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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默:纪念恩师汪坦先生

更新时间:2008-11-11 21:49:50
作者: 萧默 (进入专栏)  

  

  每次给汪坦先生电话,拨通以后,总能听到先生特有的底气十足的爽朗声音:“啊!你是萧默?好,好啊!”。但去年春节,大年初一,当我照例向先生电话拜年,期望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时,得到的却是先生心脏病复发的消息。放下电话,我立即赶往医院,先生躺在床上,脸上虽带着一丝疲惫,声音却仍是那样爽朗,对他从美国赶回来的女儿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弟子,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不简单哪!”。我带去一枝人参,对他的女儿说,一定要先请教大夫,问清楚能不能用。

  现在的硕士和博士生年纪都很轻,但拨乱反正后1978年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生年龄都普遍偏大,原因是十年动乱耽搁了整整一代人。以后,清华首次招收在职博士研究生,我又有幸被汪先生收下,确实是先生所收年龄最大的弟子。

  在与先生相处的并不算太多的时间里,给我的最深感受是先生那宽容豁达似乎永远年青的精神。博士生入学要经过面试,记得那天面试开始,我不免还是有点紧张,汪先生开了一句玩笑:“你不必紧张,今天不是考你,而是考我!”正疑惑中,他又说:“我看中的学生,还要来一次面试,这不是不相信你,而是不相信我,你有什么可紧张的?”一下子,气氛就完全轻松了。

  

  1988年与汪坦先生

  

  从学先生后,先生对我说:“你是搞中国建筑史的,这次的题目是敦煌建筑。敦煌我没有去过,你却待了15年,有关敦煌建筑具体的事你最熟悉,要靠你自己,我可辅导不了你,还要你来教我。但这并不说明我不能当你的导师。我们是互教互学,这是值得追求的境界。”汪先生对研究生的教育,从来都不是一板一眼就事论事,而是看来似乎都是些海阔天空无关课题本身的漫谈和对话。有时先生讲的话还颇有点深奥,一下子不见得就能够理解,先生也不管,只是自顾自地讲下去,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逐渐给学生展现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听他的谈话,你可以点头,也可以不点头。学生点了头他不见得就认为你真正听懂了,学生不点头他也不觉得你一点没有听进去。先生追求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心心相印的超然物表的境界,很有点洙泗杏坛或柏拉图学园的遗风。先生喜欢他的学生,喜欢热闹,在先生的客厅常常会聚集他的好几位博士生,作这样无拘无束的漫谈。每一次从先生处归来,先生那颇带禅家机锋的见解常会令人神驰天外,回味无穷。一次,我谈了对先生教学方式的感受。我说,有一种教学,是老师给学生一只兔子,可以马上解决饥渴;第二种是给学生一支枪,学生可以自己去打兔子。汪先生是连枪也不给,只给学生一堆钢管、绳子、木棍和铁丝之类的东西,然后教给学生造枪造网造鱼钩造弓箭的方法,学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去制造。这三种办法都需要,第一种更多用于中小学,第二种应该更适用于大学,到了博士研究生,就更需要第三种了。在我大发这一通议论的时候,我看见先生在微笑,大概是对我的首肯吧!事实上,先生更重视的是以一种世界性的宏观的眼光,启发学生自己的思考。我永不会忘怀先生向我推荐当时刚出版的英国史学理论家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情景,他要我仔细读读,好好想想,眼光中充满着期望。这本书总结了西方史学新潮流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发展过程,对比了新潮流与传统史学的不同,主张史学研究在继承传统史学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应该从线性的、过于重视“事件”即史料的、只关注贯穿在一串连续事件中严密逻辑关系的传统史学中脱颖出来,进入更多重视“事态”以及事件、事态都处于其中的“结构”及其演化过程并更多关注理论的新史学。显然,新史学开拓了一个立体的多元思维构架的新境界,是史学的重大发展。在用心阅读了这本书以后,确实收获很大,把自己以前朦胧感到的一些思路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了。我写了一篇读书笔记《当代史学潮流与中国建筑史学》,发表在《新建筑》上。我把这期刊物给了汪先生。先生非常高兴,说:“我不见得会同意你的每一句话,但你能用心读书,而且有收获,就是好的。”从汪先生那里得到的收获,在我以后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时,更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

  先生十分尊重学生,从来不要求学生都按照他的意见办,从来不给学生下命令,更喜欢听到学生的独立见解,甚至是与他不同的意见。他几次对我说:“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这是普遍规律,要不然社会还怎么前进?学生如果不能超过老师,首先说明的不是学生的功夫不到,而是老师教育的失败。你教出来的学生连你都不能超过,不是失败是什么?”

  

  去年临近年末,为《敦煌建筑研究》的再版,我增加了一篇序言,谈到梁思成先生对敦煌建筑资料的重视和学术的开拓,回忆了几位与此书有关的前辈,提到汪先生。我写道:“汪先生在八十高龄收下我这个徒弟,以世界的眼光给了我不少宏观的启发,夙夜批阅原稿,费了不少精力。老先生宽容豁达,提携后进,高风亮节,淡泊名利的品格,更令我受用终生。”第二天,正在我再次修改序言时,突然接到复合师弟的电话,告诉说先生已弃我们而去了。我说我马上就到医院来,复合说不要来了,已经全都安排好了,我们也正在回去的路上,我终于未能在先生生前再见他一面。回想去年四月底清华校庆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见先生走路已不十分方便,拄着手杖。我搀扶着他,对他老说:“明年春节我可能会迁到新居去,比现在的住房宽敞多了,等安顿好了,一定请先生和师母,还有所有师弟师妹,到家里聚一聚。我来接您。”先生高兴地以惯常的方式大声回答说:“啊!好,好啊!我们一定去。”没有想到,只差两三个月,却再也不能实现我这个简单的愿望了。

  

  (本文写于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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