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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国际安全之联盟理论探析

更新时间:2005-01-15 12:36:25
作者: 孙德刚  

  

  内容提要:联盟理论一直是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所探讨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一个充满悖论、见仁见智的问题。以摩根索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认为均势是联盟形成的关键;以沃尔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则认为威胁平衡是联盟构建的动因;冷战结束后,面对联盟特征所呈现的变化,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从功能和文化的视角对联盟的本质加以深度剖析,进一步完善了联盟理论的研究;而20世纪90年代施韦勒“利益平衡”的提出,说明现实主义联盟理论不仅没有退出舞台,而且仍然是联盟研究的主流理论。同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上出现的奇特的准联盟现象也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但学术界对准联盟理论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关键词:联盟理论 准联盟理论 国际安全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

  

  联盟①是国家维持和获得权力与利益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②国家间结盟与反结盟的斗争贯穿了人类近现代历史,而合纵连横和联盟交锋的结果往往关系到大国的兴衰、地区的稳定以及新旧国际格局的转换。

  

  一 联盟的概念之争

  

  联盟的含义似乎显而易见,但迄今为止学术界仍未对此概念的界定达成一致的看法。早在20世纪60年代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就认为,“联盟是指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作出的关于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种承诺与那些松散的合作协定不同,一旦签订包含着承诺的军事协定,国家便正式许诺与其他国家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①这种界定主要强调了联盟的军事性质,回避了联盟的政治性质,属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格伦·斯奈德(GlennH.Snyder)则从共同体面临的安全威胁考虑,认为联盟是“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利用武力对付外来威胁而形成的一种正式联合”。②1990年,他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对联盟的定义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联盟是为维护成员国的安全或扩大其权势而组成的关于使用(或不使用)武力的正式国家联合,这种联合针对其他特定国家,不论这些国家是否被明确地写入条约中”。③格伦·斯奈德对联盟的界定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的联盟观。学术界还有一部分人同意这样一种界定:联盟是两国或多国之间为具体目的而合作的正式协定或条约。④这种界定体现了冷战结束以来联盟的形式、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即联盟不仅具备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功能,而且拥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功能。

  

  尽管从文字表述来看,目前学术界对联盟的界定大相径庭,但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联盟的一些共同特征。第一,联盟的关键内容在于成员体在安全和军事领域内的合作与承诺,通常规定成员体在特定的情况下负有使用武力、或考虑使用武力的义务。这使联盟有别于一些经济、社会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第二,联盟通常针对某一或某些外部的特定国家,或是外部不确定的威胁。这使得联盟的性质与国际组织相区别,如欧盟、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前者合作具有外向性,后者合作则具有内向性。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实施联盟战略时往往强调其防御的性质,通常将联盟称之为“集体安全”组织(collectivesecurity),如北约、中央条约组织等。这种集体安全的组织原则是任何其他国家对该联盟中任何成员国的进攻即是对联盟全体成员国的进攻。①这种集体安全组织不同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因为它针对的是外来威胁,从本质来看具有军事和政治联盟性质。第三,构成联盟的主体通常是主权国家,即联盟是政府之间的组织,而不是其他各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恐怖主义组织和地区性政府组织。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联盟成员之间有实际的安全合作行为,如战时或平时提供军事装备、出售武器、经济援助、联合演习、情报合作、提供军事基地、高层互访、发表联合声明等,至少有提供以上这些援助的决心和意愿。举例来说,1950年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双方龃龉不断,到60年代末更是在珍宝岛兵戎相见,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1980年才宣布失效,但如果按照上述的联盟标准,中苏自6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不属于联盟关系。

  

  二 现实主义联盟理论

  

  众所周知,一战以前联盟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地区均势、保障地区安全的重要手段。西方学者对联盟的主要评价是积极的。一战的爆发改变了人们对联盟的看法,当时理想主义学派均认为联盟是战争的根源,因而人们严厉批评结盟外交,大力提倡理想主义,企图通过建立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如国联,来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1945年前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在二战取得最终胜利,人们又开始积极评价联盟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所起的作用。二战结束后,传统现实主义者十分重视对联盟的研究与考察,西方出现了一大批重要人物,如摩根索、奥斯古德、沃尔弗斯、利斯卡、赖克等,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联盟思想,并对联盟理论作了较为精辟的阐述。就理论框架而言,乔治·利斯卡(GeorgeF.Liska)和威廉·赖克(WilliamH.Riker)的观点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认为,一旦目标实现,联盟就会自行解散,原因是成立联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某人某事或顺带地反对某人或某事”。①从研究方法来看,利斯卡和赖克的联盟理论主要强调结盟的“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就是说国家必须审时度势,将参加该联盟的利弊与参加其他联盟的利弊相比较,以及权衡不结盟的利弊。

  

  关于联盟的功能与作用,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和《联盟的理论与实践》②一文中作了较为透彻的考察。他认为,联盟是实现军事目标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一个国家或一个联盟与另一个国家或联盟之间的均势(balanceofpower)是历史上大国维持实力平衡的最重要工具。摩根索进一步阐述说,在地区或国际体系中,相互竞争的A国与B国为确保或改善他们相对的权力、利益和地位,可采取三种措施:第一,增强自身实力;第二,依靠其他国家的权力来增加自己的权力;第三,阻止其他国家的权力增加到对手的权力中。当它选择第一种做法时,就会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当它选择第二或第三种政策时,它便选择了结盟政策。③摩根索认为,国家是否采取联盟政策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权宜之计(expediency)。结盟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获得权力。结盟对象可以随情况的变化而任意改变,并且不受国际道德的制约。正如帕默斯顿所直言不讳的那样;“英国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通过结盟,国家间可以使共同体既得的共同利益以及相应的政策和实施步骤更加明确。另一方面,摩根索并不看重意识形态在结盟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意识形态在联盟中只能起到辅助性作用,“同物质利益无关的纯意识形态联盟只能是不成功的联盟”。④相比之下,利益是关键,一旦彼此间共同利益消失了,联盟便不复存在。

  

  联盟为什么会解体?这一问题也是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家们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赖克认为,所有政治上有理性的参加者都希望看到对自己有价值的结果———胜利。但是哪里有胜利者,哪里就有失败者。在零和游戏中,联盟的领导人生来就有的这种取胜的习惯和欲望肯定会导致他们超支。也就是说,它们付给盟友的附加报偿比胜利所得的回报要高。联盟领导人最终会毁了自己,因为胜利的无形价值并不能取代领导人为了建立或保持一个在物质上无益的帝国或联盟而不断耗尽的有形财产。最后,赖克得出一项推论:美苏两国迟早会因为联盟领导人在盟国身上花费过度而衰弱。①赖克的预言似乎在20多年后的苏联解体事件中得到了印证,但这一理论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冷战以来美国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更显其“独霸地位”这一现象。

  

  此外,传统现实主义学派还就联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联盟与中立和不结盟的关系、核武器对联盟政治的影响②、国内因素对联盟外交的影响、③小国和大国在实施联盟战略上存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假设和命题。④传统现实主义者的联盟理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他们提出的假设和命题为以后的联盟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他们的研究仍显得宽泛,缺乏对联盟理论的系统和实证研究。就像沃尔特在谈到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研究的局限性时所说的:“他们很少对各种一般性的假设提供系统的验证。”⑤

  

  1979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撰写了《国际政治理论》一书,该书保留了现实主义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对传统现实主义作了重大修正,开创了新现实主义流派。⑥尽管沃尔兹并未对联盟理论作系统的阐述,但他的关于“国家追求的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的观点,以及对两极和多级体系的分析为新现实主义联盟研究者们带来了有益的启迪。斯蒂芬·沃尔特、格伦·斯奈德、柯庆生和杰克·斯奈德等都成为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

  

  沃尔兹的学生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M.Walt)认为,制衡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比见风使舵更普遍。二战后美国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还是从综合国力来看都要比苏联强大,如果各国只关心均势,美国冷战时期的盟友应该选择与苏联结盟才对,但这并不是当时的现实状况。①因而沃尔特认为有必要对以均势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经典联盟理论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于是他提出假设:国家选择结盟主要是对“威胁”作出的反应,而不是对“权力”的反应。在国家面临威胁挑战时,国家可能会采取“制衡”(balancing)的措施,也可能采取“见风使舵”(band wagoning)的政策(如近代以来日本分别采取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结盟的政策),前者是指“面临外来威胁的国家会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反对制造威胁的国家,”后者指“面临威胁国家与最具威胁性的国家结盟。”沃尔特使用了“威胁”平衡(balanceofthreat)来代替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他所定义的“制衡”与“见风使舵”的内涵已不同于沃尔兹的界定。②沃尔特进一步认为,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是否构成了威胁主要有四个衡量标准:综合国力、地缘邻近性、进攻性力量和进攻意图。也就是说,威胁是由客观性力量与主观性力量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该联盟理论能够根据“构成威胁”这一点解释为什么一国会与不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对抗强大的国家,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一国会同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去反对并不太强大的、却被认为是最具威胁性的国家。威胁均衡论是建立在系统的实证考察的基础上的,所以说服性很强。后来沃尔特又对中东以外地区的结盟情况进行了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③

  

  当然,对沃尔特“威胁均衡论”提出批判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格伦·斯奈德在《联盟,均衡与稳定》一文中就指出:制衡—见风使舵这种两分法存在很多问题,因为国家结盟的考虑实际上并不止这两种,外交史上有很多制衡与妥协结合在一起的例子。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Schweller)认为,结盟不仅是国家对威胁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机遇的反应。国家除了在遭受威胁时可能会见风使舵外,还常常为了扩大本国利益主动而不失时机地见风使舵。他认为见风使舵行为的机会主义的一面与威胁施加国的联盟选择这两个因素都被沃尔特忽略了。在施韦勒看来,国家可分为维持现状的国家(狮子型和羊羔型)和改变现状的国家(豺型和狼型)两类。前者一般来说倾向于制衡和寻求安全,而后者则希望增加权力、威望和财富,因此倾向于见风使舵,与强者为伍。沃尔特只注重安全,从而陷入了“维持现状的偏见”(thestatusquobias)。①在威胁平衡的基础上,施韦勒进一步提出了利益平衡(balanceofinterest)这一论断。另外“威胁均衡论”也忽视了国内因素对结盟类型的影响。②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理查德·纽斯特就提出了国内因素对结盟的影响。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更是批判“威胁均势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联盟的影响。③

  

  在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中,格伦·斯奈德(GlennH.Snyder)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联盟困境”的研究方面。他借用了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Mandel baum)在分析核武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时所使用的“抛弃”(abandment)和“牵连”(entrapment)这两个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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