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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昭:中国的“精粹”与不满

更新时间:2012-05-02 22:42:04
作者: 张广昭  

  

  3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在他们合著的新书《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认为,现代层面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个政治基础。一是权力必须集中——没有集中的权力,就失去了繁荣的秩序基础;二是权力体系必须是包容性的——缺乏包容性体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秩序虽然可能使经济摆脱贫困,但要崛起为现代化的繁荣则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解释是,如果权力体系允许精英们为自身利益服务,一种叫“精粹体系”(extractive institutions)的结构就会诞生——精英们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并取得优势。

  基于上面的观点,两位世界顶级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又一个社会冲进死胡同的例子。

  不过,近几十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国冲进死胡同”的说法势必存在争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日益显现出“精粹国家”的一些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经济层面,中国经济体系的包容性严重不足。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就业选择偏向于外企、私企等非公有经济,如今大学生趋之若鹜的对象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原因在于中国国企尤其是大国企的垄断地位,它们在市场中占据土地、资源、金融等绝对优势地位。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或由国家控股(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更不好的影响是,中国正在形成封闭性和排他性日益强烈的利益集团。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来讲,进入央企会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多数人被排斥在外,且选择与能力、知识无关。比如中石油公司,除了勘探等技术性岗位,其他非技术性岗位大多由内部利益集团分配——能进去的人“非富即贵”。而解决了大部分就业的私营经济,不但没有这些优势资源,而且在金融、政策等方面处于事实上的“被歧视”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造成的后果不仅是经济的——遏制了创新和活力,也是政治的——削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笔者就读于北京的人民大学,在和身边同学的交流中,就能深切感觉到他们对这一现象的强烈不满和焦虑。笔者的大部分同学是普通人家的子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在他们的认知中,通过勤奋和才智考入到人民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前景。但从毕业届师兄师姐那里传来的讯息是,除非自己特别优秀,否则就早点托“关系”、找“门路”。言外之意,如果家里既无权又无钱,好的单位基本与你无缘了。也许有人会指责这些同学:“为什么一定要去机关、国企,难道不能去当村官、做社工吗?平凡的岗位也可以有大作为!”他们的回答是:“可以。但为什么那些体面的、待遇好的工作就把我们排斥在外?如果是能力或学历问题,缺乏竞争力我们没有怨言,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不公平!”在美国,进入“常青藤大学”基本上就预示着将有一份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然而在中国,即使是从最顶级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不能保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尤其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身上承载着一家人的期望(很大一部分家庭为了供子女读书而负债累累,甚至父母生病都拖着不看),可充斥于社会的等级、特权使他们对国家有种失望感。需要指出的是,当大学生心中的愤懑感和失望感高涨时,对政府的信任也在他们心中逐渐崩溃。

  这种情况下,现在的大学生在学习中表现出愈来愈重的功利化、焦虑化倾向,就不难理解。

  欣慰的是,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就表示,必须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局面,并称中国政府已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

  其次是政治层面,这也是中国政治体系最饱受诟病的地方——缺乏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两位学者认为,包容性经济体系不会支持精粹政治体系,也不会被精粹政治体系所支持;但是在包容性政治体系下,政治、经济精英就不能够轻易利用它建立一个精粹经济体系。

  坦白来讲,中国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很不足。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群众,都没有有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在中国,表达声音的大小与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经济最强者往往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政府的决策,而普通市民尤其是农民却没有这个能力(他们表达声音的手段愈来愈依赖于暴力抗争,而且是越激烈越有效,这对于执政者来说非常危险)。

  其实,如果缺乏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即使是经济精英也会缺乏安全感。这从近些年大量海外移民便可看出。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就指出,经济繁荣虽然产生自投资和创新,但它也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投资者和创新者必须确信,如果经营获得成功,他们的财富不会被有权势的人夺走。无疑,一旦发生规模性的资本、人才转移,对中国来说将是一项巨大的损失。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传统上较欠缺妥协精神或意识,政治精英往往信奉“全赢全输”的零和思维。要想建立一种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必须打破这种思维,回归现代国家理性。现代民主政治本就是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妥协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乌坎事件的处理模式就显现出这样的包容意识(无论原因如何)。可以说,这是极具政治进步的讯号。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精粹体系”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程度差异而已。即使是美国这样的现代国家都存在“精粹国家”的危险,茶党(Tea Party)的崛起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的风起云涌就是例证。当然,不可否认,中国成为“精粹国家”的危险更大。

  那么,包容性体系将从何而来?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繁荣的基础在于反对特权的政治斗争。在经济上升期,是不可能自然衍生变出包容性体系。除非情况变得很糟糕,即革命。然而当前老百姓怕乱的心理,与执政党担忧政改风险的心理不谋而合,形成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阻碍。可不改革就真有“走进死胡同”的危险,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出路是执政党主动引导政治转型,当前人们高涨的不满情绪就是动力。因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制度与秩序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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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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