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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

更新时间:2012-08-26 11:06:16
作者: 孙德刚  

  

  摘要:在新时期国际“多元格局”下,中国应尝试开展灵活务实、相互联动的“三环准联盟外交”——多边组织型、新兴合作型与传统友好型,它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运筹与美国、欧洲大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的战略支点。

  

  一 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

  

  中国的外交战略是个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议题。其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实现手段是什么?它有哪些基本选项?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实现主要依靠以下手段:其一,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推进多极制衡格局。其二,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提升常规武器力量和作战的现代化。其三,防范为先,构建周边安全机制,参与改造国际体系;其四,壮大自己,增强综合国力。①以上观点主要强调中国的外交战略必须立足本国、自力更生,但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往往需要依靠国际安全合作才能真正实现。21世纪,中国的战略重心应当从制陆权(维护本土安全)转向制海权和制空权、维护中国综合安全和海外利益;中国国家安全应从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转向以维护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概念;②中国要实现外交战略,必须参与多种形式和多个层次的安全合作,建立稳定的双边和多边协调机制,扩大共同利益。③

  新时期④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崛起期,其外交战略的选择需从历史上西方大国的崛起中寻找可供借鉴的经验。纵观历史,西方大国的崛起常常依靠联盟外交,因为联盟可能在短期内产生力量倍增效应,如《管子·霸言》所言:“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⑤从国际冲突的视角来看,人类近代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战争史,而近代战争史又是一部西方列强的联盟斗争史,如欧洲“三十年战争”是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的纷争和冲突;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形成了英普联盟与法、奥、俄、西班牙和瑞典联盟的对垒,并引发了“七年战争”;18世纪末至19世纪,欧洲列强又建立了反法联盟;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7年爆发的冷战都是围绕联盟外交展开的博弈。⑥

  由于国情和战略文化不同,在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在前11位的国家中,中国是唯一在政策宣示上强调“不结盟”的大国。⑦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动日益频繁,国内社会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相互影响,中国面临的各类威胁与其他国家面临的地区性、全球性挑战相互交织,如果仅仅着眼于立足本国、办好自己的事情这一政策显然已不能满足中国安全与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况下,若机械地理解“不结盟”原则,恐将难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责任三个变量都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实践“不结盟”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下简称“十七大报告”)、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并未明确说明新时期中国应奉行怎样的结盟或不结盟政策,这给学界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如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认为“今后一段时期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⑧《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⑨

  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新时期中国政府应如何根据国家安全、利益和责任需要,有所作为,与他国灵活机动地开展安全合作?如何科学地理解“不结盟”原则,赋予其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内涵?

  关于中国的“不结盟”原则问题,学界已做了有益探索,其观点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种观点认为,同美、日、俄和欧洲大国一样,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施联盟外交,包括与苏联、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结盟,今后也应继续奉行联盟外交⑩;第二种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除中苏结盟外,中国长期奉行不结盟外交,今后也应继续坚守“不结盟”政策(11);第三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需要积极开展国际安全合作,但他们未明确指出中国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具体路径。(12)以上三类观点要么忽视了中国安全合作的新发展(主张奉行不结盟战略),要么过于超前而忽视了中国的战略文化和当前的国情(主张奉行联盟战略),要么未能细化中国的安全合作形态,因此新时期中国的“不结盟”原则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13)

    

  二 准联盟外交:概念、逻辑与特征

    

  迄今为止,学界对联盟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大体可归纳为六大研究领域,即联盟的定义(14)、联盟的类型(15)、联盟的形成(16)、联盟的管理(17)、联盟的功效(18)和联盟的终结(19)。本文在联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非正式联盟——准联盟外交理论与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实践。

  (一)准联盟外交的概念

  在国际关系领域,联盟理论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在外交学领域,对联盟外交的特点、动因、机制和绩效的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20)本文在联盟理论与联盟外交的研究基础上,将国际上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界定为“准联盟(quasi-alliance)”,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之上形成的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合作关系”;准联盟外交(quasi-alliance

  diplomacy)就是“主权国家运用非正式安全机制与伙伴方开展针对外部敌人的安全协调与合作的外交理念、机制和行为”,主要包含四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主权国家、安全合作、非正式机制、针对外部敌人。准联盟外交是国防部门与外交部门通过资源的整合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手段。目前学界倾向于将亲密的国家间关系冠以不同名称,如“特殊关系”、“未签订盟约的联盟”、“事实上的联盟”、“心照不宣的联盟”、“非正式联盟”、“临时联盟”、“流动联盟”、“意愿联盟”等,这些均系准联盟外交的表象,其学术内涵至今仍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本文提出的“准联盟外交”强调的是安全范畴而不是政治、经济或文化范畴,是一种在联盟外交、伙伴外交与中立外交(21)之外的“安全合作选项”。

  在中国古代,诸侯国之间签订的安全合作协定为数不少。根据《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形成天下体系,各诸侯国之间的“会”和“盟”十分频繁。“会”即大会,“盟”则为缔结条约。《春秋》记“盟”有105起,《左传》记“盟”约160多起,且“盟”的形式相当完备,包括导言、征文和誓词三部分。如齐桓公曾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22)按照今天的标准,中国历史上的“盟”有的属于正式联盟,有的属于低层次的准联盟。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在名称上与正式盟约可能没有太大差别,但前者是行政部门签署的,通常无须立法部门(如国会)批准,法律约束力弱,“议定书(protocol)”、“文件(act)”、“照会(exchange of notes)”、“备忘录(memorandum)”、“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联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等一般都是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的标志,在其基础上开展的安全合作就是准联盟外交。当前,美国与以色列、俄罗斯与叙利亚、中国与巴基斯坦、日本与澳大利亚、伊朗与叙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之间都开展了双边或多边准联盟外交。

  基于“准联盟外交”这一概念,本文将国家间关系按照国际安全合作的程度高低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准联盟属于第二层,介于联盟与伙伴关系之间(见图1):

  图1 国家间关系的六个层次

  (二)准联盟外交的逻辑

  国际安全合作主要围绕三种角色展开博弈:本国、敌人和朋友。在“零和博弈”中,一切外交的艺术无疑是努力增加朋友,同时尽可能减少敌人;努力增加收益,同时尽可能减少成本;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尽可能减少主权受到的侵蚀;努力塑造对本国有益的权力关系,同时尽可能减少受到盟国的牵连。选择结盟是为了增加朋友,选择中立是为了减少敌人,在激烈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如果不想树敌,也就得不到朋友。(23)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主要依靠两种手段:立足本国与争取外部资源,前者主要包括发展军备和提高综合国力,后者则希望依靠第三方力量,其中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都是战略选项。联盟外交可弥补自身战略资源之不足,通过缔结盟约来预防盟友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稳定权力关系,同时它也可能是一种累赘,使本国受到牵连、被迫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准联盟外交则试图打破上述两难困境、走中间道路,亦即通过模糊的准联盟外交做到既增加朋友,又减少敌人。(24)换言之,准联盟外交意在牵连与抛弃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既维护合作关系,又避免卷入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讲,准联盟外交强调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展一定程度的安全合作,既引入外部力量改善安全处境,又避免受制于人而丧失主权。这些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尽管在政策宣示上不一定使用“准联盟外交”这一术语,却按照“结伴而不结盟”、“合作却不失自主”的隐性逻辑开展安全合作。

  (三)准联盟外交与联盟外交的异同点

  联盟的概念千差万别,但主流联盟研究者将联盟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聚集在一起,在安全领域签订明确无误的协定,承诺将针对共同威胁相互援助、提供资源”(25)。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都是国际安全合作的形态,都形成了指向第三方的安全共同体,但二者有以下四点不同:

  第一,合作载体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如果说联盟外交既“联”(指向外部的安全合作)又“盟”(签订军事盟约),那么准联盟外交就是“联”而不“盟”。联盟外交与准联盟外交的区别在于契约的制度化程度——前者基于正式契约,法律约束性强;后者基于非正式契约,法律约束性弱。盟约是联盟外交的载体,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是准联盟外交的载体。准联盟避免依靠联盟安全架构,不仅出于减少敌国的需要,有时也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包括减少立法或其他部门的干扰,如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准联盟外交主要由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执行,以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为代表的国务院并不热心;卡特时期美国对中国台湾的准联盟外交主要由国会推动,白宫并不十分情愿;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曾成立特别项目办公室(OSP)以专门开展海外军事行动,该机构同美国情报部门合作,联合其他国家,试图联手推翻危地马拉前总统雅各布·古斯曼(Jacobo Guzman),(26)美国情报部门无疑获得了特权。美国行政部门在开展准联盟外交时无须征得国会同意,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处于更有利地位,特别是与人权纪录差、政局不稳的“独裁国家”开展准联盟外交更是如此。

  第二,合作形式的稳定性与动态性。联盟外交通常较为稳定,属静态性安全安排;准联盟外交实用性强,具有动态性。如果将联盟比做“轮廓鲜明的山峰”,准联盟就是“流动的沙丘”。结盟既体现出盟友之间的共同利益,又体现出与敌人的竞争利益,国家选择结盟不仅选择了利益和朋友,也选择了潜在冲突和敌人。这是许多国家不愿结盟的原因。(27)准联盟外交实施者常常避其锋芒,使各国利益相互重叠,模糊了安全合作的指向,让各国相互协调、彼此制衡,超越“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我的敌人”这一简单逻辑。准联盟外交的灵活性和动态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联盟外交静态性与僵化性之不足,彰显出独特价值。

  第三,成员关系的封闭性与半开放性。联盟外交和准联盟外交一样,均不同于集体安全,均具有封闭性与排他性,因为二者都是在“安全共同体”的隐性逻辑下实施的。但与联盟外交严格的排他性相比,准联盟外交具有半开放性。尤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开展的准联盟外交均试图突破“零和游戏”的恶圈,以实现“双赢”和“多赢”。例如,中国提出加入美日联盟或俄罗斯提出加入北约都很难实现,因为美日联盟和北约具有强排他性。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时,俄罗斯立即做出反应,强调俄战略空间受到了挤压;而当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时,其他大国并未做出强烈反应,因为与北约相比上合组织更具有开放性。

  第四,安全管理机制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安全管理机制系指“在特定国际安全领域,容许一国相信他者,并将获得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原则、规则和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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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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