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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更新时间:2013-05-03 08:04:25
作者: 邵燕祥 (进入专栏)  

  

  华威西里塔楼的公寓里,墙壁重新粉刷过,书柜里的书都差参不齐,素雅的窗帘窸窸窣窣。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动作迟缓地戴上助听器后,邵燕祥凑近暖气片,声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脏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去劳改期间,没人告诉他,长时间用左肩挑重担,会对心脏有压迫。

  年轻时,大部分时间荒掉了,以为有些书可以老了再读。可等老了,精力体力甚至眼睛都不给力了。他看着那堆书,豁然一笑: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从根正苗红到成为右派

  

  1947年10月,14岁,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延安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中共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四十多篇随笔小品。尽管在他的“大朋友”们看来,“属于风花雪月的东西”,但诗人的才情,已崭露头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说,“他把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大约在1952年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不断传来。要建设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地质勘探应该先行,宣传鼓动,成了他诗歌的主题。

  1954年1月,一条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在抚顺举行仪式,他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就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

  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

  “在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反对‘胡风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邵燕祥说。

  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此时他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 “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贾桂香》,既是他在为遭遇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围剿而含冤自杀的女工鸣不平,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他还发表点名实指的讽刺诗,“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干部做了尖刻的嘲讽”,“对无所作为又架子十足的新官僚表示极大的失望”。

  其后,他给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复信,建议她将反映党总支迫害她的《控诉书》,“送党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半年后,林在“大鸣大放”中,因对法制、肃反、胡风案件和南斯拉夫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被定为极右分子。

  1957年初,他几乎没写东西,但报刊上发表了他去年冬天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前者是王蒙前一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来3个年轻人》的读后感,“提出文学作品不应回避共产党员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肯定了小说主人公对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所持的态度,说他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叩响了领导同志的门’”。

  至于《忆西湖》,他在2007年出版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中说,“《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我诗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写给儿女的《沉船》里,邵燕祥宣告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结论: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耻在“文革”

  

  1968年9月,已是“牛鬼蛇神”的邵燕祥随广播局专政队迁至北京房山路村劳动。在那里,他遭遇了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猝死。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了。正往我住的院子走,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到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地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但在这里,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第二天,刘宝瑞去世了。若干年后,他从与刘同屋者的追述中得知,当晚,刘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默不做声,在他的煎熬声中睡去。

  “最感压抑时,是否依然保有自己的底线?”我问他。

  “有。第一,绝不自杀。第二,交代材料要详细具体,要当作遗嘱去写。”

  不会自杀是早年的决心。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为此,民联组织对成员进行气节教育。恰好这时,他读到鲁迅在《南调北腔集》里写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他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反右中,大批知识分子自杀,老母亲一直担忧他会寻短见。“文革”中,他被关进专政队,“我写过一字条,托可靠的人捎给妻子。我告诉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假如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她一定不能相信。”

  尽管希望渺茫,他仍不放弃,“我总觉得我的事情会弄清楚的。所谓检讨,所谓交代罪行,我都认真对待。10年,20年,无论等到何时,哪怕我不在了,我也要让我的档案说话。”

  “文革”结束后,邵燕详将这份档案——他人对他的检举揭发,他对自我的讨伐,收进《人生败笔》。序言里,他这样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回顾自己从1945年到1976年的创作与生活时,他说道:“假如为我过去30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救赎在当下

  

  1979年,邵燕祥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担任中国作协《诗刊》副主编,直到1984年离开。

  一度,他的新诗写作犹如井喷。他在摆脱布尔什维克话语方式的影响,逐渐回归个人本位。“明显不同于50年代初期,诗人不再轻信和盲从,赞美中有诅咒,欢乐中有忧愁,”林贤治说。同样,他也关注到,“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妨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时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的?总之,自1986年出版第一个(杂文)集子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这与社会人心的浮动变化有关,”作家章诒和说,后来现实带给他的冲击力让他有更深地触动,需要及时地表达。

  “我曾把自己当战士,想成为为人民歌唱的歌手。现在我不想强调我是战士了,写杂文从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邵燕祥说。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他写道,“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分量?”

  “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章诒和自问。王学泰也感叹,一个人揭露他人的错误不难,难就难在剖析自己的灵魂。

  

  交待儿女不要从事文字工作

  

  人物周刊:王学泰先生说,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受挫的一个原因,在于民族性格的不成熟。而您让他感动的是,除了诗人的真诚,还有人格的成熟。

  邵燕祥:人格成不成熟,我觉得难说。对于一个人人格的评价最好是盖棺论定。很多人没到盖棺时候,便有很多的变化。当然,成熟的人格不会有180度、360度的变化。我倒是经常听到别人反映,说我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有时,我自己也这么看。(笑)

  很年轻时,我进入了政治。在中国这样前现代的政治生活当中,我的确显得过分天真,一个人本性的天真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天真,使得我多少能写出几首真诚的诗,这很重要——一个人要诚实。章学诚说过,修辞立其诚。写文章如果没有一个“诚”字,终究是站不住的。

  经过了长达30年的非正常年代,我留下的文字,不管是诗歌或是文章,更不用说检讨交代,很多都是不诚实的。但这里有区别,有的自己以为是诚实,但实际远离了生活的真实,也就远离了真理。造成的原因很多,有客观有主观,不能简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归咎于外部环境,或者全都自己承担起来。

  人物周刊:您曾在您的诗歌研讨会上,提倡“言为心声”,现在读诗是否真能教化人心?

  邵燕祥:在后现代诗之前,包括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在内,诗歌主要的作用在于审美。诗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示人在生活当中以不同视角,看待生活、自然、社会。好的、有创造性的诗,特别是富有想象力的诗,能让人更加细致地体验世界,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内心世界。

  你居然看到我在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你可能记得,我在那里说,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而在毛时代,诗和所有文学的功能,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革命功利主义”使那时最流行的诗都变成了政治口号、政治鼓动。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书“别了”似乎颇具深意。

  邵燕祥:就是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嘛!让历史人物回归历史。可现在有人还在呼唤他回来。

  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这本书后,觉得这个标题过了。他说你才写到1958年。我说对的,我是“文革”以后才彻底告别。

  还有朋友让我从1959年接着写下去,为什么只写到1958年?我本来想取书名《流水十三章》——从1945年抗战胜利,我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再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沁园春·雪》,然后在国共两党中做了选择,绝无二心地跟着毛泽东走,一直到1958年走向劳改农场共13年。开始我并没预计写到1958年为止,但写到这里,我想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主要不是写我的经历。写我的同时,也写每一时期的政治决策,以及我到现在为止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人物周刊:您的书中充满了反省意识。您认为,反省是自我的需要、诗人的需要,还是人上年纪后,回忆与思考的必然?

  邵燕祥:是作为从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来的,这么一个人的需要。比如反右,由于长时间的遮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遇到一位女士,今年五十多岁,已分不清干校、“文革”、反右。我们脑子里对哪年发生哪一件事清清楚楚,既然这样,需要留下历史的证词。我在《别了,毛泽东》中说,这是我“一个人的历史”。我不企图做宏观的东西,也不占有那么多材料。一个人的角度有局限性,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觉得我的经历和心路跟我们这一代或两代人是相似的,相通的。

  回顾我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条失败的路。不过屡败屡战,我是困兽犹斗。我也不期望什么样的胜利,因为最根本一条,我是一个人被一个党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力量把我打败,这注定我是要失败的。

  如说一生也有成功,最大的成功,是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孩子们至少体谅我,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看我写的东西。(笑)我特别跟他们交代过,不要学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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