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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观众成本说:五四运动的一种政治传播学释读框架

更新时间:2016-04-09 14:45:51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摘要: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一个有着广泛动员和群众基础的集体行动。作为一场由外交引发而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社会运动,观众成本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分析框架。在笔者看来,观众成本是影响集体行动效果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中介变量。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在于它面临极高的观众成本。观众成本的构成不仅包括公众参与的数量、媒介与舆论的强度,也包括权力阶层内部的异质力量和国际受众的态度。国家政体及国际体系是影响观众成本的两个重要变量。国家越民主,则国内观众成本越高,国家越开放,则国际观众成本越高。“观众成本说”不仅为我们理解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视角,对于我们思考今天全球化时代的集体行动和国家决策也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五四运动 集体行动 观众成本说 政治传播学

  

   90多年来,对五四运动的分析与评价众说纷纭,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在政治家和政治史家看来,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也是一场“空前的民主运动”;在思想史家看来,五四运动被视作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启蒙运动”;在文化史家看来,五四运动则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出现的一场革故鼎新,狂飙突进的“文艺复兴”或 “文化革命”。[1]周策纵先生说:“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很少有像五四运动这样人们对之讨论得如此之多、争论得如此之烈,却又论述得如此不充分的事件。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运动标志着一种民族复兴或解放,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场民族灾难。即使对那些对之讨论最多或者欢呼最热烈的人中,其观点也是殊为分歧的。”[2]可见对五四运动的理解见仁见智。在笔者看来,“五四运动”可以视作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所谓集体行动指的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的政治行为。”[3]五四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首先,它有大量的群众参与,参与规模大,范围广;其次,它有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等抗议行为及广泛的社会动员和信息宣传;第三,它是反对政府的“制度外政治行为”。如果对照社会学家邱泽奇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即“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有明确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4]我们会发现,“五四运动”也是一起典型的“群体性事件”。

  

   作为近代史上著名的“群体性事件”,五四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成功的标志是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正如朱一鹗所说:“这是吾国政府屈服于民众势力第一回,而国民表示政治运动的能力第一幕了。”[5]那么,在五四运动中,为何政府会屈服于民意?同样是针对外交问题的群体性事件,为何1895年的“公车上书”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五四运动的成功是一种偶然还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哪些中介因素促成了运动的成功?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要探讨的核心内容:国内的集体行动何以又是如何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观众成本理论”对此加以解释。

  

   一、“观众成本理论”是理解“五四运动”的一把钥匙

  

   观众成本理论(theory of audience cost)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外交和国际合作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被称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6]这种视角关注国内的政治力量和舆论对国际交往中的政治家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国际事件具有公开性,领导人的行为就会受到国内外公众(也即政治观众)的注视和评判,在国际交往与互动中因此存在着观众成本。观众成本的存在能够影响国家间的互动,在国际外交和国际合作中发挥着影响力。[7]

  

   按照观众成本理论主要研究者费伦(Fames Fearon)的观点,之所在国际危机中会产生观众成本,在于国际危机是一个公开事件,通过媒体的报道或其他公开渠道,这一危机直接呈现在国内政治观众(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面前,国内观众可以直接观察到领导人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并据此来判断领导人的表现。如果领导人表现不佳或不符合公众的预期,那么就可能遭受国内政治观众的惩罚,这种惩罚包括受到批评谴责、支持率降低、声誉受损甚至被直接罢免等等,就是所谓的国内政治成本。与此同时,如果领导人的表现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失,则还会对国家形象、国际声誉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观众成本。[8]这种两种观众成本构成了对领导人外交行动的约束和影响因子。

  

   观众成本理论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笔者看来,观众成本理论突显了国际外交的几个特性:一是国际外交的“公共性”。在这一理论看来,国际危机也好,国际外交也好,首先它是公开的,可视的,因此会受到“可视性”及其范围的影响;二是外交与内政有着密切关联。这一理论宣布了以往国际关系研究中将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的假设是错误的。观众成本理论让我们看到,一国的外交不可能不受内政的影响。虽然不同政体的国家其外交决策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会有不同。但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海伦.米尔纳(HelenV.Milner)所指出的,“国内政治很少只有单一政策制定者的完全等级制,即使非民主体制也是如此。”[9]不论什么国家,它的外交总会受到内政的影响,总有观众成本的存在。因此,观众成本理论成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一把钥匙。我们也可以用这把钥匙来解开五四运动的成功之谜。

  

   在笔者看来,五四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国内-国际”互动事件。五四运动源于巴黎和会的不平等协议,本质是一场针对列强和中国政府外交行动发起的抗议。作为一场国内社会运动,它因国际外交事件而引起,最后又对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了影响。我们因此可以用观众成本理论来分析五四运动中的集体行动与政府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五四运动成功地迫使政府拒绝了列强的不平等协议。在笔者看来,政府决策发生这样的“逆转”和当时政府面临巨大的观众成本是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正是五四运动所造就的巨大的观众成本,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改写了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中,也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了舆论对运动走向的影响。但需要指出的是,“观众成本”和民意或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观众成本”是一个联接国际与国内的关系概念,它旨在从内政外交的互动关系中挖掘出影响政府决策的中介变量,对于我们理解集体行动与政府决策的关系比单纯地强调“舆论因素”更为全面和准确。再者,“观众成本”并不等于民意或舆论。第一、就集体行动而言,观众成本包括了一切可视性的信息,既包括言论信息,也包括公众参与,如游行示威等社会行动。而舆论仅仅是以媒体为中介的言论性信息的总和,并不是观众成本的全部内容。第二,除了公共舆论,政治场域中的反对党或利益集团的主张和行动等一些非舆论信息也是观众成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就政府的外交政策而言,舆论有支持性的,也有反对性的。而只有那种让政府或政治家感受到压力的舆论才构成观众成本。[10]因此,理解观众成本的构成和影响,对于理解五四运动十分重要。

  

   二、五四运动中观众成本的构成及影响

  

   在费伦的经典论文中,观众成本是指在外交危机中决策者向国外行为体“公开”发出威胁后退却下来所遭受的“政治惩罚”。[11]实际上,这种基于“观众围观”而形成的对政治家的“惩罚”成本不仅存在于外交危机事件中,也存在于常态的外交决策以及内政决策中。在笔者看来,只要政治领导人的言论或行为是为广大民众所能观察的,就会产生观众成本,政治家不可能无视“众目睽睽”下的曝光、监督、批评或抗议。观众成本对政治家或政府因此主要表现为一种“负向”的信息或行为:包括监督、议论、批评,也包括表现为反对态度的抗议与示威等行为。

  

   就五四运动而言,大量受过新知识新思想启蒙的精英和群众是五四运动的基本观众,比起前一代“观众”,他们更有文化和参与精神,也更知道反抗。更为有利的是,通讯手段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使他们能够集体行动,集体发声。他们的示威游行、抗议请愿等行为,以及媒体的呼吁与反对等社会舆论构成了政府外交决策中的主要观众成本。这些观众成本深刻地影响了政府的外交决策。

  

   (一)为数众多的新式“观众”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文人论政型的“集体行动”,但很少有群众基础。五四运动亲历者陆懋德说:“在东汉,北宋及晚明,皆有大学生聚众打倒卖国贼之故事。然而,近三百年来,学界青年敢在天安门开会聚众,并打倒卖国贼,此为北京所见之第一次。”[12]的确,相比于同样旨在反对签约的1895年的“公车上书”,五四运动具备的群众基础更为广泛,不再仅限于官僚集团内部或少数知识精英。这与这一时期大量的“新式观众”的出现直接相关。

  

   中国“新式观众”的培养壮大是一个逐渐累积的结果。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各种新行业开始出现,工厂、报纸、高等学校、法院、银行及其他专业化的新机构出现了,社会也开始形成新阶级——教育家、律师、工程师、报人、现代商人和银行家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各种行业协会(法团),如商会、律师协会、银行家协会等,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整合的趋势,形成了与政府的新型关系。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取代传统士绅地位的新的舆论领袖也得以产生。[13]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构成“舆论来源”的主要力量。在周策纵先生看来,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成份,他们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与发起者。这一阶层是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下成长起来的。虽然1862年中国就创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但西式的教育制度直到1907年才大规模实行起来。在这期间,通过学校教育,中国涌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西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从1912年到1917年的五年间,大约有550万在校或者毕业的学生。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约有1000万受过某种新式教育的人。这些人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沉默的顺民”,而是有着新思想的新公民,他们构成了五四运动的中坚和新式观众。

表1:1905-1919年中国新式学校的统计数字(包括全部高等和中、小学)[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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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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