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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什么是中华马克思主义?

更新时间:2022-11-09 23:51:34
作者: 柯华庆 (进入专栏)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华马克思主义

   柯华庆

  

   本文刊载于《远望》2022年7-9月号(总406-408期);作者柯华庆是“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本文是《四元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构》精华版,原文13.6万字。

  

   编按:中国走向复兴,必须基于四个自信:“道路自信”是“走得到”(必能复兴),“制度自信”是“走得稳”(不会出大错,一治不复乱),“理论自信”是“说得通”(对道路与制度背后的道理说得清楚、有说服力,能建立话语权),而“文化自信”则是最根本的自信,是认识到并深信“中国本该如此”──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周初就已经基于武王伐纣的革命实践和周公制礼作乐而建立了前三种自信,才会在《诗经·大雅·文王》中写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天的中国人若没有文化自信,前三种自信就缺乏底气,难以建立足以说明并指导道路与制度的理论,然后也就无法对道路择善固执、对制度逐步完善。

   柯华庆教授提出党导民主与党导立宪理论,就是试图在理论自信上有所贡献。本文则是他的新着《四元论纲要: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构》的精华版(原文13.6万字),是他基于文化自信对其理论做出的进一步深化。柯教授提出的“中华马克思主义”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但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根本处突破了马克思哲学受到的西方思维定式之侷限,使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能合理“嫁接”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继续发展,令人有如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般地豁然开朗。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跳脱“本本主义”的窠臼,走出既属于新时代的中国、也属于建构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论新路。因此,《远望》郑重推介此文。

   不过,对柯教授借用生物学上的“嫁接”来说明“中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我们还需要做一点补充。正如柯教授在文中所言,“物事”与“人事”有其区别,因此自然界事物遵循的原则未必与人类社会运作的原则相同。所以我们在借用自然界的现象来描述人类社会时,必须了解这充其量是一种“启发性的比拟”,可以引导我们去注意某些因素及其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不能将前者视为对后者的充分“解释”。例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第六章中,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答曰:“定于一。”可见孟子主张天下必须一统,才能安定。但为何如此?在《万章》第四章中,孟子又引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就是以自然现象(天无二日)来解释为何天下必须一统(民无二王)。事实上,二者之间毫无因果关系,只是读来顺口。而且,宇宙中真有“天有二日”(或更多太阳/恒星)的例子。如“联星”(binary star)就是两颗恒星组成的星系,围绕着共同的质心在轨道上互绕。在这种联星系统中,环绕两颗恒星而运转的行星称为“环联星运转行星”(circumbinary planet)。第一个被确认属于联星系统的系外行星是“克卜勒16b”(Kepler-16b),如果在这行星上有生物,它将看见“天有二日”,而天文学家也因此戏称此行星为电影《星际大战》中的虚拟行星塔图因(Tatooine)。可见“天上有几个太阳”完全不能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应有几个统治者”。

   然而,在社会科学中,确实经常有人引用自然界的现象或事理来“解释”社会现象。例如,“系统论”(system theory)或“结构功能论”(structural-functionalism)就是把“社会/政治系统”类比于生物有机体。这种类比,固然可以引导我们注意并寻找促成社会“健全运作”的各种因素(当然何谓“健全”也言人人殊),但也会使我们忽视人类社会内部几乎无法避免的结构性矛盾,造成观察的盲点,使我们无法解释较剧烈的社会变迁或解体,如大规模动乱、政变、革命。所以,如果引用生物学上的“植物嫁接”来说明人类社会里的“哲学嫁接”或者“文明嫁接”,也是“启发性的比拟”,但不是充分“解释”。只因“哲学嫁接”或者“文明嫁接”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柯教授适度借用“植物嫁接”来说明两种以上的哲学或文明如何才能取长补短、完成新生,确实能够言简意赅地让我们注意到“中华马克思主义”如何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砧木)之上嫁接马克思主义(接穗)而生。因此,这样的说明是有益的,但实际完成此一“嫁接”还需要做许多细致且深入的研究、思考与选择(类似汲取砧木的养分、摘除接穗的枝叶),不能坐等新品种的“中华马克思主义”自动长成。

   新时代的中国理论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如何将现有的国际霸权体系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这还是必须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里“天下观”的智慧。对此大业,我们不只期待柯华庆教授继续努力,也期待更多中国人集思广益,共襄盛举。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指导思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又成为中国社会的法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领导人基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赋予了其时代化内涵。那么,不同领导人和不同时代提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普遍的哲学形态?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华马克思主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从理论到实践,那么中华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实践到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在不同时代的政治实践中再度抽象化、理论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中华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和普遍化。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是“舶来品”,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华传统哲学是生生哲学或者生命哲学,由《周易》奠定。《周易》包含《易经》和《易传》,《易传》是《易经》的哲学解释,是讲宇宙的生成和人类的繁衍。《易经》开篇一是乾二是坤,《易传》开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生生”的前“生”是名词,即生命本体,后“生”是动词,是生长、生育、繁衍。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揭示了中华传统哲学的精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用生生哲学看问题,必然是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和面向未来的,世界会越来越复杂,是开放的包容的,儒释道所以能在中国长期共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底层构成,以及马克思主义所以能从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与中国革命实践与传统文化结合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法定指导思想,其哲学根源即来自于此。西方传统哲学是以古希腊为传统形成的西方近代哲学,是还原哲学。还原哲学认为:世界真实存在的不是多而是一,复杂的东西就是简单或基本的东西组合而成,通过基本的东西可以解释所有复杂的东西,只有一种解释才是真正的解释,这也是西方一神教的哲学本源。生生哲学与还原哲学是中华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根源在于中华传统哲学是人事哲学,西方传统哲学是物事哲学,因而前者是关系本位和二元统一,后者是实体本位和二元对立,前者是变革的辩证逻辑思维,后者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思维。中华传统哲学的二元统一和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一直是中西思维方式之争的根源。在中西已经成为一个统一体的背景下,仍然将中华哲学或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对立起来实质上是西方传统哲学思维。中西哲学的融合是中华哲学的必然要求,因为中华哲学一直是阴阳一体和对立统一的。

   中西哲学的统一既不是一元论、二元论,也不是三元论,而是包含一元、二元和三元的四元论。“元”是最基本的不可以再化约的东西,可以是实体、关系和时间,以往的哲学将“元”局限于实体,所以跳不出二元论。四元除了两个实体元,还有一个关系元和一个时间元。在西方传统哲学中,两个实体元是物质和意识;在中华传统哲学中,两个最根本的实体元是阴和阳;在四元论中,两个实体元是对立的两个不能化约的东西,例如主体与客体、党与人民、道德与法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等等。四元论揭示两个实体及其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发展。任何复杂的关系都可以分解为二元统一关系,成为三元,而任何关系又都是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所以哲学是且只可能是四元论。[1]四元论可以理解为事物关系实在论和时空关系实在论的统一体。量子力学揭示事物关系实在论,相对论建立在时空关系实在论基础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四元论的自然科学基础,事物关系实在论与时空关系实在论是四元论的自然哲学基础。当然,四元论不仅仅是自然哲学,更重要的是人的哲学和社会哲学,是人类哲学,因而是统一世界的哲学。

   四元论的突破有两点。首先是将“关系”作为与两个实体平等地位的一元。原来的“二元统一”要么变成了一元要么仅仅是一种说法,现在“二元统一”既将“二元”突出出来,同时将“统一”关系揭示出来,这样就将“二元统一”变成了三元论,解决了二元统一在二元论框架下到底是一元还是二元的死结,因为二元统一实际上既不是一元也不是二元。其次是将时间维度引进来作为一元。现代科学已经认识到宇宙是有历史的,人类是进化而来的,社会关系都是有其产生和发展过程,要解决好社会问题首先需要了解这种关系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应该认识到,不同的人所认识到的世界可能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世界的认知也可能不同。不同人认识到的世界可能是四元论的,也可能是三元论、二元论、甚至是一元论的。四元论是本体论,而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和四元论可能成为不同层次哲学家或者哲学爱好者的认识论。认识论下的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和四元论可以简单用公式来表示。所有讨论的前提是至少有两个实体x和y,一元论可以用y=f(x)表达,f表示必然性因果关系;二元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r(x, y)=0,0表示两个独立实体x和y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种是r(y=f(x), t)=?,表明y是x的必然性因果关系,但这种必然性因果关系可以随着时间(t)而变化;三元论可以用r(x, y)=?表达,其中?表示关系r需要求解,因此也是一“元”;四元论的一般形式是R(r(x,y), t)=??,其中r表示两个实体x和y之间的关系,R表示实体关系与时间的关系,??表示关系r和R都需要求解,当r(x, y)=0时,R(r(x, y), t)=?是三元论,但若x与y之间有互动关系,则成四元论。人类大脑是三维的,人类是三维动物,通常只能认识到一维世界、二维世界和三维世界,四维世界更多靠思维把握,不是一般人能够认识到的。与此类似,四元论一直不能被揭示出来是因为人们同时认识到事物关系性和时间维度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尽管现实中的事物都是处于各种关系之中,也都在历史中展现。这也是有的人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有的人能认识到中国现实,但是少有人能将二者结合,以及只有极少数出类拔萃者才能在动态的历史发展中将之时代化和再理论化的原因所在,当哲学家关注的对象不同时,四元论可能会降低为三元论、二元论和一元论,而且有可能都是有用或者有效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是在西方传统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四元论,但却常常被表述为二元论,甚至被进一步扁平化为唯物主义一元论。按照西方哲学传统,普列汉诺夫断言:“最杰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一元论的”。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本来至少是三元论以上,但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标准,都被归为一元论。“只存在两个一元论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医治的二元论,或者是前两种体系中的一个阶段。”列宁同样指出:“透过许多新奇的诡辩言辞和学究气十足的烦琐语句,我们总是毫无例外地看到,在解决哲学问题上有两条基本路线、两个基本派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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