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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与社会规范的演进

更新时间:2012-11-08 09:37:44
作者: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摘要:文章描述了达成集体行动基础的两条研究路径,一是关注实验研究提供的证据及其可能的理论解释;二是考察真实世界的经验证据。关于集体行动的这两条研究路径是很活跃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世界上的人有许多类型,有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更愿意为了集体行动的潜在收益而发起互惠行动。因此,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潜在的合作者如何相互发出信号,以及如何设计制度以促成而不是破坏有条件的合作。尽管还没有完全成熟的理论面世,不过,基于演化的一些理论对各种基于实验或者田野调查的研究发现的解释力也许是最强大的,因而有可能成为这一领域的核心理论。

  

  当共同受益(jointly benefitted)的机会出现时,群体会形成并采取集体行动,这是现代民主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曼瑟尔·奥尔森(1965)挑战了这一基础,提出了一个颇具刺激性的论题,即自利的个体不会提供公共产品。他写道:“理性的自利个体不会为公共的或群体的利益付诸努力,除非群体规模很小,或者通过强力以及其它特殊机制。”这一论断被称作“零贡献命题”(zero contribution thesis)。?

  在特定环境中,即使合作有利于实现共同的利益,理性参与人也不会选择合作,这一思想在n人囚徒困境中也同样体现了出来(Hardin,1971;1982)。事实上,和其它一些社会悖论一样,囚徒困境被看作是对集体行动问题的标准表述(Lichbach,1996)。“零贡献命题”为许多政策类教科书(以及当代的许多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个体无法解决集体行动问题,那就需要引入外部的强制性规则,以实现个体的长远利益。

  然而,这一命题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许多现象并不一致。至少,很多人会去投票、不会在纳税申报上进行欺诈以及为志愿组织积极贡献力量。目前,广泛的田野调查已经证实,为实现贸易的收益、实现风险共担以及为保护自然资源而设立并实施相关规则,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会自愿地组织起来。强有力的经验证据表明,政府实施的政策可能会阻碍而不是有助于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Montgomery&Bean,1999)。当然,研究也证实,在为集体福利付诸努力时,搭便车倾向是一个普遍问题。在所有已知历经多代仍能维系的自组织资源治理体系中,参与人会投入资源进行相互监督和惩罚,以降低搭便车的可能性(Ostrom,1990)。

  尽管这些经验研究对零贡献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目前还没有一种集体行动理论能够有效整合这些经验研究。基于自利个体的理论表明,协调集体行动非常困难,而实践中,这种协调尽管很难奏效,但确实广泛存在。于是,理论和实践之间产生了鸿沟。

  从事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学者们都在试图弥合上述鸿沟。近来博弈论领域(往往结合实验研究提供的证据)的一些研究给出了新的关于个体行为的微观理论,这些理论有助于回答前述问题(McCabe,Rassenti& Smith,1996;Rabin,1993;Fehr &Schmidt,1999;Selten,1991;Bowles,1998)。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们则在找出哪些因素可以提高集体行动成功的概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Feenyetal.,1990;Baland &Platteau,1996)。本文将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个方面来拓展这一命题的研究视野。

  

  一、集体行动中的理性选择:来自实验的证据

  

  政治经济学家的大部分研究建立在标准的理性个体行动模型之上,我称之为理性自我中心主义。广泛的经济学实验研究表明,在竞争性市场中,理性自我中心主义假设是恰当的(Kagel&Roth,1995)。不过,在市场实验中,实验参与人也不是第一轮就能够形成理论所预测的均衡,而是要经过五轮才能逐渐接近所预测的均衡。实验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验证了微观经济学理论对市场行为的解释力。?

  然而,在集体行动的情况下,结果却大相径庭。在通过实验考察个体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意愿时,线性公共品实验是广泛应用的一种实验。在这种实验中,每个人拥有一定数量的资产,并且必须决定投资于公共产品的投入量。当一个参与人贡献一定量的资产作为公共品(比如10单位)时,每个参与人(包括贡献者)会得到一定量的资产,比如,5单位。在这种设定中,如果所有参与人都把自己的初始资产全部投作公共品,就会得到最大化的总产出(如果有10个成员,一个成员付出10单位则可以产生50单位的社会收益!)。然而,在单次博弈模型中,理性自我中心者所能达成的唯一均衡是所有参与人都不进行公共品投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其他人的投资收益,而不用付出任何成本。?

  对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而言,只要这一公共品博弈的次数是有限的,每一轮均衡的投入都是0。因为他们会这样推理:最后一轮的均衡投入是0,那可以预期倒数第二轮的投入也是0,如此从后往前推,结果就是任何一轮都不会进行公共品投资。当然,这些预测是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的,即:每个参与人都完全理性;参与人只关心他们直接的金融财富收益;每个参与人对该博弈的结构完全了解并且相信其他的参与人也完全理性;没有外部的参与人可以使参与人之间的协议得到执行。?

  自从道威斯、麦克塔维什和夏克利(Dawes,McTavish & Shaklee,1977)首次进行公共品实验研究后,这种实验层出不穷(Davis &Holt,1993;Ledyard,1995;Offerman,1997)。到目前为止,以下七个方面的一般性发现得到了验证,并成为理论解释的核心事实。?

  1)在单次博弈中,参与人会将大概40%~60%的初始禀赋作为公共品投资,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的第一轮也是如此。?

  2)一轮过后,公共品的投入水平趋于下降,但远高于0。一个反复得到验证的发现是,在有限轮次的博弈中,最后一轮,有超过70%的参与人将不进行任何公共品投资。?

  3)相信在社会困境中其他人会进行合作的那些人自己也更加可能会进行合作。然而,在公共品博弈中,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投入水平的影响,其占优策略是不管其他人怎么做,他都完全不投入。?

  4)通常,进行博弈的学习会产生更多的合作行为。通过在实验中让参与人有更多的博弈时间,让他们学习什么是预测的均衡策略,可以很容易考察公共品博弈中的学习效应。艾萨克、沃克尔和威廉姆斯(Isaac,Walker&Williams,1994)对此作了简单的实验检验,他们在实验中让参与人先后进行10轮、40轮和60轮的重复试验,参与人在实验中知道每次实验的轮数。他们发现,衰减率和与博弈轮数成负相关关系。换言之,面临更多的博弈轮数时,参与人在其中的学习会使他们提高合作水平,而不是变得不合作。?

  5)和面临其它一些社会困境一样,面对面交流会使参与人在公共品博弈中的合作水平有大幅提高,这种提高发生在博弈的所有轮次,包括最后一轮(Ostrom&Walker,1997)。沟通效应非常显著,这和目前为人们所接受的理论并不一致,因为实验中的口头协议是不可执行的。因此,沟通只是“廉价协商”,根据现有理论的预测,这不会改变社会困境的结果。实际上,在协商过程中,参与人并不是将此机会用在如何愚弄他人以使他人合作,而是讨论最大化的联合战略,相互承诺,并且在总公共投资水平低于之前承诺水平时进行口头谴责。有趣的是,通过计算机终端发出承诺的实验,其合作水平远低于面对面沟通的实验。

  6)如果博弈的结构允许,参与人将愿意付出个人资源去惩罚那些公共品投资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在有限重复博弈中的最后一轮同样如此。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是不会有动机去惩罚其他人的。因为这种惩罚带来的好处要和许多其他人均等地共享,无论其他人是否投入资源进行惩罚。事实上,在美国、瑞士和日本的实验都表明,那些最初信任感很低的人会更加愿意投入到惩罚系统中,并且在有了惩罚机制后,变成高度合作者的几率更高。面对面的沟通比通过计算机终端发信息更有效,其原因很可能在于,前者可以使用丰富的语言结构。发自内心的厌恶搭便车者的人会用语言和肢体语言表示其愤怒,而听到那种语调或者看到那种肢体语言会给搭便车的人带来内在成本(Ostrom,1998a)。

  7)公共品投资贡献率受到许多背景因素的影响,比如所设定的情境,指派参与人的规则,增加参与人之间的竞争性,允许沟通,引入惩罚机制以及不同的收益分配方案。

  在标准理论看来,人们在面对同样的外在博弈形式时,会采取同样的方式进行评价决策。然而,这与上述事实并不相符。对于这种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为本科生的古怪。至少,在实验中,增加报酬额同样没有改变基本的结论。我相信,这些相当牢靠的事实将使人们不得不采纳更加折中(也更经典)的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

  

  二、构建基于多类型参与人的集体行动理论

  

  为了解释实验研究的发现,我们也许需要将一些关键假设整合在一起,以改进集体行动理论。如果我们假设在理性自我中心主义参与人之外,还存在两种参与人,即“有条件合作者”和“有惩罚意愿者”,这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解释公共品实验中的那些发现。

  我们把A这样的参与人称为有条件合作者:参与人A只有预期到,A以外的其他参与人只有在有足够比例的其他参与人采取互惠行动时他们才会采取且持续互惠行动,这时,A才会发起合作行动。有条件合作者会在单次的囚徒困境和公共品博弈中进行公共品投资。在重复博弈中,这类参与人的合作行为会激励一些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也进行合作,因为这样可以在前面轮次的博弈中获得更高的回报(Krepsetal.,1982)。在序贯囚徒困境博弈中,只要回报信任的比例较高,有条件合作者会倾向于信任他人而且也值得信赖。不过,有条件合作者对搭便车的忍耐力差别很大。有些人在看到其他人不合作时,很容易就失望了,然后就会降低其合作贡献程度。而他们降低合作贡献程度,会进一步让其他有条件的合作者感到失望。如果没有沟通和制度性机制阻止这种急坠,最终,只有那些最坚定的有条件合作者才会即便是在最后一轮都会贡献正的合作份额。

  前述发现中的前四个发现与在多数集体行动情形下会出现有条件合作者的参与这一假说是一致的。在一次及有限次重复博弈中,有很多参与人的初次公共品投资比率达到40%~60%。显然,有条件合作者在人群中占有相当比例。预期到其他人很可能合作将会增加这些人的合作意愿。进一步地,知道博弈要重复很多期,会使得有条件合作者抑制他们对搭便车者的失望,以保持在后面博弈中适中的合作水平(及联合收益)。

  第五个和第六个发现需要有第三类参与人,这类参与人有意向对推定的搭便车者进行言语上的谴责,或者进行有物质成本的惩罚。有惩罚意向的参与人也可能愿意在群体内对那些合作水平高于最低合作水平的参与人进行奖励。一些有条件合作者也可能同时是有惩罚意向的参与人。有条件合作者和有惩罚意向的参与人能可靠地促进集体行动的达成,并且可以创造使合作水平增加的机制。当允许面对面交流时,有惩罚意向的参与人会对辜负他们信任的其他人表达蔑视和愤怒,而当大家合作水平很高时,会进行大力的鼓励。对于集体行动的长期持续,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有人愿意付出一定成本来惩罚其他人。考虑到已有的经验证据,要质疑前述两种参与人的存在是不太容易的。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个理性自我中心主义者的世界里,这些参与人是怎么出现并存活下来的呢?

  (一)演化过程中多类型参与人的出现与存续

  演化理论提供了模型化人群中不同类型参与人出现与存续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在严格的演化模型中,个体通过遗传获得策略并且终生不变。在这种方式下,带有成功策略的个体将以更高的几率进行繁殖。多代重复后,携有更成功的策略个体将构成总群体的主体(Axelrod,1986)。该模型给了我们一个看待不同策略的竞争与存活比例的出发点。

  人类的演化主要发生在距今一万年前的漫长的更新世时期,持续了约300万年。在这一时期,人类以小规模的狩猎—采集群体的方式散居在地球各处。群体中的人们需要相互保护,分享食物,抚养幼小。他们要想存活下来,仅仅通过个体侵略性很强地寻求个体回报这种方式是不够的,还有赖于解决每天都会出现的各种集体行动问题。那些更加有效率地解决此问题并且学会识别谁是欺诈者、谁是值得信赖的互惠者的先辈们会比做不到这些的其他人更拥有选择性优势(Barkow,(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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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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