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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 王书成:中国劳动教养之流变、困境与出路

——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衔接

更新时间:2010-08-16 15:50:24
作者: 林峰   王书成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曾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但是随着劳动教养的流变,其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带来了中国法治发展中合宪性和合法性的困境。虽然通过制定法律可以摆脱劳动教养的「法律」困境,但从本质上来说,劳动教养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违背,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应当予以废除。而劳动教养之所以能够在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存活至今,也是与中国缺少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分不开的。

  

  关键词:人权、中国、国际公约、劳动教养、宪法

  

  Abstract

  

  Although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on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 it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and led to its present predicament, i.e., its legality and constitutionality have been questionable. The issue of legality can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enactment of a national law to incorporate the system of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The system is, however, in its natu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nd the rule of law principle, and should therefore be abolished. Despite its illegality and unconstitutionality, the system of re-education through has continued to exist in China until today. One essential reason is that there does not exist an efective constitutional review system in China.

  

  Keywords

  

  China, Constitutional Law, Human Rights, ICCPR,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一 劳动教养:从人权公约到中国话题

  

  如果只是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以下简称《公约》)文本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劳动教养,其「非人权」的特性显而易见。根据《公约》(ICCPR)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同样,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条约(ILO Convention 29)的规定,其所禁止的「强制劳动」是任何在惩罚的胁迫下进行的劳动或服务,且这些劳动者是非自愿的。「劳动教养」是一种典型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劳动同样,劳动教养也违背了《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依据《公约》(ICCPR)的内容可知,所有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并由法院作出判决。而在中国,在法院之外,劳动教养的执行,可以对非犯罪人员执行一到三年的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延长至四年,比刑法中部分刑罚的惩罚度还要重。因此结论很明显,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正式签署《公约》(ICCPR)后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信守《公约》(ICCPR)的责任和义务。(茅于轼、贺卫方等,2007)

  然而问题在于,为何劳动教养制度能够在中国产生,而最后演变为一种广被社会人士诟病的制度形式呢?(扬子云,2008:65-66)而且,即使中国签署了《公约》,劳动教养制度仍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苟延残喘」呢?有学者指出,「人权保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都表明,文化的多样性和国情的差异性,决定着人权保障模式的不拘一格。中国具有『和合』文化传统,现在又在致力于建构和谐社会,推崇协商、合作和共赢,追求社会和谐,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以和而不同,不同观点主张之间可以求同存异。这种博大精深的『和谐』观,不仅在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权保障的模式选择。」(罗豪才,2009:3)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人权具有普遍性,但是其普遍性不是绝对的,而因应各个国家「地方性知识」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公约》固然为人权提供了一个国际标准,但是这种标准不是绝对划一的,并将随着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用不同的方法与手段,而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自身特色,因为不同国家在经济水平、政治体制、文化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

  而如欲认清中国劳动教养制度,则须从中国话题谈起,而非简单地从文本的角度来断然中国劳动教养的「非人权」逻辑,或背离于《公约》(ICCPR),虽然最终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一致的。而中国话题的谈起,当然离不开劳动教养在中国的流变。

  

  二 劳动教养之流变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确立于50年代。在建国初期,由于国家政权刚刚建建立,尚不稳定,因此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破坏分子。为了使社会主义政权更加巩固稳定,中共中央在 1955 年 8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开始了清理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对如何处理清理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指示》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某种程度上,这是劳动教养制度的最初依据,即不判刑,但却将被劳教人员集中起来进行劳动并发给一定的报酬,从而达到改造的目的。195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在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进而使得劳动教养机构在全国各地得以建立。虽然《指示》为劳动教养制度的确立开了源头,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在法律规范上的真正依据则是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1957 年 8 月 3 日由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至此,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据也由党的政策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从《决定》的内容来看,其目的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进而规定: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四)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同时《决定》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作出了明确规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并且可以酌量扣出其一部分工资,作为其家属赡养费或者本人安家立业的储备金。由此可见,当时的劳动教养制度主要是作为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手段,而不是如今现实中已畸形化的「准刑罚」制度。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的法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劳动教养及相关法律一样受到了冲击。文革以后,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1979 年 12月 5 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并将 1957 年颁布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劳动教养制度便得以重建。1980 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将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将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一并归入劳动教养,“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对于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嫌疑需收容查清罪行的人,送劳动教养场所专门编队进行审查”。劳动教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其他的羁压性措施。1982 年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共有 11 章 69 个条文。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最为详尽具体的规范性档,标志着劳动教养的基本定型。之后,公安、司法机关也作出一些规章性档或司法解释,如1984年3月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教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198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试行)》等等。而从《试行办法》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规定来看,其包括:(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由此可见,此时的劳动教养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轻于刑罚的处罚措施,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基于政治改造而可以提供工资的集中劳动、教育和改造的手段。

  当然,劳动教养制度创建至今,所取得的绩效也是明显的。有学者以上海市为例对劳动教养的发展进行了研究。(陈元,2002)上海市劳教局从 1995 年 5 月26 日成立至2002年,短短不足 7 年时间内,已经发展为拥有上海市第一劳教所、上海市第二劳教所、上海市第三劳教所、上海市第四劳教所、收容劳教所、戒毒劳教所、少年劳教所、女子劳教所等 8 个劳动教养场所的规模,从事劳动教养工作的司法干警人数达 2700 多人。上海市劳教局 2001 年 8 月份内部统计数据显示,当月全局在册劳教人员共有12308 名。据调查,90%左右的劳教人员解教后。能够遵纪守法,一些人被评上了先进,有的还上了大学、入了党、当了厂长、经理或工程师,有的在社会和他人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昔日危害社会、为人厌弃的“害群之马”,成为世人刮目相看的奉献者和先进模范。(司法部劳教局,1997:4)同时,从戒毒工作也可看出劳动教养的绩效,自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颁布实施以来,劳教机关开始依法收容戒毒劳教人员。到2008年,累计收容戒毒劳教人员达17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全国禁毒工作的深入开展。(李如林,2009:15)

  由此可见,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已经发展成为与监狱系统同等重要的制度,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社会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教育和挽救『中间地带』任务的基本方法。因此,搞好劳教工作,提高劳动教养的教育改造质量,对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王景,1990:51)但是在法治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取得一定社会效果的劳动教养制度在法治发展的进程中也逐渐走入了困境。

  

  三 劳动教养之困境

  

  虽然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时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从1957 年 8 月 3 日由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到1982 年国务院转发了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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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第38卷,2010年第一期(春/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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