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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昭:1949年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变迁

更新时间:2011-10-10 23:22:12
作者: 张广昭  

  

  中共建政62年以来意识形态的开放和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是折射出共产党人极求务实的风格:不断寻找与时代相适应的定位和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共产党得以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关键因素。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以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不但左右了党内外的政治生态,并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对于邓小平一代的共产党人来说,匡正党的意识形态,使之走出长期“左”的阴霾,成为三十多年前那场改革开放思潮的原点,并由此触发了对毛泽东时代政经体制的全面审视和反思。

  幸运的是,邓小平凭己惊人的智慧和意志,以一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构了意识形态,开启了共产党执政的新合法性基础的序幕。

  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整合严重依赖意识形态。传统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思维只有好坏之二分,政治冲突总是倾向于诉诸意识形态解决,以意识形态解决政治问题,在现实中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模式。毛泽东时代表现得尤为典型,强人邓小平开始突破中国的这个政治传统。

  从中共十二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的“邓小平理论”,再到十六大的“三个代表”、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都可以看作共产党人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支撑的尝试和努力,展现出执政党极尽的务实风格——对现代性进行功能性的选择和认同,不再遵循政策之争意识形态化的传统模式。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郑永年教授认为,从前中共领导人用意识形态指导现实政策,如果现实与意识形态不相吻合,就会改变政策来迎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现在意识形态是为现实政策服务的,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在共产党政权里,意识形态是执政者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可以说,中共意识形态的演变,背后隐含了统治合法性基础的变迁。中国社会阶层的急剧变迁,要求共产党意识形态不得不展现出更强的包容性。尤其是2000年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对党代表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努力使之成为一个全民政党、现代政党。党代表利益的演绎变化,标志着其合法性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未来能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中国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显现

    

  值得一提的是,吸引私营企业主入党,等于抵触了消灭资产阶级与私有制的任务,事实上已经悖离了作为共产制体制国家建国的原始目标。典型的例证莫过于私营企业主——中国首富梁稳根——很有可能成为首位进入中国共产党权力强大的中央委员会,这可以说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实用主义一面的最典型写照。

  对于共产党来说,当今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不遗余力保持其在中国的垄断权力地位。对于执政层来讲,绝不允许任何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可能性存在。相对于此,共产党人为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意识形态的做法便不难理解。

  笔者注意到,定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把主题聚焦在文化体制改革上,并提出“要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准确把握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准确把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中国百姓那里,这些“新要求”、“新趋势”、“新期待”在某种意义上与世界背景下的普世价值文明是密切相关的。在当今中国社会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愈来愈强的趋势下,相信中国执政党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愿意进行一些尝试和改革。

  如果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偏见,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令世界上许多政党艳羡的斐然成就。意识形态中的市场化比重越来越大,世界文明的借鉴越来越多。如果说邓小平的“不争论”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的经济神话的话,那么被学者黄亚生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当代中国,正在不断地融入更多的普世价值。

  平心而论,中国目前的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并存在合理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中国是成功的,可以说这也是对世界的普世价值的贡献。至少,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带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事实;而且目前来说,也看不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当然,在探索社会公平和国家正义的道路上,中国执政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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