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

更新时间:2008-10-24 22:52:20
作者: 温儒敏 (进入专栏)  

  

   最近我在一篇题为《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中,提出“汉学心态”这个说法,引起学界一些朋友的议论。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做学问嘛,各有各的路数,不好多加议论。但考虑到教学需要,对某些偏向提出建议,也许是有利于同学们的学习的,所以我就再就这个问题,补充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的基本观点是,汉学很重要,是可供本土学科发展借鉴的重要的学术资源,但借鉴不是套用,对汉学盲目崇拜,甚至要当做本土的学术标准或者摹本,这种心态并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这里要提出警惕所谓“汉学心态”,主要是针对文学研究中空泛的学风,并非指向汉学。

  

   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学问。在欧美,提到汉学(Sinology),马上会想到这是很偏的古典的学术。有些新近的欧美汉学家,不见得喜欢“汉学”这个名堂,他们宁可把自己的研究叫做“中国学”。汉学在国外学术界处于边缘的位置,并不是主流的学术,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又是边缘的边缘。不过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学者对现代中国的关注与日俱增,汉学研究的视野逐步从古代拓展到现当代。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华裔学者加入到这一领域。有些从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到欧美留学的人,学后在那里找到教职,比如在东亚系,他们有小部分人也对现当代文学有兴趣。这些华裔学者和那些传统汉学家不同之处,是对中国比较了解,但由于同样是在欧美的学术背景下做研究,还是不出汉学的圈子。汉学研究一般都做得深入专注,往往“穷尽”某一课题,在所属领域有发言权。汉学家的研究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也就成为外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从另一方面看,以西方为拟想读者的汉学,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与成长,离不开对外国学术的借鉴,其中汉学就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但传统的汉语研究并不成系统,汉语语言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得益于欧洲汉学家的影响。又比如敦煌在中国,但敦煌学作为专门的学问,也是先由汉学家搞起来的。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复兴,也借助过美、日等国汉学研究的催化促助。记得1979年,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看到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先生的英文版《现代中国小说史》,在我们习见的文学史之外第一次发现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在该书的引导下,我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废名等被遗忘的作家作品来看,大大拓展了眼界,也冲击了自己原有比较沉

   闷的研究思维。当时我还在一本内部刊物上发文介绍过夏志清的书。还记得1980年代, 乐黛云老师领着一批学生翻译了几十篇国外研究鲁迅的文章,汇集出版,也给国内的鲁迅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那时伴随着所谓“方法热”,海外汉学著作大批翻译,改变了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格局。汉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复兴与发展,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应当感谢汉学家们的贡献。就是现在,我们与海外汉学的联系也还是非常密切,在北大中文系,就常有汉学家来访,海外汉学始终是我们重要的学术资源。

  

   我这里提出要克服“汉学心态”,带有学术反思的含义,这种不正常的心态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跟风”。这些年来,有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甚至包括某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对汉学、特别是美国汉学有些过分崇拜,他们对汉学的“跟进”,真是亦步亦趋。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是一般的借鉴,而是把汉学作为追赶的学术标准,形成了一种乐此不疲的风尚。所以说这是一种“心态”。看来中国的学术“市场”的确是大,许多研究在美国那边可能很寂寞,很边缘的,来到这里却“豁然开朗”,拥有那么多的“粉丝”和模仿者。结果是“跟风”太甚,美国打个喷嚏,我们这边好像就要伤风感冒了。可能有人会说,都讲“全球化”了,学术还分什么国界?如果是科学技术,那无可非议,先进的东西拿来就用,不必考虑国情、民族性什么的,但是人文学科包括文学研究恐怕不能这样,其中民族性、个别性、差异性的东西也可能是很重要的。汉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文学科,其理论方法,以及研究的动机、动力,离不开西方的学术背景,用时髦的话来说,有它自己的学术谱系。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拿来就用,甚至就以此为标准,为时尚,为风气,心态和姿态都和海外汉学家差不多了,“身份”问题也出现了。所谓“汉学心态”, 不一定说它就是崇洋迷外,但起码没有过滤与选择,是一种盲目的“逐新”。

  

   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前面我也谈到,这位汉学家在1980年代对于打破学术思维的僵局曾起到类似“催化剂”的作用。至今他的小说史仍然是我们文学史写作的一种参照系。但是否也应当有些选择与过滤呢?就拿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评价来说,他注意到张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注意到那些非常有创造力的方面,这是一种独具的眼光。但夏志清对张爱玲写土改的《秧歌》、《赤地之恋》等小说也那么推崇,认为是记录“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杰作,恐怕就不敢恭维了。《秧歌》把共产党写得那么暴虐,那么没有人性,显然是出于一种反共的政治立场。张爱玲那时到了海外,对国内的土改并不了解,她为稻粱谋而接受了美国官方的资助,《秧歌》、《赤地之恋》都是带有很强政治性的“命题作文”。我们赞赏张爱玲的小说,但不认为《秧歌》、《赤地之恋》是出色之作,因为里边概念化的粗糙的东西实在太多。夏先生反感所谓“流行的意识形态”,认为束缚了现代文学的创造力。但夏先生为什么高度评价《秧歌》?恐怕也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说是出于冷战思维。夏先生小说史的方法源自新批评派,他也试图强调细读,尽量做到比较客观。事实上,这也没有很好做到,他把那些反映时代主流的作品几乎都归类为次品,就不够公正。时过境迁,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指责夏先生。但如果把夏志清的文学史作为学术摹本,是否也应当了解一下他当年写作的学术背景和方法理路呢?现今有些新近的华裔汉学家以及他们的模仿者,在研究土改文学或者中国1950年代文学时,用的还是类似夏先生当年的方法,他们总是非常超然地认定当时的文学就是“政党政治”的宣传,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还有所谓“体制内”“体制外”的解释,等等,而对于特定时期普通读者的实际状态和审美追求,他们是视而不见的。他们可以“同情”土改运动中被镇压的地主阶级,而对千百万农民的翻身解放却无动于衷。在他们的笔下,解放之后的新中国完全是精神沙漠,而少数敏感文人的体验就足以代替千百万普通中国人的命运。这起码是一种历史的隔膜。如果说汉学家这样写文章还比较好理解,因为学术背景不同,而那些盲目“跟进”的追随者,仿佛也是在另外一片土地上做超然的汉学文章,只能说是隔岸观火,隔靴挠痒了。

  

   有时某些国外的研究介绍进来,一时引起大家的兴趣,或者有些模仿学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如果模仿竟然成为风气,成为某种盲目逐新的心态,甚至左右了学科的发展,那就需要检讨了。就如一袭华美的时装,刚面世大家都很赞美欣赏,如果群起而仿作,那就“撞衫”,泛滥而腻味了。“汉学心态”就是蜂拥“跟进”,是学界的“追星”,失去了自己的学术个性与自信。前些时候美国一位很有成就的汉学家提出“压抑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特征早在晚清就出现了,并非五四之后才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位研究者的论述是有些道理的。在晚清小说和文学翻译中,比如狭邪、公案、谴责、科幻等等,的确可见某些可解释为现代性的因素。大概这位华裔汉学家是看到五四传统太强大了,被神圣化了,就来点质疑,往五四前面追溯,结果发现现代性在晚清就产生了。他要颠覆以往过于强调的五四传统,借此模糊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界限,不免也有“过度阐释”之嫌,不过总的来说,他还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和原始材料的调查,没有脱离文学,也丰富了对文学史的理解。这个汉学家的观点当然值得讨论,事实上现在也有人在批评他的论述“过犹不及”。

   问题不在于这位汉学家,而在于许多蜂拥“跟进”的模仿者。多数“仿作”的路子大同小异,就是抓住某些“个案分析”,并不顾及“个案”的代表性,便从中“提拔”所谓“现代性”因子,证说预设的命题,有点“穿鞋戴帽”。很少有人注意到汉学家提出“压抑的现代性”初始的含义及其学理背景,也全然不顾在当今国内出现贬抑五四传统的风气之下,这种思路是否利于深入探讨问题。一时间竟有那么多人都在谈“压抑的现代性”,都在彼此“克隆”。这难道不是心态出了问题?

  

   现在许多“仿汉学”的文章,看上去很新鲜、别致,再琢磨则有共同的一个毛病,就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就像听外国人讲汉语,总觉得少了某些韵味,不是那么回事。而可笑的是有些“仿汉学”的文章并不掩饰其“仿”,反而标示其“仿”,连语气格调都很像是翻译过来的,是那种比较生硬蹩脚的翻译,它要的就是那个翻译味,这类文章可以称之为“仿译体”。大概以为这也是一种标新立异的“创新”吧。汉学的套路并非不可借用,但总还要有自己的理解与投入,有自主创新,而不是简单克隆。

  

   我们也注意到,现今海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少都与传统汉学拉开了距离,有所变通,其中最显目的,就是强化理论设置。可能因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汉学界位置较低,要打开局面,自然要往新路上走,要从文学领域做出去,往主流学术所看重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上靠。希望本来比较冷僻的学问能进入主流,这也许就是新近的汉学特别注重新理论的原因吧。不过汉学毕竟是边缘学术,在西方是一个寂寞的领域。尽管近些年外国人关注中国多了,学汉语的人也多了,我们办的“孔子学院”也到处开花,其实都是“应用层面”的居多,研究中国的学问真正要进入主流学术,恐怕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我们还注意到,某些华裔汉学研究者和传统的汉学家又有些不同,他们似乎更加注重研究写作的“可操作性”。如果像传统的汉学家那样,非常专深地考察研究某个文史领域的课题,圈子之外是不会有很多反响的。要拓展影响,就不能不更多地采用相关领域的理论方法,特别是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框架。设身处地想,在西方学界要站住脚跟不容易,学术生产的“可操作性”是不能不考虑的。比如文化研究,就比传统的文学研究“可操作性”强一些,所谓“现代性”的阐释,又更能拓宽研究的向度,这些都是如今关注现当代文学的那些汉学家格外喜爱的路子,也容易“出活”。汉学家在这方面有许多成果都值得肯定,而且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问题出在 “跟风”中。这里不妨就稍微具体谈谈“泛文化研究”与“现代性”的过度阐释问题。所谓“汉学心态”与“仿汉学”风气,在这两方面是表现得较为突出的。

  

首先要说明,“现代性”研究非常重要,这个概念已经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覆盖性概念,谈论“现代性”没有什么不好,我自己有些文章也在讨论现代性问题。不过我发现现在这个词用得有些泛滥,无边无际,其核心含义反而不太清晰了。本来,在一些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那里,“现代性”可能是被借用来处理文学史的一种标尺,目的是质疑和颠覆以往那种以“启蒙”为价值依托的研究取向。而我们某些模仿者并不一定了解这些背景,就是一味模仿逐新而已。比如把“现代性” 的追求解释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唯一基本主题,一网打尽,其余一概不顾;又比如,把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现代性”作为试金石,用于衡量和剪裁中国文学的丰富史实,等等,虽然不无新意,但这是先入为主,要颠覆传统,刻意“翻新”。此类研究大而无当,总是从概念到概念,无视文学创作的情感、想象、审美个性等问题。在某些“后现代”的论作那里,文学性更是被放逐,文本分析只是作为社会变迁、文化冲突的例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1650.html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