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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肃反时期的爱情

更新时间:2015-05-12 10:58:33
作者: 邵燕祥 (进入专栏)  

  
  办公室里的恋爱
  她叫谢文秀。一九五三年她十九岁,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提前毕业,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张家口集训一段,等中央台机构调整有了眉目,才来北京,时间已是秋冬之际。
  那时候我将去煤都抚顺驻点采访,行前正办交接,在团支部的最后一件工作,就是从谢文秀手里接收她的组织关系。只看了她一眼,就记住了她矜持的眼神,脸色显得苍白,一件瘦瘦的毛蓝布外衣,罩着溜肩膀,很纤弱的样子,她把介绍信给我,一句多余的话没有,转身就走了。许多年后,谈起第一印象为什么这样深,我说,从我上大学,进机关,几年间,女同学女同事,你是第一个比我小的!小一岁也是小嘛。知道她分到工业组当编辑,我每想,不知哪篇稿子会落到她手中,她又会怎么看,有几次试探地打听工业组的分工,好像我的稿子她都没经手。事后自然也就淡忘了。
  没想到,在工业建设的现场跑了一年多以后,一九五五年三月我也被分配到工业组,听到这个任命,怦然心动了一下。沉闷的机关生活,单调的发稿业务,加上每周两个半天的枯燥的学习,真不如在外面采访活动远甚。但在这个陌生的办公室全新的环境里,左边不到两米远处,就是她的办公桌,而我管不住我的第六感觉,暗里关注着她的一蹙眉,一微笑,一插话。她的话很少,开会的时候话更少,只有她见到了原先的女同学,像黄亚男什么的,话才多起来,讲的是上海话。我很失落,进不了她的沪语文化圈。现在人说磨合,来形容人际关系,未免太“工业化”了。人之相知,更不用说年轻人,在敏感的年龄,人人都“心有灵犀”,再说,我虽不是个惯会献殷勤的人,但私心藏着一句“甘隶妆台伺眼波”(清人龚自珍句)的境界,如果没有组长、组员这个无形的屏障,感情的表达也许会自由得多,通畅得多,可是若不是有幸置身一个组里,能这么朝夕相处么。
  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那时我们机关的集体宿舍一般只给每人一张床,没有桌椅,更没有放书架的地方。晚上下了班,有家的回家了,办公室清静得很。我已经弄不清是因为她差不多每晚都在办公室度过,我也愿意留下来,不再满街游荡,还是因为我要在办公室读读写写,她也有意无意总是留在她那离我一两米的办公桌前台灯下,听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看小说。总之我们很默契,在往往是一支又一支《小夜曲》声中,谁也不说什么,沉默中传递着温馨的消息:我们各自都还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可以一起分享寂寞,共度这寸金的时光!
  天天在一起,还需要约会吗?第一次,是在五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怯怯地向她发出邀请,明天,我们去看苏联美术展览去吧?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了这个可贵的机缘,我永远感激那次美展上展出名画的列宾、希施金、列维丹们,哪怕还有后来的格拉西莫夫!
  然后,我们在星期天,也常常是相守在一起了。隔壁的农业组、财经组,以至整个楼层,只有我们这一间热热闹闹,黄亚男,好像还有彭紫荪,都来海阔天空地聊天,聊天之不足,我们唱过去的歌,我从她们那儿学会了不知谁作曲的李白《清平调》三章,“云想衣裳花想容……”
  也就在那个夏天,我写过几首关于黄河的诗,有一首呼唤“拚命地歌唱,拚命地爱!”诗评家如果知人论世,当不会把它归入“假大空”的系列中去。尽管在诗里的规定情景,“拚命地”唱的是豪迈的壮歌,而不是“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我到工业组,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我和文秀在工作关系之外,只是心底萌生了交朋友的隐秘意愿,远远没有更深的倾诉和表白,但已经被人们视为正在恋爱了。我知道,私下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幸亏我们没有什么怕人说的,我听过人们议论某些人的家事和“私情”,听着都觉得不堪;还幸亏我们的感情由浅入深,一直到结婚,建立家庭,合乎人们的道德预期。如果有一对男女青年,经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之后,在爱情和婚姻上各自做出另外的选择,那将承担的议论就会更沉重。
  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异性间是没有友情可言的,男女的接触总是指向所谓“男女关系”。人们的窥视欲因而格外发育,加上没有丰富的文化娱乐,在街头巷尾,难免张家长李家短;在一向以“反对自由主义”(例如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相标榜的机关团体,并不例外,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以至工间操这点空隙,也要用小市民式的飞短流长来填充。何况还有毛泽东的话垫底: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呢。

  
  我的肃反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我很快就获得了这样的“关心”“爱护”和“帮助”,却是从肃反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政治立场的重大关口切入的。
  一九五零年代初已经有过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引发的是机关团体内部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我所在的广播局大约从这年七月份开始按照上级布置开展运动。我们第三支部成立了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这样的小组全国各地各级机关团体都成立了,受命于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组织上一竿子插到底,政治上雷厉风行,层层抓“反动小集团”的高潮一下子全面铺开,遍地开花。
  在人民日报紧接着刊发三次加了“按语”的“材料”,把胡风和他的文学朋友们从宗派情绪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之际,正热中于写政治诗的我,受到“为政治服务”的激情怂恿,急匆匆写了《就在同一个时间》,用形象的描写把已经落难的胡风和他的友人狠狠地“妖魔化”,用他们的“鬼蜮”行径来证明肃反的必要性,呼唤人们在各个角落搜索暗中活动的“反动小集团”!此诗6月10日写成,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在第三版上为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肃反的长文作补白。很长一个时期,我为当时刊落了一句诗而遗憾,却根本没有反省它在这个自然也是“扩大化”了的运动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我到重工业部去旁听例会,在院子里就看到动员肃反的黑板报上全文转抄了我这首已不仅是“帮闲”的“诗”。这样为政治运动呐喊助威、剑拔弩张的东西,对于当时的绝非暗藏的反革命但列为肃反对象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如会场上的口号一样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吧。
  我们的五人小组,由广播局党组成员、主管编委顾文华牵头,参加者是工农财三个业务组的组长或副组长(我,苑子熙,刘彬),加上支部书记何光。
  有了领导机构,就要在管辖范围里排队,谁有可能是暗藏的什么什么呢?当然要找在“旧社会”里有复杂经历的人。一下就选定了农业组里的张耀康和胡曙。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张是浙江人,抗日战争后期进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政治大学前身)经济系,毕业时已临近国民党垮台,在家乡附近做过一段江山县税务稽征处长,一九四九年后上了上海老报人顾执中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结业后分配来电台。胡曙为福建人,著名侨商、“虎牌万金油”老板胡文虎的同乡,少年十二三岁时参加过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多时因局势恶化,由党决定切断组织联系,后来他辗转赴沪在胡文虎系的店里,从学徒而职员,解放后胡家撤离大陆,他上学读书,也是一九五三年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电台来。
  按照过去审干的标准,干部历史有“清白”与“清楚”之分。清白,就是没有政治历史“污点”;清楚则是虽有或大或小的政治历史问题以至“污点”,但交代清楚了。张耀康上过国民党政校,跟上共产党党校当然不同,不过他在参加工作和一九五一年“忠诚老实学习”时已经交代清楚,当时也经查证,做了“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胡曙当然不同于“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那么简单,但如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总不能凭空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问题。可是运动来了,在运动初期,强调“不放过一个坏人”总比强调“不冤枉一个好人”为先,五人小组里大家心照不宣,既然他们历史复杂些,那就再过滤一下吧;何况这次运动是要抓“暗藏”,能够“暗藏”至今的,总有更多障眼法,不那么一眼看得出来吧。
  我自知年轻,缺乏阅历,但凭我的直觉,这两个人尽管与年轻人在待人接物上有所不同,如张总是谦恭多礼,胡则显得城府较深,但这能成为怀疑的依据吗?这话我没说出来。许多年后,听说康生自诩从一个人的眼神就能发现他(或她)是特务,我如轻信自己的直觉,就判断其并非好人,这思想方法不是一个道道吗?不管怎样,大家都怕被反映为右倾,即使走过场,也得走了再说。顾文华有足够的政治生活包括审干、被审干的经验,他不说过头话,按部就班,上传下达,其实心里有底——这从他后来一到运动就称病回避,尽可能不参与整人,可见一斑。这次他没有退避三舍,但在他掌握下,第三支部对张、胡二人的审查,虽也开了几次会,由同事们纷纷提问,有时虚张声势地喝唬几声,却一直没有升温到非把他们打成历史反革命不可的程度。


  恋人受到揭发被审查
  运动进行中,机关党委接到了外单位转来对谢文秀的揭发材料。是她分到新华社的同学的交代,那同学在运动初期遭遇审查,可能是说了点什么,由此“顺藤摸瓜”(这是政治运动中借鉴侦察刑事案件的做法,一句耳熟能详的经验),力求“扩大战果”,于是追查到来京一年多的时间里,曾经跟哪些同学联系过,见过面,几个人喝过一次咖啡之类,年轻人哪经过这种阵仗,可不是一五一十地写成流水账。接着,就是每一次都跟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听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在场的还有什么人,一笔一笔,都得搜索枯肠,不厌其详地交代出来。
  这里面涉及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还是在校期间,因为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其实长辈都已经过世,在家乡土改工作队的勒令下,他不得不代表他的地主家庭回乡挨斗,他多少说起过这件事,这自然是个攻坚的缺口;他本人在运动中遇到什么,是另一回事,而凡与他哪怕只有一面之雅的人,也得缕述有关的经过,检讨自己有没有“丧失立场”的思想反应,等等。
  我作为五人小组成员,看了转来的材料,也看了谢文秀奉命写的材料。对照起来,若合符契,可证都是实话实说。而她对所谓反动言论只是听人说说罢了,并没有特别在意,这跟她一直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情况,参照看来也是一致的。同时,支部还对谢文秀一两年来接触过的其它人(主要是来京后有过些往来的老同学包括中学时的同学,以及在张家口一起集训的新同事)进行了走访或书面调查,没有发现其它问题。
  尚未到运动后期,五人小组也无权宣布对谢的审查结束。但至少在我,认为这一页已经掀过去了。谢文秀当然不可能是暗藏的反革命,就是那个替已故家长在土改中挨斗的人,光是向别人说说有过这么一件事,也不能算是反革命活动吧。这几个同学校友,更谈不上是什么小集团。我当时是这样认识的,这也在常识以下,没什么特别高明之处。
  不过,专业的党务工作者未必这样看。他们理所当然是一批党性最强的人,能够时时处处坚持党的原则。
  党委副书记顾湘是一位“老延安”,老大姐,四十多岁若在在今天还算“中青年”,而在当时革命队伍的年龄构成中,“三八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论革命资历仅次于“红军干部”、“长征干部”,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形势下由解放区农村“进城干部”的中坚力量,自然而然也赢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尊敬。
  我从1949年一到电台,就认识顾湘了,她也是“看着我长大”的老同志之一,我入党时得到过她衷心的祝贺。那时候电台人少,没有谁不认识谁。顾湘显然在解放区做过群众工作(政治术语叫群运,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例如青救会、妇救会等必须深入到陌生的群众中去争取同情和支持的工作),在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年轻人眼中,自是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她也的确关心我们,愿意接近我们——并无功利目的,也不是着眼于“做”我们的“工作”。
  在南河沿宿舍住邻居的时候,夏夜纳凉,她深情地向我们述说在太行的生活,还哼唱当地的民歌;她的丈夫张晋德,一九四零年代参与过秧歌剧——新歌剧《赤叶河》的作曲,五十年代初是中央台的文艺科长,热爱音乐,亲自到新疆采录老歌手演唱的《十二木卡姆》……我听高而公含糊地说起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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