暴力、压迫与不平等,热切期待建立一个自由的乌托邦。但这个自由,不是英美在法权体系下以权利体现的自由,而是欧陆式的自由意志与自我实现。 当汪精卫在《民报》上热烈讴歌自由与民主的时候,其乌托邦理想的背后,是有一层虚无主义的底色在那里的。革命党人多次起义的失败,让他产生了深深的绝望, 价值上的虚无主义,必定带来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他缺乏足够的韧劲去与黑暗势力纠缠,也没有耐心长期苦战,当绝望支配了他整个情绪的时候,只剩下一个反抗的 手段,那就是个人意志的展示,决然而然的暗杀行动。知难行易,行就是知,行动就是一切,个人的道德实践是最高理性,也是最高美德。于是,来自传统的王阳明 与来自俄国的虚无主义在晚清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迸发出强烈的唯意志论火花。

虚无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唯意志论的乌托邦,它不相信任何实在的价值,只相信个人自身的自由意志,这种超乎常人的“超人”意志,可以涤荡黑暗,制 造光明。晚清的暗杀党人所代表的革命乌托邦,是一种意志主义、创造主义的乌托邦,坚信自由意志的创造能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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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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