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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超:制宪进程中的权力结构与知识人

——以张君劢为中心的一种历史构图

更新时间:2012-08-12 11:32:00
作者: 张璟超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宪政史中的重要人物,张君劢自清末至民国时代曾多次参与制宪事件及相关活动。在因应时代情势及相应权力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张君劢通过持续行动的开展,给后人呈现出一幅包涵宪法制定的过程、权力结构的变迁和知识人的意识—行动三元互动的历史构图。在这一动态的历史构图中,张君劢传承并发展了梁启超这一政治谱系中“组党立宪”、“办刊讲学”、“政治协商”三位一体的政治路线。更进一步,张君劢作为现代中国知识人,在此基础上也参与塑造了一种在“古今”“中外”的情势变迁中所形成的“法政调适”型政治文化。而在张君劢所展开的行动实践及背后承载的政治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制宪的过程与结果才呈现出相应的具体面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宪法在历史层面的有机结构也才得以形成和演化。

  

  【关键词】制宪进程、权力结构、知识人、政治文化、持续行动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

  

  ——《史记》卷一百三十

  

  一、引论

  

  要制定一部正式的宪法,其前提条件是统一的制宪权主体,亦即国家政治统一体[1]的有效存在。但是,这一条件的形成需要现实的国家权力结构[2]达致一种权势的规范均衡状态。而自清末以来,中国虽然草拟或制定了多部宪法性文件,却一直未能有效处理国家政治统一体的构建与维护这一历史过程问题。因此也就无法将权力结构中固有的矛盾冲突规范约束在制宪程序的框架下,并将宪法性规范予以落实,以实现正式的制宪乃至行宪。对于其中的影响因素或解决问题的可能面相,我们需要从更深广的视角加以考察。

  

  如果说“宪法的实质……是要形成一种反思性规范秩序的有机结构。”而“立宪”则“不等于起草一份最高纲领,而是建立一个可变而又可控的法律再生产的有机结构(constitution)。”[3]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有机结构视为因变量。而对于其中相应的各种自变量,如程序化妥协性(季卫东,1995) 、机制互动的循环性(季卫东,2003) 、观念语境局限性(王人博,2001)、执政党主导的公共仪式性(王人博,2005)、政治博弈的互动策略性(严泉,2004)、契约文化缺失性(张守东,2007)、双重主权结构(陈端洪,2008)、整体协调——分阶段演进模式(韩大元,2008)等诸种因素或面相,相关研究文献中已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但是,对于“面向实践的法律史”(黄宗智,2001)还应给予更充分的注意。同时,宪法也可说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共同行动的进程。”[4]基于此,相关知识人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的参与行动便应视为一种重要因素。而这种包含意识、计划、组织意涵的知识人行动实际又构成一种政治文化的面相[5]。对于中国宪政史上的相关知识人,除了一般的史料梳理性文献外,较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个体思想和整体思潮(王人博,2003);二是基于留学地域的群体考察(尚小明,2003);三是某一时段知识人整体各类行动的宏观结构(程燎原,2003);四是基于报刊宣传与社会动员这一局部行动的分析(程燎原,2006;唐海江,2007);五是从时代思潮视角论证一种“新法家”身份团体的形成(程燎原,2008)。虽然这些文献都涉及某种程度或方面上政治文化的探讨,却还缺乏从更具体的政治谱系视角出发,在权力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动态政治格局与知识人群体分化这一组背景论述下,对特定知识人个体的意识与行动进行的细节梳理和意义阐发。或者说,我们需要在一种“见之于行事”的视角下,尝试“在史实考订的基础上兼顾人与事前后左右的时空语境甚至更宽广的社会文化深层结构,以期获得更接近原状也更全面的动态历史形象”(罗志田,2002)。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采取以下论述方式:即选取一个传承并发展特定政治谱系乃至政治文化的知识人个体个案作为论述的中心主线,对其应对时代情势与权力结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持续性行动(即所谓“行事”)进行描述,进而阐发其对围绕此中心所呈现出的中国制宪进程及其有机结构的形塑和演化这一系列“前后左右”之语境—结构所具有的现实影响。而如果我们对中国宪政史上出现过的知识人加以考察,则会发现张君劢无疑算得上体现上述多面意涵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中国宪政史上不但参与多项宪政活动,更是其中相对较好甚至最为重要的1946年宪法的主要作者。但与此同时,对于张君劢在宪政史上的思想与行动,已有的张君劢研究文献中[6]尚缺乏前述视角下的深入探讨。如本文所界定的国家权力结构这一背景因素,以及张君劢在长时段范围内所体现出的行动持续性以及这一持续行动中传承与发展的一种政治路线、政治谱系乃至政治文化,作为制宪进程中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均缺乏专门的分析与充分的阐述。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即以张君劢在从“准备”、“起草”到“通过”整体制宪进程中的具体意识和行动为中心,在对既有史料与相关文本进行基于前述思路的重新梳理、编联和阐发基础上,进而呈现一幅包涵宪法制定进程、权力结构变迁和知识人行动三元互动的宪政构图。在呈现这一构图的过程中,本文尝试进一步论证承载具体政治谱系乃至政治文化的知识人其所进行的持续性行动在中国宪法有机结构中的特别作用与重要意义。如果我们是要更充分地理解中国宪政的制宪机制与整体结构,抑或是对张君劢其人的整体认识,又或者是作为行动主体的知识人在中国宪政史中的地位、作用与命运,那么就需要对前述视角加以重视,并以此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讨。通过下面即将展开的具体论述,本文希望对相关研究领域的作业有所推进。

  

  二、作为制宪准备的政治行动:梁启超引导下的“组党立宪”与“办刊讲学”之路

  

  (一)知识人张君劢的政治成长

  

  陈寅恪先生尝言,“种族与文化”是“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7]同时,陈先生认为,隋唐与近代相似,皆为“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并引起文化转变的重要时期。不过,近代所受外族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恐怕是要超过隋唐。甚至可以说,“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其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和塑造的,且最终必须由此来解释”。[8]而从具体内容来看,近代以来中国所面对的外族文明乃至整个情势,与隋唐时期又有很大不同。近代中国面对的外族文明主要是从近代西欧兴起的资本主义文明。随着这一文明的强势扩张,中国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社会等方面都逐渐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出现各个层面的社会分化。一方面,面对西方军事入侵与地方叛乱的频仍,清朝正规军日益溃败,地方新兴汉族武装崛起,最后发展到民国时期类似唐代藩镇的的武力割据,一种武力决定政治的格局因之逐渐成型。另一方面,作为传统中国权力结构构成要素的科举制度出现日益剧烈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西学知识、西式学堂乃至留洋制度都开始出现,从而导致人才在学科、思想、地域等方面的分流,最后促成社会结构的分化。

  

  张君劢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情势中,从转变中的科举社会走出。在清廷施行新政的期间,张君劢已经过私塾与法政学堂教育,并阅读过梁启超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激发起变法救国的思想,并对梁启超的《新民说》“佩服不已”[9],该著作中所畅言者如“今后之中国,非无思想之为患,而无能力之为患。凡百皆然,而政治尤其重要者。”等思想当对张君劢有颇大影响。因而,张君劢之后一有机会,即选择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在留日期间,张君劢通过在《新民丛报》发表政论文章,特别是像《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这样的具体引介西方议会宪政思想的译作,引起梁启超的注意,进而成为其弟子。时当清廷预备立宪,在参与其中时,梁启超曾系统阐述其宪政思想,一方面申明“制定宪法为国民第一大业”,“采定政体,决行立宪,实维新开宗明义第一事”,“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为第一要义”,并阐明“立宪者,以宪法规定国家之组织,及各相关机关之权限,与夫人民之权利义务。而全国上下共守之以为治者也。”[10]“宪法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据,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促进民权对于立宪的作用:“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和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经验而得之也。”“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11]而发扬民权的手段,则在政党:“在专制政体下,决无容政党发生之余地。政体既归于立宪,则无论其国体为君主,为共和,皆非籍政党不能运用……非真立宪之国,不能有真政党,然非有真政党之国,亦不能真立宪。二者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发扬民权另一手段,则是“鼓动舆论”。具体则如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当中所引犬养毅名言:“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日学校,二日报纸,三曰演说。”[12]

  

  张君劢在梁启超上述思想及相应政治路线的影响下,也形成了相似的“政治意识”,并在迈向这一政治路线的路程中逐渐获得相应的“政治能力” 。在这一时期,张君劢除了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政论,参与创办《宪政新志》杂志,向海外士子和国内士绅宣传立宪主张。此外还加入梁启超主导的政团组织“政闻社”,并受指派回国参与鼓动国会请愿运动。对当时的张君劢来说,由于其所受的前述各方面影响,其仍寄望于国内当权者中的开明派,希望借由较革命党温和的鼓吹和运动方式,来促使清廷改革政体,实行君宪,同时也以此抵制革命的激流。这是张君劢第一次直接应对时局的变动,而参与到具体的制宪事件中去。虽然还未进入到事件进程的核心,但通过这一时期的经历,张君劢在梁启超的影响下已开始形成其整体的宪政思想与行动方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张君劢开始登上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积累了最初的政治资望。

  

  (二)辛亥鼎革后的时局应对

  

  但是,时局发展到辛亥年的时候,却愈发变动得剧烈。这一年对于张君劢背后的梁启超及“政闻社”的立宪党人来说,可以算得上是颇为严峻。当时,手握重兵并获得上层官僚支持的袁世凯与孙文领导的革命党正在进行边打边谈的博弈。因应于此,梁启超则先后作出从“联北军倒政府”到“逼满服汉,和袁慰革”的策略调整。当孙袁两派最终达成协议,逼迫清廷逊位,确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体之时,对于梁启超及其麾下的立宪派来说则意味着革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而昔日的仇敌与当时的论敌则分据南北,掌握了朝野的权势。在这样的情势下,梁启超及其麾下的立宪党人何去何从,不免又有一番思量。而在当时国内的权势角力中,各方也在尽力拉拢其余势力。武昌首义后位居武汉革命军政府大元帅的黎元洪便在此时向梁启超发出邀请。[13]而时在国内进行活动的张君劢则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信梁启超,针对情势的变化,提出比“和袁慰革”更进一步的“联袁”对策。在信中,张君劢具体分析到:“……窃谓今后分天下者,袁、孙二党而已。吾党处此时代,所以待之者有二:超然独立,另标政纲,与天下共见一也;与两党之一相提携,以行吾辈所怀抱二也。如第一法之立身高洁,不斤斤于政权,以静待舆论之归,义极正大,且袁、孙二派皆非能建设今后之国家者,虽合无益。然立宪国中舆论之功,势不能仅恃其主义之纯洁,必也与人争选举,争议席,如是虽欲长居超然,势必有所不能。今世界之社会党,其初皆居于独立地位,终折入于议院政策者,其原因在此而已。由此言之,目前舍择二派而提携之,别无他法。此二者比较的适于建设之业者,实在北方,故森以为下手之方,在联袁而已。 袁氏为人诡谲多术,颇不易合,则森以为联合之目的,并非在争政权,借其势力以发展支部于各省,数年之后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可得焉。持此术以与袁氏合,为道当亦非难。且北方官僚中表同情于吾辈者,颇不乏人,借此以吸收才智之士,则党势愈厚。今后之中国,非造成一大党以为改革事业之中坚,则建设必不能完备,而危象且随而发现。今民党所造成之政体,虽非吾辈所欲,然此濒危之老国,何堪一二三度之波澜?吾以为今后建设之责,实在吾党,尤在先生之进退……中国南北情形迥异,比较的易着手者,实在北方,如欲进行,亦应先北而后南,所以应与袁合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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