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法国汉学家詹嘉玲(上):“过去即异国”

更新时间:2020-04-04 20:55:43
作者: 詹嘉玲   赵静一  

  

   赵静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 BBC 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辑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詹嘉玲(Catherine Jami),法国知名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主任研究员,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秘书长,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前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末清初中欧科技交流史,并侧重于中国数学史研究。

  

  

   距上次更新 “静一访谈” ,已有些时日了。这期间,有很多朋友问我,下一期访谈什么时候推出呢?一直有人惦记着访谈,着实让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无奈过去这大半年学术工作繁重,很难抽出时间来转录、翻译、整理那些珍贵又有趣的访谈录音。能够在发展事业与兴趣爱好上合理地分配时间,并同时兼顾自己的小家庭,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这期访谈筹备时间已久,很高兴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推出。受访者詹嘉玲(Catherine Jami)博士是位知名的汉学家、科学史学家,也是我采访的首位法国学者。我与她是在我读博期间相识,那时正值她的先生古克礼教授(Christopher Cullen,第二期 “静一访谈” 受访者)在李约瑟研究所任所长。当时我对詹老师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她的研究方向是数学史及近代欧洲与东亚的科学交流史,而这一切似乎都离我自己的研究课题太远了。后来,当我逐渐走近科学史领域,才认识到詹老师研究的非凡意义,而她在这方面的贡献也称得上举足轻重。我意识到,通过学习欧洲与东亚的交流史,探讨中西如何通过看待“他者”而审视自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诸多文化问题。

  

   由于两人研究领域相近,詹嘉玲和古克礼夫妇常常会出现在同一场研讨会上。如果说古克礼老师幽默风趣,童心满满,总是在谈笑风生中点出一些关键性大问题,那么詹嘉玲老师给人的印象则是相当严肃且一丝不苟。在研讨会上,她的发言简要、精辟又一针见血,十足的大学者风范,常常令作为博士生的我对她肃然起敬,心中总是有点惶惶然不大敢与她进行深入交谈。后来与她进一步接触后,我才发现是自己多虑了,詹老师其实是一位十分低调又谦逊的学者,在她看似严肃的外表下,内心涌动的却是对学术、对学生、对社会的满腔热忱和令人无比敬佩的责任感。

  

   2018 年 9 月 10 日,詹嘉玲博士在访问李约瑟研究所期间,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那时距离现在已有一年之久,通过整理我们当时的对话,有幸再次回味思考她与我分享的种种——关于她的求学研究之路、关于康熙皇帝与传教士以及学者的精神与责任等等,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享受。不知是否这段时间自己也成长了,时隔一年,我对她的所思所想似乎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还记得采访那天,我的重感冒还未痊愈,带着浓重的鼻音向老师请教问题,想象着耶稣会传教士在大清朝廷上与康熙交流科学的场景。那场如沐春风的对话竟然让我忘却了身体的不适——是啊,无论何时,知识都是一剂上好的灵丹妙药!我也非常希望读者朋友们能从这篇访谈中有所收获。

  

一、与中国数学史结缘

  

   静一:詹嘉玲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可否请您先谈谈您是如何进入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的?您是学习数学专业出身的,对吗?

  

   詹嘉玲:是的。应该说,我从五岁开始就对中国感兴趣了。那时候中法刚刚建立外交关系,一个中国马戏团到巴黎演出,我父母带我观看了表演。所以说我对中国的迷恋之情起始于儿童时代的幻想。1972 年读初中时,我有机会开始学习汉语,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学了六年汉语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并没有遇到任何真正母语是汉语的人。当时全法国可能只有两三所学校教授汉语,而现在在中学学习汉语已经比较普遍了。我认为,目前在法国,如果你想通过学习语言来展现你的聪明才智,实际上汉语已经取代了德语。我想这可能是法国特有的现象,也是法国数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特有的浓厚兴趣的延续。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非常关注数学理论与定理,而很多定理都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不过,从来没有人教我们这些定理最初是如何创立或发现的,对此我非常好奇。如此,我的两个兴趣点 —— “中国文化” 和 “数学” 便恰巧匹配在了一起。通过阅读两位资深法国学者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和林力娜(Karine Chemla)的研究成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领域,而不只是我的幻想。可以说,科学史是隐形的,从高中教学内容中我们便可发现它为什么会这样。

  

   于是,我先后攻读了数学硕士和数学史博士学位。在那时,这样的做法并不被鼓励,因为纯粹学数学看似更保险。但我并没有改变想法,与此同时,还开始进修汉学学位。很幸运的是,我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获得了职位,于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进入CNRS 之前,我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这里(李约瑟研究所)进行研究。在这里,我发现中国科学史领域如此激动人心。那时,我日复一日地坐在楼上图书馆看书,意识到这个领域有许多内容可以挖掘和研究,并不只限于那些我曾经阅读过的中国数学典籍。自此,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数学史领域向前迈进了一步。

  

   静一:您当时是先决定做汉学研究还是数学史研究呢?

  

   詹嘉玲:我非常明白自己想要继续学习汉语。法国有一位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在他的《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1972 年出版时,我正好开始学习汉语,父母将这本书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我。我并不是一个天才儿童,所以当时根本无法阅读书中的文字。但书中有大量的图片,其中有一整页都是关于中国数学典籍的插图。由此,我开始知晓这个研究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究,我所好奇的问题是,数学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地方 “游历” 到另一个地方的。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自己想要研究的内容与文化接触相关。后来,我接触到 17 世纪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我对这部作品有些许了解,虽然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学校里学过的几何学非常有限,那时法国的数学教育强调的是集合论。

  

二、印象深刻的中国行

  

   静一:说到学习中文,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教授曾经告诉我,有一次您参加学校组织的项目去台湾旅行,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由于阴差阳错你们的团队并没有老师陪同,是吗?

  

   詹嘉玲:是的,我高中毕业后那个暑假,老师组织我们去台湾旅行。因为当时是 1978 年,对年轻学生来说,去中国大陆学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领队老师错过了飞机,而我们则按计划到了香港。我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恰巧也是中文最好的,于是我翻开电话簿给我们将要前往的香港大学的住所打电话。事实上,当时用英语是行得通的,而我没有多想,因为我一直接受的教育便是,说当地的语言是对那里的人表示尊重。

  

   我十分紧张地用中文说了几句,但电话那头的人显然有些脾气。我对同行伙伴们说,让我们直接去那儿吧。后来我才意识到当时在香港没有人说普通话,都是说粤语。有趣的是,我们的老师乘坐下一架班机抵达,她非常努力地说普通话,但这在香港根本行不通。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说中文,但如你所知,没有什么比在电话中说外语更加困难的了,因为你无法用肢体语言来帮助你表达。如果你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很难理解你。

  

   静一:您的第一次中国大陆之行是怎样的?

  

   詹嘉玲: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是 1981 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一个暑期班的学习,主要是为了在学习数学之余能够更好地提升我的汉语水平。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那次中国行,而这一点从未改变过,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非常友好,我感受到了在法国失去的、或者说从未感受过的热情与好客。那一年我们十分幸运——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专门教外国学生的老师,学校为我们分配到了一名平时给中国学生教中国文学的老师,我只记得他姓仲。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还与仲老师一起参观了许多景点,他为我们一路讲解。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中国行。

  

   1984 年,我又去中国参加第二外语课程学习。那期课程恰巧与第三届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一同进行。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博士生了,且是会议上最年轻的发言人,最年长的参会者正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先生。记得我当时特别紧张,而学会享受做会议报告是后来才有的事情,但那一次真的是忐忑极了。后来,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遇到了许多同事,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友好,充满热情且给予了我很多鼓励。在你感觉自己年轻无知的时候,能够持续不断地受到鼓励让人着实心存感激。

  

   另外,我想提一下李迪(1927-2006)先生。李先生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学者,他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创建了科学史研究所。当时,我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Minggatu, c.1692-c.1764,历史上没有留下关于明安图生卒年的明确记载),而李先生就曾经对这位数学家进行过研究。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翻译康熙皇帝关于科学、技术等等的笔记,李先生之前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无论我进行哪方面的研究,其实他都已经做过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一直能与这些著名而又友善的学者同行十分令人鼓舞,而我现在也在努力为年轻人传递这样一种精神。

  

   静一:我想,这些中国学者了解到外籍学者也在研究中国数学史,一定非常高兴。

  

詹嘉玲:是的,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少,所以只要有人做了与你的研究主题相关的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716.html
文章来源:静一访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