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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平: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热点解析

更新时间:2012-06-10 07:12:34
作者: 胡大平  

  

  近十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话语成长的时期,在整体上,随着学院化马克思主义的生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基础、学理性质、历史流变、当代价值和未来走向等问题得到重新审理,研究范式转换、新形态建构和主体视域成为关注的焦点,现代性问题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重要的参照。按一些学者的概括,“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两个基本问题得到反思,“回到马克思”/“面向中国问题”、“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开辟新的哲学道路”、“哲学范式转换”/“阐释与创新”等流行口号为标志的方法论高度自觉和学术共同体整体思维方式转换成为新的动向,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新形态的冲动清晰可见,这为中国学者具有独立精神的理论创见、注重学术含量的思想创造提供了前提。

    

  一、历史背景分析

    

  近十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近中国现实的产物,而不是某种自然的历史延续,尽管许多主题和争论方式由于路径依赖与更早的历史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围绕教科书的争论,它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去苏联化动向的延续,又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受到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的直接影响。为说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点问题,需要澄清其主题和讨论形式变迁的历史背景。

  1.“后文革”政治与人学主题的蔓延

  一般意义上讲,学者们在今天都偏爱突出当代中国之改革开放特征,并以此来解释它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就文化特别是社会思潮的争论来说,许多重大的主题恰恰直接与“文革”联系在一起,即最初出于对“文革”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人本主义的解释以及异化论的兴起,便是典型例子。与20世纪50-60年代“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东欧哲学发展具有高度相似性的是,“文革”结束后,以异化论为框架的人本主义话语的快速泛滥,以及以实践哲学为旗帜的学院马克思主义话语获得胜利。然而,在这一理论动向的发展中,因为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而受到官方的干预,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异化论暂时停止了自己的声音。不过,随着教育部1985年启动新一轮高校两课改革,由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编写引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问题的讨论逐渐使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哲学成为显学,这实际上是上述弘扬主体性哲学路线的延续。这一路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主流。

  与这种思潮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发生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事件是,“文革”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成长起来并开始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力军,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学科领军人物几乎都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并在1992年前后获得教授资格,成为该学科的实力派代表。他们的研究旨趣、视野和知识背景显然都不同于先前一代。在直接的意义上,他们的研究并非完全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更多的是出于对现代性批判之理性知识路线的思考。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终在人本化总体趋势中开始了多样性的学术话语构建。在多样性的发展中,学者个人的学术话语逐步挣脱出教科书式话语而成为一种显著现象,文本解读开始替代普及式原著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探索开始替代教科书体系建设,研究范式探索、对话和批评逐步成为一种呼声。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强调国际化(即挪用西方同行的成果)还是本土化,是突出实践还是主体间性,其实质都是人本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和深化)而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以现代性批判为主要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径。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确立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一话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着直接而复杂的影响。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政权的道路上便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科学地位,走自己的道路。所以,“理论联系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历来被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文化大革命”之后,为恢复这一原则和解决教条主义问题,中国思想界曾经兴起一场大讨论,即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大讨论,与历史上的其他重要的思想运动一致,都是通过群众性运动来解决党内高层思想僵化问题。这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人们接受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塑造了思想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策和实践的大幅度调整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问题)和加强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的需要,这使得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甚至需要上溯至最高领导层次的裁决才能平息争论。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等得以定义,以回答诸如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在全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是否标志着公有制地位的下降、社会发展到底是效率还是公平优先等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构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许多重要讲话的背景。由于学院研究及其话语始终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所以它的波动与上述特征一致。

  此外,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是一个二重化的过程,一是以“解放思想”为口号的高度灵活性;二是以“发展是硬道理”为口号的高度实践性。有趣的问题就产生在这里,在总结成功的经验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问题的解决时,理论上的反思恰恰重复了改革过程的那两个特点,高度灵活地、实用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例如,在强调GDP时就强调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甚至还出现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观点颠倒为市场经济建设原理的做法。

  3.市场经济及其物化后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和研究方式的多样化是“后文革”中国经济政治变迁造成的基本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具有特殊的意味。这是因为,随着市场化所引发的拜物教后果的普遍化,作为现代性批判话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极为显著地成为学院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之一。其中重要表现包括,在哲学领域,以现代性批判为中心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点并在中国语境中以货币哲学或资本哲学之形式重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路构成显学,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形态的探索等等,在文艺学(美学)、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等领域通过消费社会批判、资本意识形态批判等路径而广泛流行的类似西方左派的批判话语。

  4.研究的国际化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激进思潮逐步成为研究对象、挪用的资源和对话的对象;参与国际会议、和国际同行合作逐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的做法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不少研究仅仅以“国际化”的名义大量引进西方时髦话语,缺乏与西方同行相关理论的真正对话;但是借由国际化,中国学者不仅打开了传统较为狭隘的理论视野,而且借由对西方最新成果的借鉴而实质性地打开了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二、理论热点解读

    

  近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热点有很多,变化也快,正处在分化、深化、转型和整合之中,在对话与整合的基础上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1.教科书批评

  正如许多学者强调的那样,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许多重要变化都与对教科书的反思有关。在相当长时间里,围绕教材编写的争论一直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在其中,诸如“马克思主义是体系还是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名称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引领着争论。同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亦是以教材为指针的,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服从于原理体系建设需要。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教科书改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与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不一样的解释体系,即实践唯物主义体系。正是围绕这个体系的争论促进了对教科书的整体反思、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索。不过,以一个新的体系来替代旧体系,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许多基础性难题和产生真正的理论创新。因此,近十年来,对教科书的批评也十分显著。几乎所有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教科书的批评之上,尽管这些研究对于教科书的理解并不一致。

  在一般意义上,多数学者所称的教科书都是指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体系,即苏版教科书,这被视为教条主义的表征。对于这一点,不少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并不等同于苏联,实际上从1961年开始使用的教科书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思想为底线的,这意味着不能以苏联的问题来否定中国的教科书;同时,教科书也不是从来不变的,它本身的表述和素材也在不断更新。第二,不能把教科书与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直接等同起来,毕竟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需要一个ABC体系,更重要的是,一个完整严密的表述体系是科学发展的标志之一。

  由于教科书问题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中的权威解释和科学性质问题,又与中国现实之单一的意识形态需要与多样性理论表述之张力相关,因此围绕教科书的争论也十分庞杂,例如体系/方法、体系的不变性/可变性、哲学/科学/世界观等基础问题,又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具体内容,例如哲学基本问题、本体论特点、自然辩证法等等。

  在所有的争论中,最重要的是对教科书的研究范式的反思,这种反思提出了哲学观问题[1]。这也触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更深问题,即将之视为表述客观规律的科学或世界观。不少学者认为,由于这一点,在教科书中,人及其日常生活是不存在的。也因此,无论强调人和实践,还是主张实践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活哲学,都对教科书抱有某种程度的敌意。

  对于强劲的教科书批评趋势,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汪信砚认为,中国流行的“教科书批判情结”实际上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对教科书的批评和否定,直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动摇了人们的信仰。[2]另外一些学者则针对体系哲学、旧思维以及僵化和缺乏个性等问题作出回应,如在郑镇看来,批评本身不仅缺乏对教科书的准确理解,而且并没有切中问题实质,以“实践本体论”等“新”思路替代传统物质本体论的做法在逻辑上不能成立。[3]还有一种重要的意见是对这种争论本身的价值的质疑,他们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式不是解释而是实践的。[4]

  2.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和生存论导向

  中国学者在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和当代价值的过程中,一直把本体论问题作为中心,因为该问题似乎代表着学院化研究的基础,即对传统世界观和科学之说研究根基的颠覆。由于这个原因,本体论的探讨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和当代价值的探索联系在一起,与实践唯物主义、文化哲学、日常生活哲学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也因此遇到了各种批评。例如,孙麾怀疑其意义。[5]对于这种批评,坚定的本体论主张者,例如邹诗鹏亦提出了自己的反批评,公开阐明了本体论研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和价值,它表明了一种远大的志向:基于马克思哲学精神,并以马克思的名义,创造性地构造一套能够开放和解释现代性社会的生存实践及其复杂矛盾,并且能够历史性地引导人类文明的理论体系[6]。

  当然,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来说,学者们见解各不相同。归纳起来,除了坚持世界客观实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主张之外,还有社会存在论、感性实践生成本体论、物质本体与实践本体论、客体本体论以及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人的存在相统一的本体论,生存论本体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本体论言说虽名谓与意蕴并不一样,但都紧紧扣住实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根本地位与作用,并从态度、存在方式、思维方法等方面深入解读实践的本体论意味。因此,在这些不同的本体论定义之间,尽管也存在争论,但实际上多数时候分歧并非想象的那样大,只是在物质本体论与其他本体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因为这关乎马克思主义之唯物主义基础的理解。

  可以看出,就本体论研究的基本趋势来说,存在论或生存论是主流。高清海先生尽管并不明确持有生存论的见解,但他对这一主流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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