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当下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不是中美“新两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0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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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  


在当下解释中美关系的理论中,一种比较时兴的理论是“权力转移论”。这种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学者艾利森(Graham Alison)。他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把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美国作为守成大国,认为美国的权力在向中国转移,两国的关系恰恰符合他提出的新兴国与守成国关系的理论。于是,中美两国及国际上掀起了“修昔底德陷阱热”,有学者进一步发挥,根据中美两国的GDP总量越来越接近、与别国拉开距离的事实,认定现在的国际间权力结构就是中美“新两极”“呼之欲出”,甚至说现在已经是中美“新两极”,2020年是中美新两极的“元年”。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当下国际格局的现实,可能引起误导。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答以下相关问题:

第一,全球化导致了国际政治中权力的集中还是分散?答案是肯定的,全球化导致了权力分散。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潮流,虽然现在有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但它挡不住全球化的大潮流。现实表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效应是国际间权力的分散化。

首先,全球化销蚀了国家的一些主权。在全球化中,各国都会让渡出一部分主权,同时也会享受别国让渡的主权。例如,关税自主曾被认为是重要的国家主权。但现在,所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都要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定来减让关税,但同时各国也都可以享受别国让渡的那部分主权,这就是趋利避害。

其次,国际组织和条约对国家主权形成制约。比如《巴黎条约》,所有加入的国家都要自主提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这就是对自己主权的约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就是觉得对美国的限制太多了,“损害了美国的主权”。

再次,越来越多有实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政治中来,如跨国公司、恐怖组织、国际犯罪组织、毒品卡塔尔等等,它们在国际间享有的权力远远大于从前,而国家对它们的控制有限。“9·11恐怖袭击事件”是恐怖组织对国际政治破坏的突显;特朗普要求美国公司与中国市场脱钩,但鲜有公司这样做,说明了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的权力形成了制约。

最后,技术进步也对国家权力造成冲击,比如互联网,人们获得信息的自由度是以前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刚刚出现,随着人工智能、量子力学等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显著。

以上是全球化对各国主权造成的侵蚀和制约,它对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也在所难免。这就说明,即使霸权国家,它对国际事务的操控能力也遭到了全球化的侵蚀和约束。

第二,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格局。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国政界和学界很多人说世界成了美国的“单极时刻”、单极格局。中国学者的多数看法是“一超多强”,但强与霸之间的实力距离确实很大。中国与俄罗斯曾经发表了几次联合声明阐述立场,如1996年4月的联合声明指出,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集团政治有新的表现。声明还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7年4月的声明又强调,双方将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回应时代和历史的迫切要求。由此可见,当下的国际间权力结构正处于转型之中,即从美国的单极向着多极转变,但这个转变是相当长期的、缓慢的过程。

第三,多边主义会不会导致两极格局?答案也是明确的,不会,只会导致多极格局。多边主义是在冷战结束、美苏两极格局崩塌以后逐渐形成的,到本世纪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越来越强,多边主义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威力。实行多边主义,就是要摈弃单边主义,国际上的事情由大家商量着办,世界的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以往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发言权,小国的发言权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于是,中小国家就联合起来结成地区组织,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非盟和东盟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尤其是东盟。东盟国家集体奉行“东盟中心地位”的原则(ASEAN Centrality)。根据这一原则,东盟发起并领导了10+1(东盟加中国)、10+3(东盟加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系列机制,它不受大国的左右和摆布,成功地担负起地区事务领导者的角色,并在周边大国之间充当战略中间人(strategic middleman)。“东盟中心地位”是数十年在东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行之有效的,是保持地区稳定的有益实践,也开始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实践与两极格局是格格不入的,这恰恰是多极格局的一种体现。联合国及其下属国际组织更是奉行多边主义。

第四,当今存在着产生新两极的条件吗?美苏两极格局的产生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反法西斯战争,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战争中得到极大提升,还形成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同盟体系。苏联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也在战争中得到大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另一个背景是冷战,在冷战中形成了华约、北约两大集团,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两极格局实际上是两个集团的对抗、对峙。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外交是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是结伴不结盟,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根本不存在集团的问题。

同时,现在的国际关系比两极对抗的时候复杂许多。中美关系比当初美苏关系复杂了,美苏之间没有如现在中美之间的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依赖;美国的盟国关系与当年也大不一样了,在有的问题上(主要是安全、价值观)它们仍然追随美国,但在更多方面(如非传统安全,尤其是经贸)它们寻求各自的利益。各国都寻求各自的利益,对国际事务有自己的主张和追求,因此,不可能形成两极。

在当前,美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仍然在综合国力方面保持着优势地位,此外没有别的国家在综合国力的各方面或较多方面领先。讲到战略平衡,自然非美俄莫属,而且两国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将会长期保持下去。要说科技创新和核心竞争力,除了美国,欧盟、日本也具有相当优势。欧盟在环境保护、碳减排方面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日本则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走在世界各国前头。中国的主要优势是GDP,不仅是现在的总量,而且是增长势头和潜力。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挑战。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世界的聚焦,中国也作出了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实现“双碳”目标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件难事情,中国尤其困难,因为中国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能耗的1.5倍。再如老龄化,这也是对各国的共同挑战,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时的人均GDP比发达国家低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来应对老龄化的资源相对紧缺。现在老龄化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但这仅仅是开始。

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国际政治中权力分散化的趋势,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再要像过去那样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是不现实的,这也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同样清楚的是,美国失去的那部分权力没有完全转交到中国手中,而是分散给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一个明显的例子是G20。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应对不了金融危机,就找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得以参与到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之中。就当前的国际格局来说,除了美国还在较多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外(这种优势也处在削弱之中),没有一个国家在各方面或较多方面占有优势,称得上是两极中的一极。

多极世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发展变化的形态,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总体来讲呈现这样一个特点:有的国家或有些国家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而另一些国家在其他方面占有优势,但不会是国际间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不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霸权国家。霸权兴替是既往世纪的历史,到本世纪已经过时。这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国际背景。中华民族复兴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美国,中国没有这个意图,更主要是时代不同了。美国担心中国要挑战、取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这是严重的战略误解和误判。“修昔底德陷阱”论可以休矣!“权力转移论”不是观察和分析中美关系的恰当模式!国际间权力结构向着多极格局的发展道路漫长曲折,但前途肯定是光明的。这是我们对中美关系不必过于悲观的根本依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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