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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皓:1935-1937年对日问题上蒋汪权力之争研究

更新时间:2019-06-23 11:35:20
作者:    

  

   1935至1937年,随着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是应战还是“和”,摆在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面前。与此不可分的,是他如何处理与其政敌汪精卫的政治关系。以行政院长一职为中心,包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内,双方之间发生激烈的权力争夺,汪精卫遭到挫败。学界分析了蒋汪之间的分分合合与关系破裂,笔者也曾研究汪精卫在1932至1933年权力斗争下的“政治病”,但是对1935至1937年对日问题下的蒋汪权力之争尚无较为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下面加以分析。

  

   一、第一阶段,从汪“暂行备位”到请辞“本兼各职”而与蒋长行政院展开权力之争。

  

   曾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指出,汪精卫以和战问题作为争权夺利的手段,在1932年担任行政院长前“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上台后“又要大家维持和平”。1935年夏,日军制造胡恩溥、白逾桓事件,强迫国民政府接受《何梅协定》,华北危局严重,国民党内响起了改变对日妥协政策、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兼外长职的呼声。于是,汪精卫跑到青岛“疗养”,接着以“华北外交屈辱,备受国人指摘,中央亦多不满”而提出辞职。教育部长王世杰在其8月9日日记中记载说:“汪院长赴青疗养后,病状本已渐减;据赴青省视诸人言(褚民谊、陈公博等),原已确定本月中旬返京就职。惟近来在京中央执委及党员,颇多恐慌;惧汪返而对日屈服政策将更变本加厉。因是中央政治会议于本月七日会议开会时,覃振、石瑛、王陆一、焦易堂多人均主张设置外交委员会,以免外交大权之集中一人,并主张汪辞外交部长兼职。次日汪即由青电国府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会,辞院长及外交部长等职。”

  

   对此,蒋介石指责汪精卫“之思想与行动,幼稚如此,可叹!”他一度认为对日本的侵略已无迁就之余地,研究汪精卫“坚辞”后之“善后办法”,认为“政府不改组,金融无法措施”,因此着手“政府改组之准备”。随即,他认为对日政策一时还“不可骤变,故对内对外政策,惟留汪为惟一枢纽”,还需要汪精卫“暂行备位”。他“忠告各委员,消除意见,以固中央”。因此,国民党中央“挽留”汪精卫,汪“当然默许”。

  

   所谓“暂行备位”,就是汪精卫只是暂时继续担任行政院长;一旦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他“暂行备位”也就到期。日本在《何梅协定》签订后推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分裂华北。在这背景下,国民党自11月1日至6日、11月15日至23日、12月3日至7日接连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其中,五全大会最为关键,蒋介石思考:“此次大会,必使对倭外交,得到相当之作用,而挽救华北,为惟一要旨。”基于此,他在大会上“一字一句”宣布了“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相应地,国民党政府的组织与人事必然要调整,汪精卫去职行政院长兼外长是必然的。

  

   蒋介石原计划9月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随即“以剿匪与善后皆无头绪”而决定“索性展期至11月1日”。全会召开前夕,他研究“组织政院之准备与人事之安置”,打算安排汪精卫“为监察或考试院院长”,指责汪“当倭事,已失其常态”,“事事丧权辱国”。在蒋介石还在思考如何解决撤去汪精卫行政院长之职的难题时,汪在全会开幕之日被抗日爱国志士枪伤;这给蒋介石自然而然去掉他提供了机会,国民党元老邹鲁等人致电胡汉民指出:全会期间,蒋介石“决心抗日”,汪精卫“已辞职”,于右任、孙科、居正、戴季陶、陈立夫、陈果夫等“一致反对汪精卫”,蒋介石表示“汪如果决不复职,亦不勉强”。但是,汪精卫并不甘心,对蒋介石言:“吾两人之感情,有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误会?”他并利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蒋介石施压,邹鲁致电胡汉民指出:“汪突反职,由汪运动广田向蒋说话。现孙、于、居、戴及二陈仍力进行逐汪迎胡。蒋亦恨汪借日压己。六中全会时决改组政府,各方盼兄归甚切。”蒋介石在11月6日全会闭幕词中有意强调:虽然“衷诚盼望”汪精卫“早日康复,仍为党国继续努力”,但是“每一个同志均须以总理及先烈遗留之精神来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四届六中全会闭幕不到十天,五全大会即于11月15日正式召开。11月16日,汪精卫由于“还没有恢复康健,不能出席”,只能委托蒋介石“代为报告政治工作”。邹鲁等人指出:汪精卫“欲恋栈”,曾与蒋介石“切商”,但是蒋“炳定抗日方针”,“去汪以明对日态度”。冯玉祥也指出:蒋介石对两广表示“日一定抗,而政府也一定改组”。因此,五全大会尚未结束,汪精卫于11月21日“不别赴沪”。到沪后,他于12月1日“即向中央辞去本兼各职”。

  

   孔祥熙也“对行政院长职,急思尝试”。他联合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促汪精卫去职。这对蒋介石产生了一些影响,他一度认为孔祥熙继任行政院长“亦一道也”。随即,他思考是否仍由汪精卫继续担任行政院长,而以孔祥熙调任监察院,但是因担心影响法币改革而未决定。最终,他决定自己出任行政院长,在与冯玉祥谈话中强调:“为行政院部人选与我之行藏以及国家利害甚费踌躇,如我果藏,则我利而国害矣,况无可藏之理乎。”即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对预定担任政务处长的蒋廷黻指出:“蒋即将出任行政院院长。”在这情况下,汪精卫的企图落空,他12月4日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调治尚须时日,背间一弹迄未取出。”12月7日,五届一中全会决定:国民政府主席仍为林森,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曾经考虑通过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实行总统制。他思考:其一,总统虽然“对议会负责任”,但是“有解散众国会之权”。其二,五院院长“对总统负责任”,“应皆由总统提出国会通过,不必由国会选举”。其三,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其四,“总统任期定为六年”。总之,他强调“此时宪法,于总统职权,应有解散议会与任免五院院长之权”。他满意地认为“研究总统制与内阁制及王权之运用较有心得”。但在两广反对下,他只能“谦忍虚心”,以谋“粤方对大会共同一致,不加异议”。这就是说,蒋介石出任总统的时机并不成熟,只能出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还考虑是否实施总裁制。四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他研究“中央组织是否改革”“中委名额与党章”“中央党部制度改正”等问题。全会决定,“以后党政大计的进行,应留待第五次代表大会来讨论”。五全大会召开前夕,蒋介石考虑“党政制度已到改革之时否”,决定“修改党章与组织法,当以运用党政于两年内不受阻碍为主旨”。11月16日,五全大会讨论是否实施总裁制,不仅汪精卫,就是孙科、邹鲁等人也“反对修改党章总章”。邵元冲就此指出:“所谓领袖集权制之意见,约可分为总裁制与主席制二种,若此二种,均不采用,则仍用常务委员制,此事尚须征求介石意见。”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不修改总章”,“领袖问题不准提出”。11月17日,他表示:“中央干部中,用总裁名义,恐易滋误会,以不用为宜,如事实有必要,则至多用常务委员会主席名称。”

  

   既然不能推行国民党总裁制而只能实施主席制,蒋介石就提出“中央主席之权不必规定刚性”。上面已经提到两广方面提出驱汪迎胡的问题,蒋介石折中处理,11月30日预定推举胡汉民为中常会主席,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他讨论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动不动的问题甚久”,邹鲁、居正等人“很有话说”。蒋介石指责邹鲁“藉抗日为名,逼迫中央”,指责西山会议派“只知争权夺利”,他已“让与一切权利”,而西山会议派“犹以为未足,而必阻碍大计,反对国策”。12月7日,五届一中全会决定:以胡汉民为中常会为主席,以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蒋介石为两会之副主席。

  

   总之,随着华北局势的恶化,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必然发生变化,权力格局相应地变化。

  

   其一,蒋介石权力地位的加强是必然的。蒋介石总结1935年“成功之特点”时提到,“完成本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行政院,团结内部”。显然,他认为既“团结”了胡汉民、汪精卫,又实现了权力改组。他强调:四届六中全会、五全大会、五届一中全会“实为三个最大之难关”,他“忍受复忍受,悲痛又悲痛,幸得免于横决,而达成第一步本党复合之目的,期待一致对外之功效,无论以后之成败如何,而党国与个人之历史实划一新时期,则可自许也”。他自称:“推胡汉民、汪兆铭为党政各主席,本身愿任其副,委曲求全,苦心孤诣二语,自谓足以当之。”他又称,他并非“降尊就屈,委曲其全”,“实为应势顺时一定不易之常理。非此不能救国,更无以妥内”;并称“早有此意而时机未至,今则时已成熟顺理成章非实施不可也”。陈布雷指出:蒋介石任中常会、中政会“两会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长”,“遂躬负党政军重责于一身”。

  

   其二,蒋介石出任行政院长是必然的。蒋介石在五全大会上发表“最后关头”演讲后,冯玉祥指出,“大家向认为最后之时机,蒋之为行政院长,即最后时机,而打仗已有把握,并且确实抗日”。蒋介石要求:基于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请大会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政府势必竭诚尽能,对全党负完全责任”。大会“全场一致起立接受”。在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长时,孙科、邹鲁、居正、于右任、冯玉祥联名致函他“须定一抗日之步骤,否则成何会也”,他表示“和平要有一定限度。一旦有需要,行政院必须领导全国军民作重大牺牲”。1936年1月16日,他宣布:“现在政府订了一个对日的外交政策,就是对日作整个的交涉,解决一切纠纷,不再和他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谈判。本人身任行政院院长,一定负起这个责任。”他以张群担任外长负责交涉,陈仪就此指出:蒋介石做了行政院长,“决心要与日本政府作最后一次的亲善交涉的尝试”。

  

   其三,汪精卫去职行政院长兼外长是必然的。蒋介石1935年12月16日宣誓就任行政院长时称:“因汪前院长健康尚未恢复,本人与各部长官今日勉就新职。”如果不安排汪精卫集团骨干成员顾孟余职位,则“政府中汪氏方面并无一席”。蒋介石12月12日致电顾孟余:“今已发表兄为交通部长,部务不可一日无人,请兄即日莅京面商一切。”但是,顾孟余在蒋介石就任行政院长之前一日即12月15日到沪。1936年1月9日,蒋介石要求汪精卫催顾孟余“即来京”。1月13、26日,又多次致电汪精卫催促顾孟余“即日来京就职,千万勿延”。但是,一直到来年汪精卫回国,顾孟余“迄未就职”。

  

在邹鲁反对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时,汪精卫“因用手术取子弹受创,新发胆囊炎,颇剧”。接着,协助汪精卫办理妥协外交的外交部次长唐有壬12月25日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这沉重打击了汪精卫集团:张治中得报消息后“大笑”,李烈钧称“中国还算有好人”,邵元冲谴责唐有壬“助汪精卫媚敌,丧权摇动国本,今日伏诛,其死已晚,犹恨国家不能明正典刑也”。胡适指出:汪精卫与唐有壬不听其多次劝告“退出外交部”,“就死在对日外交之上!”蒋介石称:“汪精卫被刺,幸未致命,而唐有壬卒致殒命矣。”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终以老先生们之不赞成”而“不能不忧郁以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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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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