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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成:美国宪法争议及方法:2008年评述

更新时间:2009-09-20 20:17:27
作者: 王书成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成文宪法的国家。宪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够通过宪法得以解决。宪法也有其有限的功能定位,而非“调节”所有领域,虽然近乎“涉及”所有领域。从美国宪法的发展历史来看,很大程度上其毋宁是一部宪法案例史。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通过宪法判决,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宪政的不断向前发展。可以说,宪法案例是美国宪法焕发生命力的必备素材。然而如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1]等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宪法案件,也非昙花一现、嘎然而止,相反往往是虽岁月留痕却仍然炙热有加。社会政治、文化等环境的变化,也会使得一些宪法争议得以持续。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观念上的分歧,使得历史上的宪法争议又被轮番拷问了一番、如堕胎、同性恋、纠偏行动等等。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枪支使用的合宪性、总统宣誓就任程序等宪法问题。通过拣选局部宪法争议,虽然不能全面掌握美国宪政的面貌,然也可以观其精髓,领悟美国这一制度多元性背景下宪法在运转中其与政治、政党、权力、宗教、民众等之间的勾连与糅合。

  

  一、枪支使用、宪法解释与最高法院

  

  2008年的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案[2],可以说是美国宪法上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最高法院判决,美国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保护个人拥有枪支并可作为私人使用的权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第一次直接表明持有枪支是否是一项个人权利或仅仅适用于州民兵的集体性权利。此案也是联邦最高法院继1939年United States v. Miller案[3]后再一次直接对宪法第二条修正案做出解释。[4]

  虽然根据第二条修正案,其赋予了个人有权拥有枪支,但是根据华盛顿枪支管理法(Washington’s Gun Control Law)的规定,对于私人拥有手枪是禁止的,且对于步枪和散弹猎枪的拥有也设置了条件,因而引起了合宪性争议。虽然宪法中的许多权利都具有合理的界限。比如虽然第一条修正案赋予了言论自由,但政府也有权去限制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但是这个案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涉及公共安全的新权利上来界定政府的宪法界限。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很明显。同时最高法院宣称了一项新的宪法权利,也引起来宪法学界的诸多争议。

  本案最初源于2003年,首都华盛顿的六位居民[5]向哥伦比亚特区法院提起诉讼,认为1975年的轻武器控制规制法的相关条款,以及根据哥伦比亚特区规则制定的相关地方法律(也是哥伦比亚地区法典的部分内容)违反了宪法。这项法律限制了公民持有手枪的权利,除非依据1975年之前相关的祖父条款(Grandfather)对这些手枪进行了登记,或这些在职的或退休的法律执行官员才可以持有。这项法律要求所有的武器包括步枪、散弹猎枪均应该卸载、散装或装上扳机锁。特区法院未受理该诉讼。然后该案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上诉法院认为,第二条修正案保护每个人持有武器的权利。这项权利的前提是私有性的拥有武器来从事相关活动,比如打猎、自我防卫。自我防卫则被理解为抵制私人的违法入侵,以及暴政的掠夺(或国外的危胁)。同样,持有武器也可以保护公民的民兵组织。法院也认为手枪属于武器,进而认为他们不能被哥伦比亚特区所禁止。但是法院也强调了第二条修正案的权利也有一定的合理界限。其实,本案中在持有枪支应该具有一定的界限上基本是不存在分歧的,而是对于究竟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来限制对于枪支的持有,以及当涉及到自我防御的时候法律应该如何被解释等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这样被告请求最高法院审理此案。

  2008年6月26日,最高法院也维持了华盛顿地区巡回上诉法院2007年在Parker v. District of Columbia案中的判决内容[6]。之前,华盛顿地区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1975年轻武器控制规制法(Firearms Control Regulations Act of 1975)的相关条款,而认为其违反了宪法,进而决定手枪作为武器不能被哥伦比亚特区禁止作为私人使用,从而对于要求所有轻武器包括步枪、散弹猎枪都必须卸掉子弹、分解开或装上扳机锁的相关法律部分也被推翻。其中法院判决的理由是:第二条修正案的条款:“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不得受到侵犯”是个人拥有与携带武器进行自我防卫和防止暴政的固有的前提性权利。这是以宪法中其他地方对于“人民”(the people)的使用和这个条款原初的公众理解的历史素材为基础。从序言条款来看,其宣称了“作为自由国家安全必要条件的有效管理的民兵”的目的,也是和这个条款的意思相一致,即指一个训练有素的包括所有有能力进行防卫的男性民兵(citizen militia)。历史素材也支持这种解释,包括在州的宪法中同时规定有类似的持有武器的权利,以及第二条修正案草案的相关史料,学者、法院及立法者在19世纪末对于第二条修正案的解释也是如此。且任何最高法院的先例都没有排除法院的这种解释[7],如United States v. Cruikshank案[8],Presser v. Illinois案[9],United States v. Miller案[10]也没有。

  而从枪支案的发展过程来看,其激烈的辩论也可见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等核心议题,因为对于宪法第二条修正案该如何被解释,各个大法官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意见。如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认为,第二条修正案保证了每个人有拥有枪支的权利,而不是简单如对修正案所解释的那样——作为民兵来拥有枪支。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大法官作为关键性的一票,认为第二条修正案的第一款中提及的民兵的目的很明显地是确认拥有民兵组织的权利,而第二款明显是确认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进而认为这项权利对于保护个人及家庭免受敌对的印第安人部落、逃犯、狼群、熊等的侵害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可见,肯尼迪的基点在于这项权利具有一种自我防御性功能。而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则对于第二条修正案有不同的解释,认为其中的两个条款可谓完美结合,其保证了民兵组织不能被暴君所破坏,而既然我们需要一个民兵组织,那么人民拥有武器的权利当然就不能被侵犯的。布雷耶(Stephen G. Breyer)大法官则试图努力通过历史分析来挽救被挑战的法律。他指出,轻武器在国家的早期阶段是用来安全防卫的,并描述了马塞诸塞州的一项法律禁止在家中持有装满子弹的武器,因为有走火的危险,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禁止在城市里持有手枪,是因为有犯罪的危险。所以情形发生了变化而已。[11]

  由此可见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之间对于宪法第二条修正案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他们恰恰是美国宪法的权威性司法解释主体。饶有趣味的是,最高法院最后以5比4做出了判决。[12]斯卡利亚(Scalia)法官,联合大法官罗伯茨(John G. Roberts, Jr.)及法官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阿利托(Samuel A. Alito Jr),发表了法院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美国司法审查正当性的历史性争议,因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影响美国宪法的最高法院的判决有时候往往是由一位“摇摆”法官所决定的。

  学者等对此也是争论不休,各持己见。即使结论一致,其所持理由也各不相同。宪法学者Walter Dellinger认为,从语言分析来看,第二条修正案是:“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之所必需,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因此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该修正案的前部分确认的是与民兵相关的权利。在当时,起草的第二条修正案中的“人民”和“民兵”本质上是同义的,因而认为,第二条修正案的两个条款可解释为赋予了每个人拥有武器的权利,只要是与民兵服务相关的。[13]而却伯(Tribe)认为,第二条修正案保护个人的权利,但是其也认为哥伦比亚特区对于某些武器的禁止从个人权利保护的观点来看并不违反宪法第二条修正案。[14]

  波斯纳则认为,Heller案创造了一项新的以前不存在的基本权利,和Roe v. Wade案相比,他认为斯卡利亚所坚持的原旨主义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与多数观点是相反的。进而认为,修正案的内容,不管是单独来看还是从他制定的背景来看,都没有创造私人拥有枪支来打猎或其他运动,或进行人身财产防卫的权利。把修正案理解成州的民兵成员被允许在家中持有枪支,这也是有疑问的,因为那样将减低民兵的效能性。设想国家的部分民兵正在进行战斗而且需要增援武器,难道民兵司令要去收集没有被动员的民兵们藏在家中的武器,还是相反去从武器储备间去获得呢?第二条修正案的目的,从其语言和背景来看是保证民兵的效能,如果阻止州有效地安排民兵武器的收藏与分发,而破坏了民兵的效能,这样的解释是不合理的。[15]

  本案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引起如此轩然性的宪法争论,关键在于其撩起了宪法解释理论的内核,即对于宪法解释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方法,并使其与民主理论、制宪权、司法审查正当性等命题相契合。从枪支案的争论来看,有的法官使用实用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解释方法等,有的法官则使用历史解释方法、原旨主义解释方法、文本解释方法,这也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同时枪支案一定程度上与罗伊案相近的是,它创设了一项新的宪法权利,而对于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正当性一直是美国宪法理论争论的焦点,因而本案也必然使得最高法院究竟应该如何在宪法审查、民主制度中扮演角色等问题再次被提上了案头。正是因为宪法解释,由于主体的不同,往往会出现不同的解释结果,所以美国当今宪法理论中,以Larry Kramer、Mark Tushnet等为代表的人民宪政主义(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所提倡的人民解释宪法等相关理论,以及非一元化的宪法解释观,也是有美国社会独特的制度所契合的。甚至Jeremy Waldron的反司法审查理论等等,都是建立在人民民主的理论之上。

  

  二、同性婚姻、司法审查与民主

  

  在2000年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一项投票认定只有异性婚姻是有效的。但是逐渐地,公众越来越接受婚姻平等的观念。为此,加州的立法机关在2005年通过了一项措施让同性可以结婚,在2007年又通过了另一项措施。但是这两部法案都被共和党人州长许瓦尔兹勒格(Schwarzenegger)给否决了。许瓦尔兹勒格认为只有法院或者通过创制式的投票(ballot initiative)才可以改变婚姻的相关规定。2008年5月,加州最高法院在In re Marriage Cases案中推翻了州法律关于禁止同性结婚的规定。[16]2004年,旧金山市长作出决定允许签发同性结婚证,2008年,随着判决的作出,加州成了又一个可以签发同性结婚证的州。但是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引发了可谓激励的宪法争议,很快引出了公民创制的第8条提案(Proposition 8)。这样,通过公民创制投票(initiative ballot)的方式,来决定同性婚姻(Same-Sex Marriage)的合宪性再次被提上日程。其实,在2004年,马萨诸塞州通过州最高法院对于州宪法的解释首先确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17]当然这种做法的考量因素是很多的,但是平等保护条款及反对歧视无疑是其中的主导性因素。但这在当时引起了全国近乎爆炸性的争论。当然这主要源于美国是一个基督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在基督教的文化中,同性婚姻是被禁止的。故而,当同性婚姻成为可能的时候,自然会在这个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度里引起哗然。之后,也有一些州相继承认了同性之间的“民事结合”(civil unions)关系,如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缅因州、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利亚州则允许同性之间登记为“家庭伴侣”(domestic partners)。当然在如何对待同性关系上,各州做法也不尽相同。如纽约州高等法院,以及新泽西州和华盛顿州判决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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