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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力刚:是真名士自风流[1]——董金柱教授侧记[2]印象

更新时间:2008-11-21 11:30:02
作者: 郑力刚  

  

  高瘦的身子,戴一幅眼镜,常袭一身兰布衣裳;挺着胸脯,略歪着头走路;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别的什么都响的自行车在中关村和清华园出入;在回答你的问题时,常常先看你一眼,停上瞬间(但往往这瞬间让人觉得长如一个世纪),然后边摇头边说话,而且往往先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先问你为什么要提这样的问题或对你提的问题作一番评价;讲起课来慢慢吞吞,从容不迫,仿如自己在欣赏什么,鉴赏什么;中文和英文的板书都写得极为漂亮;学数学出身的他,先是在其师秦元勋教授的指导下做出时至今日尚被人引用的工作,然后又在华罗庚教授的讨论班上写出发表在《中国科学》上有关天体力学的重要文章,让学界为之嘱目;能诗善文,更可以靠书法和画国画/油画为生;常抽烟更喜酒;略显邋蹋的表面下有的却是一颗纯朴的心。这就是我印象中的董金柱教授。

  董金柱教授是清华大学1952年的毕业生。后来他和他的同班同学蒲富全先生同时成为中国著名数学家秦元勋教授(秦公)的研究生。秦公只比董先生大几岁,但他也随着大家称他的学生董先生为老董。当蒲董二人在秦公的指导下刚做出有关希尔伯特第十六问题时至今日还在沿用的方法,还被引用的结果,“扩大化”了的反右运动将蒲先生和董先生分别打成右派和“内划右派”。

  我第一次见到董先生是82年末或83年初在秦公主持的讨论班上。那天,秦公请了一位外国学者来做报告。报告完了后,秦公请大家提问题。这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年纪大约五十几岁的人对秦公摇了摇头说:“不知此问题…”,秦公对他说,你自己问吧。这时,这位不通中文的洋仁兄看着大家莫名其妙。我也有点纳闷,这是谁呢?是不是他英文不够好?假使如此,为什么秦公又不替他代劳呢?就在这时他开口了,标准的口音,适度的措辞,尖锐的问题,一下子让这位洋仁兄和其他不认识他的人都肃然起敬,不知这庙里从哪里来了一位有手段的云游和尚。讨论班后,有人轻轻地告诉我这位先生就是秦公最早的子弟之一—董金柱,现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教授。

  在83年的春天,董先生应清华大学的邀请,教我们哈密尔顿系统的理论。上课的学生一共五人,其中两位还是北大的。在这个学期,我有了较充分的时间接近和了解董先生。每次上课,他都骑着那辆破车从中关村来到清华主楼,不急不忙地给我们讲这高深的理论,有时在黑板上写下几道方程后,会对着它们看上半天,若有所思,根本忘记这下面还坐着五位目瞪口呆的学生;然后又接着摇起头再接着讲。

  当时国门刚刚打开,西方对东方这个神秘古老的国度充满了兴趣,急于想向大陆宣传推销他们的商品。一日在清华主楼,我看到有Singer的展览,不知他们是何方神圣,于是向董先生请教。Singer是著名的缝纫机制造商,董先生告诉我。缝纫机制造商在清华办展览,这道理从何讲起?我迷惑了。这道理你就不懂了,董先生诙谐地笑道说,清华好就好在实用,你看清华建的房子,门就能关上,窗子也没有缝。

  深受士人文化薰陶的董先生有着极为严格的做人标准。清华当时实在不好意思让蒲先生还以副教授的身份出现,决定要将其提为教授(当年的教授的确值钱!)。这个过程中需要请三位外面的正教授写推荐信。据我所知,学校请了秦公(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副所长),肖树铁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和董金柱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三位对蒲先生的工作有着详尽了解的权威人士。让大家出乎意料的是董先生却一口拒绝。董先生和蒲先生是大学和研究生的同学,而且同时就学于秦公门下,情同手足;日后又乎同遭命运之苦,更是多了一层道/情义,现在为何不愿助这一臂之力呢?董先生对我的解释是你蒲先生是我的同学,如果不是反右,他那里需今日劳驾大家?!人都是有自尊的,我是蒲先生的同学,没有资格评议他的工作。我听了这话,心里十分感动,他要大家给蒲先生的首先是对其的尊重,那因为“右派”而被夺去的尊重!

  董先生是性情中人。他是我见过的这些搞数学和科学(请注意数学并不是科学的一部分,按照卡尔• 波普尔的学说)的人中最富有艺术修养和情趣的人。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去中关村黄庄的他家找他问点事情。当时那里有五,六栋二十多层的楼。他和秦公住同一楼,记得冯康先生和陈景润先生当时也都住在这些楼里,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3]”。我到他家时,他刚画完一幅油画,正坐在椅子上看着画出神。我很惊讶他画得这么好,而且这个年纪了还在画油画。他淡淡的笑了一声,然后问我是不是也游乐于丹青。我们谈了几句后,他要我陪他到楼底下去走一趟。我跟着他来到楼下,过了马路来到西南角的一个小卖店。他掀开帘子和我走进去,进店后,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当时店里只有三个售货员,他走到店中间,在离柜台大约一米多的地方站住。这三位售货员当时也没有别的事就看着我们。我们站在那里约有一分钟之久,然而这时间于我却像在时间的长河里以极慢的速度放的电影:站在店中间的董先生和我—似乎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的董先生和仍在这个世界上不知所措的我,以及看着我们几乎要忍俊不禁的售货员。当我实在忍不住要提醒董先生时,他开口了,来一斤二锅头!

  董先生不但喜欢喝酒,而且酒量也非常大,大到洋人都有几分吃惊。记得85夏天清华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微分方程会议,大约有十多位比利时,西德,美国,和加拿大的专家来参加。他们其中许多人是董先生的朋友或和他有过交往的同行。一天比利时的这位教授没来开会,他上董先生家去看画和邮票了。傍晚我去将这位洋大人接回旅馆,路上他一个劲地对我说,今天喝得太多了,董的画,书法,和集邮都很好,但他更能喝!

  86年的夏天我来到美丽的渥太华,随当时的一代新秀,人称鬼才的Angelo B. Mingarelli教授学习。来加拿大不到二个星期,就和导师去了多伦多大学,因为他将在那里主持一次国际微分方程会议。世界上这个领域的头面人物都来了。Mingarelli教授也邀请了董先生,而且会议完了后要请他在渥太华大学作做两年的访问教授。又能够见到董先生,并且能和他在一个系里呆上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于我实在是一个好消息。然会议开始的时候,董先生的签证却尚未下来。Mingarelli教授只好打电话向官方询问和求助,这可苦了他。西方学界和政界是分得很清楚的,学人们对政府甚至校方往往持有的是批评,敬而远之,乃至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大会中期,总算得到了董先生拿到了签证,马上就到的消息。谁知当Mingarelli教授和我到多伦多机场接他时,机场播音系统直呼Mingarelli教授接话,我们的心一下子悬在空中。原来是海关的官员有事要澄清,Mingarelli教授再次声明渥太华大学请董先生来讲学,这才将“千呼万唤始出来[4]”的董先生接到。

  第二天中午大会休息期间,董先生要我和他一起去他的旅馆一下,同行的还有三位西人。开始我还以为他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但这三位西人仿佛也是为董先生公干的(They are also on Prof. Dong’s business),颇让我不解。到了他的房间后,董先生将昨天带来的两只箱子中的一只打开,我顿时大吃一惊,箱子里全是他画的画,写的字!这三位西人此时的表情有如从地下挖到珍宝的考古学家,或者突然发现了海盗多年前在岩洞里留下的钱财的探险者,兴奋不已;手上拿着这幅,眼睛却看着另一幅。董先生此时却站在一旁,任他们打开一幅又一幅他的作品,偶尔语调平平的讲上一二句。作为数学家的董先生,在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和天体力学方面的工作是人所共知的(他最有名的结果是月亮过去不是太阳的行星,将来也不会为太阳所俘获),我以前听蒲先生提到过董先生于中国书法一艺很有造诣,也见过他画的画。原以为先生不过是喜欢丹青,业余自我欣赏一番罢了,最多也不过是“票友”与“客串”的角色。出乎我的想象,先生本色是艺术家!

  在八十年代,故国和西方在物质生活上的差距是有目共睹的。来海外求学的学子以及访问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无不从中国多带些衣物来,省得在海外花那些冤枉钱,于是航空公司规定可带的两件行李中大部分是衣物这类的东西。而董先生的两只箱子,一箱全是他的字画。可见他是有备而来。但作何用呢?我不由得思索起来。

  在中国文化史上,艺术家这个概念以及相对的地位还是从西方引进的。史上那些伟大的中国艺术绝大部分是不知名的匠人的作品,尽管他们的成就是绝对第一流的(只要看一看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即可!)。然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候,中国艺术家的地位并没有明显的改变。秀才人情纸一张,被人索画/字,被迫送画/字,是所有中国艺术家痛心疾首的,其直接的结果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无情的摧残!多少人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心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在西方社会,是绝对不会有送画一说的。这也许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大众对艺术家劳动的尊重;二是,一幅稍大一点的油画,可以画上几个月或更长,这种速度下的产量是不可能被“送”的(从一方面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国人中许多画油画出身的人到后来都画国画)。董先生带着一箱子他的字画来到西方社会,显然不是准备将它们送给谁的—至少邀请他来的Mingarelli教授就没有被送。

  从另一方面来说,西方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高度发达的社会。各种艺术流派都在这里自由竞争,东方文化也不再是那么神秘,继而也不可以作为招牌和卖点,这一点董先生应该是清楚的。在来加拿大之前,他至少去过美国,被马里兰大学邀请去作过天体力学的报告,对西方社会是肯定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正因为如此,他还带了一箱子他的字画来这里,不正说明他自己对自己艺术水平的定位和自信吗?

  大会结束的几天后,董先生来到渥太华大学,讲了一周的天体力学。渥太华大学是聘请董先生做至少一年的访问教授的,但不知为何董先生到了多伦多后,对Mingarelli教授谈了一些有关此事的想法和有关改动的建议。双方没有谈成,甚至导致各方都有些不满。其中的原因和细节我倒是不知,Mingarelli教授和董先生都不便对我多讲因为我和他们的特殊关系。

  董先生在渥太华讲天体力学,只有两位教授和三位研究生听。他讲课的神态和在清华时几乎一样,只是中文换上了英文。他英文讲得很好,遣词造句都很到位。有一次我告诉他英文讲得好,他稍想了一下,然后说他在讲课时和对学校的洋人讲的英文与他和商店里,餐馆里,超市里的人讲的英文是有区别的,后者更受环境的影响,到底不到家,他笑了笑。

  董先生在渥太华的最后那个晚上,我在系里学习。夏天的夜,天黑得很晚。正当我比较入神地学习时,有人敲了几下门。我抬起头来看,窗外天已完全黑了,这么晚了是谁呢?门一打开,外面站的竟是董先生。我赶快请他进来坐下,他却不肯坐,在我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明天就要离开这里,这么晚了还从旅馆里走到学校来找我,而且他在外面走路时常迷路(他不说迷路,而是晕路),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对我说。哪知董先生并没有具体的事情要和我讲,他对我谈到了清华,谈到了秦公,也谈到了给他极好印象的渥太华以及渥太华大学。天越来越晚,而这场漫无边际的谈话也快有一个多小时了,他也该休息了。我正在犯愁怎么提醒他时,他说道,我看你也不必回清华了,在这里呆着挺好。我听了这话,心里惊喜交集。惊的是,那时毕竟只是1986年的6月,人们,特别是他们这些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深深折磨的人,还不习惯谈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话题,即使对相知较深的人,也不会如此直接地挑明;喜的是,董先生没有把我当外人,直接了当地将他心里想的告诉我,并鼓励我在这片美丽自由的土地上开拓新的生活。

  第二天早晨,我送他到长途汽车站。在分手时,他颇有几分动情地谢谢我送他并祝我一切顺利。望着载着他渐渐远去的汽车,我很是有些难过。我不知他为何拒绝了渥太华大学颇为优厚的合同,更不知他在多伦多有何计划,如何谋生,他毕竟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过了近两年的时间,有一天Mingarelli教授告诉我他得知董先生的一点消息。言他还在多伦多,但很快就要回中国去了。我问董先生在那干什么。他似乎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生活在那,Mingarelli教授回答说。那一箱子字画一下子在我的记忆中涌现出来。

  在来年的那春夏,我和许多人一样十分关注发生在故国的事情。Mingarelli教授多次向我表示他对董先生的担忧,因为他那艺术家的气质。但我相信他们这一代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历史风暴的人是不会有太多的冲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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