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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坦:学贯中西古今 德泽桃李同仁——吴承明先生的生平与学术

更新时间:2011-10-25 22:59:10
作者: 叶坦  

  

  2011年7月8日15时45分,我们敬爱的吴承明老师走完了他坎坷而光辉的一生驾鹤西归,享年94岁。他的离去是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无法估量的损失,也是我永远的痛!

  自1985年始聆先生教诲,到1993年至今同住一栋居民楼,二十多年来先生之为人治学耳濡目染,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一

  

  吴承明先生(1917—2011),祖籍河北省滦县,曾祖一辈曾任内阁中书,博学多才,“研讨经世之学”,曾联名奏请修建芦汉铁路,得李鸿章力赞却终未果。后外放浙江出任多处地方官政绩卓著,又任全浙海塘工程总局事及监酒税等职,为官刚正清廉“处脂膏而不以自润”,受命反贪腐“守正不阿”,后人写入《清官集》。辛亥革命中敦促浙军起义,后北归隐居“然忧国之心,老而弥笃”,用“思寡过”(“寡过”就是少有过失)名书斋,“以清白遗子孙”,米寿(八十八岁)而终。先生的祖父曾在杭州为书吏,1920年后定居北京。

  先生之父吴大业,191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法科(此科1917年并入北京大学,北大工科则移到北洋大学),曾历宣统皇帝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主业法律事务,曾协助外交部长王正廷督办“鲁案”(即欧战后从战败国德国收回青岛相关主权和胶济铁路的权益)善后事宜,后为专业民法律师。其在当时律师界颇具名望,两度任北平律师公会会长,先后任北平国货陈列馆馆长、财政部北平印刷局局长等职。先生之母李翔青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之一、也是女界名流的摇篮——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一生贤妻良母,高寿九十有四。

  先生为家中长男,秉承勤学济世家风,1923—1940年间,读小学、私塾、北平市立三中、四中,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四大名校,历工、理、经、史四科。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期,先生自幼读古文诗书及算术英语,入中学后打下各科的扎实基础并积极参加学生活动。旋立志“工业救国”,1932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当时的北洋工科来自北大,声望很高,而先生两年所学均为实用课程,感到没有理论不行,当以“科学救国”,1934年再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此后,他深感“经济救国”更为现实,习学经济最能振国济世,便转入经济系。时任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亲授基础课,其西方经济学说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给予先生直接影响;而萧遽的货币银行学和余肇池的会计学都属必修,这对于先生留洋的学习很有利。此外他还上了杨树达、雷海宗等名师的文史课程,并参加世界语和新文字运动,1935年在《东方既白》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

  随着日军侵华凶焰日炽,华北危亡在即,先生满怀报国热血,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爆发,先生是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是清华救国会和大游行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立,他被选为大队长;这年夏天,他被迫离开清华到北京大学史学系继续学习(他认为史学较切时需,而经济系不招转学生)。他选修孟森、郑天挺、钱穆等史学名师的课,也继续其“经济救国”的理想,将学习重点放在近代史上,想找出中国工业化失败的原因,故也到经济系听课并自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值国难当头,平津危机加剧,“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先生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以及由医护人员和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这年冬天他在试马时写下“策马登峰极,边城看雪消;含悲辞燕阕,饮恨建康桥”的诗句 ,记述那段艰苦岁月和抗战决心。1938年冬,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该校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名师荟萃,先生得以面聆陈寅恪(隋唐史)、姚丛吾(史学方法)、刘文典(古典文学)、赵廼抟(经济思想史)等大家的教诲,最难忘的是陈先生所授“佛典文学”。他还加入西南联大话剧团,参演闻一多为舞美、曹禺任导演的剧目,并到工厂农村演出宣传抗战。西南联大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进而写出考据性毕业论文《古代云南与中土关系之研究》。先生多次感慨自己后来专门研究经济史,却从未念过一门经济史的课。1940年夏他毕业,步入社会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银行界》主编等职,还发表过一些研究战时生产政策和金融方面的文章,并且产生一定的影响。

  1943年冬,先生历尽艰辛船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他依然本着“实业救国”理想进商学院(Bussiness School)研究生部主修货币与金融学兼修工业管理。时在战中正值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兴盛,哥大则还保留着克拉克(J.B.Clark)之遗风,其子小克拉克(J.M.Clark)主持哥大讲坛,先生选修其经济学课外,还选了查普曼(T.Chapman)的银行学,多德(D.L.Dodd)的金融市场等课程;管理学方面选有工业管理、营销学等。多德的课引起先生很大兴趣,而且不需考试只写一篇论文,1945年先生写的《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颇受赏识,修改后经五位教授审查通过,授予贝塔-西格玛-伽玛(Β Σ Γ)荣誉学会的“金钥匙奖”,这一奖项要求获奖人课业优秀必须五门成绩并列“A”。先生的导师贝克哈特(B.H.Beckhart)不仅是名学者,也是大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明确反对凯恩斯主义。不同学派并存的环境,成就了先生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而且注意各学派演变的轨迹,蕴积为他开放宽容的学术风格和思维逻辑直至终生。先生共用两年时间修满学分,主修贝克哈特的货币与金融学,并接受其指导完成《美国的战时公债与金融政策》学位论文,顺利通过颇得好评,1946年获得硕士学位(当时无MBA,称MS)。

  同年3月9日,先生与留学纽约朱丽叶音乐学院的钢琴家洪达琳女士(后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音乐教育家)结为伉俪,两校师生前来祝贺热闹非凡。婚后,先生打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留在美国就业的念头,选择回国报效祖国之路。此时国内抗战已胜利百废待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团”1946年3月改组为“驻美代表办事处”,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拯(领命聘请被称为“GNP之父”(后改用GDP)的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资源委员会顾问,请他帮助设计一套资源和工矿产业的调查统计制度;聘先生与张培刚、丁忱为专门委员,作为助手为库兹涅茨准备有关中国的经济资料,并于6月陪同库氏到南京资源委员会工作。

  

  二

  

  归国之后,先生在资源委员会辅助库兹涅茨工作。他曾几次对我谈起,库氏当时写信评我导师巫宝三先生主持的“中国国民所得 1933年”研究,先生将信转送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巫先生,巫后来写了《答库兹涅茨博士的评论》。巫先生告诉他与库氏之间对国民收入的概念和计算方法见解之不同,并送其自己在美国《经济学季刊》1946年2月号发表的《国民收入中的国际支付》(此文收入巫老的论文集)。此后,两位先生不仅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情谊,并且都尽享天年九十有四而终。库氏回国之后,先生调日本赔偿拆迁委员会工作,但他继续研究并撰刊了长达19页的《我国资本构成之初步估计》,根据库氏的方法进行1931—1936年中国的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估计,发表之后产生反响,还被译成英文在香港发表。后来他继续研究并发表《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 1936—1946》,与前人不同的是将“资本”定义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 此文也被几种刊物转载。这些是他的第一个经济史研究专项。

  1947年初,先生辞去南京的工作来到上海,任中央信托局信托处襄理。同时,他还是希望教书和做研究,故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主要讲授货币银行、国际汇兑、工业管理和财务报告分析等课程,很受欢迎,还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直至解放。1949年冬,他的清华、哥大老学长也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的顶头上司冀朝鼎出任新中国中央财经委委员兼中央外资企业局局长,邀先生到北京工作,于是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9年11月14日先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从这时直至辞世他在北京生活了61年,一个甲子有余的沧桑巨变!1950—1957年,他在中央外资企业局、私营企业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0月21日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设有六局一处:计划局、人事局、技术局、私营企业局、合作事业局、外资企业局和秘书处。先生就在外资企业局工作,当时对外资企业的政策主要是监督管理加以利用。不久冀朝鼎局长离京,外资工作划入私营企业局,先生就任该局外资处副处长,还参加了在华外资普查等工作。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外国在华投资问题,次年(1951)即以笔名魏子初(“外资处”谐音)发表了一些成果,其中三联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虽是小册子却很受重视,先后再版,并由苏联科学院译成俄文于1956年出版。在此基础上,先生继续拓展资料搜集辅之以个案调查,将外国直接投资的考察从前人一般止于1936年延伸至1948年,研究证实外国在华投资中资本输出很少,主要来自外资在华的积累——结论源自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此书亦多次再版。这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必读书,也是先生的第二个经济史研究专项。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对外国在华资产的研究评估不公开,先生的研究连周恩来总理都注意到了。70年代初中美恢复邦交前基辛格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外交部估计美方可能提相关问题便请示总理,总理就让找当时还在“干校”的先生。外交部设宴款待先生请他说明情况,后来得知与基辛格谈判时还真的提及此问题,而且美方有备而来,但也不能不承认我方评估合理最终了事。

  1952年10月22日,政务院决定私企局与外企局合并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许涤新(1906—1988)任局长,当时主要任务就是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先生为工商行政处副处长,但很注重调查统计,还参与筹建全国工商联等工作。在许涤新的领导下,科研工作得到加强,1958年改组调查研究处由先生任处长,又调来方行、汪士信、梁思达、黄如桐等,一时人才济济各有专长,却人员超编。许涤新将情况上报后得到当时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所长的积极支持,由工商局与经济所合设“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由先生任主任,人员十位编制属经济所,办公却仍在工商局。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和撰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1978年出修订本),这是“资改”的权威作品,得到广泛引用。

  需要说明的是,从科研视角看“资改”是先生研究的第三个专项,实际上他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在执行中走了样,改造不仅强制而且扩大化,因此他后来或委婉检讨失误或尽量避谈“改造”,建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写到解放为止,不再继续写第四卷“资改”,别人搞这部分请他当主编也为之谢绝。

  到“文革”,正常工作基本停顿,“资改室”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辽宁盘锦、河北固安等地的“干校”。然而,先生生性达观并不怨天尤人,种菜种稻战天斗地的生活,反倒使得已患多年的十二指肠溃疡痊愈,能和大家一起饮酒聊天,还养成了“濯足”(赤足种稻必浸泡方能上炕)漫谈或论诗的习惯,并把有价值的记下来——这就是《濯足偶谈》的来源。先生一再说,能劳动有书读生活即有价值,故而知足常乐。1974年初许涤新联系人民出版社“借调”先生等人去编写《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出版),他们得以离开干校返京。1975年8月他们又被调到商业部由许涤新直接领导,开始酝酿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977年7月许涤新以古稀之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1978年5月先生他们也转到了经济所并扎下根来。

  先生自此专任经济所研究员,先后担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198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投资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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