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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刚:安乐死“合法性”的法理分析

更新时间:2007-06-26 09:26:29
作者: 刘泽刚  

  

  [摘要] 安乐死“合法性”研究应是“合法化”研究的前导。否则后者很可能陷入盲目。从逻辑上说,“安乐死合法性”具有三种可能内涵:安乐死不违法;依法律施行安乐死;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分析表明,第一种和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尚不能被现代法权系统承认。各国安乐死立法主要体现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第一种安乐死合法性容易被遗忘和忽视;第二种安乐死合法性目前遭到了广泛的误解;第三种安乐死合法性则是误解的产物并且超出了法律的维度。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性 合法化 死的权利 安乐死立法

  

  一、安乐死“合法性”界定

  

  “合法性”是一个容易遭到滥用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厘清其基本涵义。首先, 要区分“合法”概念有两种使用领域。一种是在政治哲学或社会理论等领域。此时的“合法”主要涉及统治正当性问题。如马克斯·韦伯的合法化研究和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分析。“合法”的另一种用法则局限于法律范围,仅涉及对行动或规定的法律评价问题。哈贝马斯经常使用的legitimit?t 和legalit?t两个概念都可以译为合法性,但legitimit?t可以将法律本身也作为评价对象,legalit?t的意思则仅限于以现行法律为标准来衡量一个规定或一个行为。[②]这两个词分别对应于英语中的legitimate和legal。很明显,legalit?t和legal才是安乐死法律问题涉及的合法概念。也就是说,“安乐死合法性”并不涉及统治正当性的评价问题,只涉及法律评价问题。

  其次,“合法”概念既包括“符合法律规定”也包括“不违反法律”。“合法”、“合法的”与“合法性”三个概念是紧密相关的。前两个概念是理解合法性的前提。当我们对一种行动做出“合法”或“是合法的”的评价时,这一行动便具有了“合法性”。《现代汉语词典》“合法”被解释为“符合法律规定”。[③]这一界定明显过于粗泛。[④]它遗漏了“合法”概念另一层很重要的含义:“不违反法律”。“合法”逻辑上可置换为“不违法”。不违法有两种可能:一是法律的,且符合法律规定;二是非法律的,不受法律规则调整的。有些事情或行动与法律无关,所以不可能违反法律。当从法律规则角度对这些事情或行动进行评价时,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它们是不违法,从而是合法的。这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法治”本来就不是指所有事务都必须由法律调整规范。相反,在法治理念中,有很多事务是不能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调整和改变的。否则就可能造成对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侵害。因此,除了符合法律的合法性外,还存在着非法律的合法性。

  最后,“合法性”分析是“合法化”研究的前提。许多论者都将“安乐死合法化”作想当然的理解,并在这种非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研究。也有一些研究对“合法化”进行了界定,但却失之宽泛。如有学者指出:合法性与合法化是一对相伴生的概念,合法性的核心要旨是“由于被判断或被相信符合某种规则而被承认或被接受”。与此相应,合法化是指“显示证明或宣称是合法的,适当的或正当的,以获得承认或授权”。[⑤]对法律研究而言,这种界定并不充分。合法化与合法性都与规则紧密相关。但它们与既定规则的关系类型却是不同的。合法性的标准是内含于既定规则的。合法化的标准则不能由既定规则完全提供。对本文而言,这种规则当然特指法律规则。在法律领域,我们可以说合法性是合法化的结果。但这种说法并不严密。并不是所有合法性都由立法等合法化过程赋予。事实上有很多合法性对法律体系而言几乎是先天的。比如说,严格意义上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并不需要通过立法程序认可便具有合法性。还有一些合法性是由其“非法律性”带来的。从法律过程看,“合法化”是将不合法的变为合法的。这种转变实现最常见的情况是被授权的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废止某些规则,从而改变原有的权利、义务配置状况。因此,法律视野中的“合法化”与立法紧密相关。但并非所有“合法性”都由立法赋予。这里有必要重提“法律”与“立法”的区分。自然法传统和哈耶克都看重“法律”对“立法”的限制作用。即便不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法律”与“立法”的区别,二者的差异也是容易把握的。“法律不禁止”并不等于“立法不禁止”。如果把二者相等,在技术和规范上都会面临极大的困境。技术上,人类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富于变化,任何立法都很难对奔腾的生活之流做出完备的区分和限定。在规范层面,过度立法可能侵害人的自由和权利,甚至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由此我们得知,合法性并不一定经由合法化过程获取,更不一定由立法赋予。另外,新的合法性往往由合法化赋予,是合法化的成果。但在合法化实践之前却必须进行充分的合法性研究。否则,合法化就只能是盲目和不负责任的。

  

  二、“安乐死合法性”的三种可能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安乐死合法性”可能具有的几种涵义:

  (一)安乐死不违法

  这种意义上的安乐死合法性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和遗忘。虽然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法律并非万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的确有很多事情是法律不调整或不能调整的。这些事情因此就具有了非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法不禁止即自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安乐死是可以不由法律调整的事务吗?

  我们可以从法律对自杀的态度中获得某种启示。

  从历史角度看,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对自杀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古代君主的生杀大权是绝对和专属的,其主要内容是“使人死,让人活”。这种权力行使的高峰与典型意象表现为公开执行的死刑仪式。由于自杀篡夺了专属于君主的杀戮大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欧洲国家都将其视为一种犯罪。这种“使人死,让人活”的权力被替换为针对人口、针对活人生命的现代权力。现代权力越来越没有致人于死地的意愿;反而越来越有意愿干预人们如何生活。为了提高生命价值,权力严密控制事故、偶然与缺陷。对这种新型权力而言,死亡不仅是生命的结束,也是权力与法律的界限和终止。[⑥]作为这一转变的一个结果,文明国家陆续不再将自杀视为犯罪。即便以保守著称的英国也在1961年《自杀法》中不再将自杀视为犯罪。自杀也因此处于权力、法律和权利的范围之外,自杀在现代获得了非法律性,进而具有了某种合法性。

  自杀在道德上的合法性仍是可疑的。但作为一种私己事务,自杀的确获得了法律不禁止意义上的合法性。安乐死是否也可能走同样的合法化道路呢?只要我们注意到安乐死与自杀在行动结构上的明显不同就会得出否定的答案。自杀在本质上不涉及他者。而安乐死从逻辑上来说是无法独自完成的行动,而是需要干涉和协助的。无论这伸出援手者是政府、社会团体、医疗机构、还是有资格的个人。也许有人会说,安乐死不一定需要协助,只有医生协助自杀(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才需要医方的协助。目前的研究文献大多将安乐死与医生协助自杀明确区分。但二者真的有本质差异吗?一般将医生提供死亡手段的情形归为医生协助自杀;将医生根据病人有效请求撤除或停止维持生命的手段归为主动自愿安乐死。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作为病人请求协助死亡的结果而发生;两者都有效的引起了死亡;两者都具有医生和病人一起行动造成死亡的特征。从行动结构的角度来看,二者并无重大的道德差别。[⑦]立法实践也支持了这种观点。《比利时安乐死法》第二条规定“安乐死应该定义为在被实施安乐死的人的请求下,由其他人来有目的地终结请求人生命的行为”。[⑧]

  从与自杀的对比中我们得知安乐死绝非病人私己的事务。因为它不能由病人独自完成。那么它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务吗?有论者认为“根据自愿安乐死成立的四个要件来看,安乐死实际上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一个协议,即病人同意让医生实施安乐死,这样,我们可以说,安乐死事件基本上是一个私人事件,就是两个私主体基于某个契约而完成某件事。”[⑨]这一结论的得出需要很多前提支撑。只要是协议,就存在正当与否的问题,就涉及规范。就不再是一个“行为”而是“行动”。而“私人”其实也是国家-社会区分下的规范概念,绝非自明的事实。如果无须涉及法律规则。那么安乐死将获得与自杀相同的非法律的合法性。但把安乐死看作病人与医生间的私人事件必须假定一个非常强硬的前提:人有一种完整的对自己生命的处置权。也就是说人不仅有生命权(right to life),也有“死命权”或“死的权利”(right to die)。唯有如此,病人才有权与医生对自己的死亡事宜达成协议。但死的权利现在仍是待讨论的主题。退一步说,人虽有生命权,但却不一定拥有对生命的所有权。基督教就不认为人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在法哲学领域,康德认为天赋的权利只有一种,就是独立于他人意志强制的自由。人作为法权的主体,是他自己的主人,但不是他自己的所有者,因此不能随意处分自己,包括自己的身体。[⑩]基督教的立场和康德的观点虽不足为安乐死权利问题的最后依据,但它们至少能提醒我们注意死的权利是极具争议的话题。我们不能想当然的把死的权利作为前提得出安乐死是病人和医生间的私人事务的结论。

  从法律实践来看,目前尚无任何国家将安乐死视为法律无涉的事务。大部分国家都认为安乐死人命关天,应加以严格控制。除了少数通过立法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都将实施安乐死和协助自杀的医生行为视为谋杀加以刑事责任追究。这种做法的理由在于安乐死的确不同于自杀,如果法律不对其进行规范将严重危及人的生命权。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研究涉及。本文不再赘述。由此我们得知,安乐死不违法这种意义上的合法性仅在逻辑上成立,在现实中是不能实现的。

  (二)依法律施行安乐死。

  从立法实例看,当前所谓安乐死立法赋予安乐死的合法性正是“依法律施行安乐死”。但这种意义上的安乐死合法性很容易遭到误解。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法律条文对其法律性质进行深入探讨。

  2001年4月10日,荷兰国会参议院以46票赞成、28票反对的压倒多数票表决通过2000-2001年第137号议会文件。这份名为《依请求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程序审查)法》的文件其实包含如下几个部分:《依请求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程序审查》以及《刑法》和《殡葬法》的相关修正案。[11]这些规则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荷兰安乐死立法。荷兰也因此被很多人称作世界上第一个在法律上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同时,荷兰《刑法》也做出了相应修改,最值得关注的是第293条的变动:“1.应他人的表示和真诚的请求而终止他人生命的人,将被判处12年以下的监禁或第5类罚金。2.违反上述第1款规定的应受惩罚,除非是医生根据《依请求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程序审查)法》第2条履行了适当关心要求并且根据《殡葬法》第7条第2款通知了地方验尸官所实施的行为。”2002年5月28日比利时议会步荷兰后尘,也通过了《比利时安乐死法》。

  安乐死在荷兰、比利时等国通过立法“合法化”了。这种合法化带来的安乐死“合法性”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对医务人员而言,其终止病人生命的行为只要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的就具有合法性,从而不构成犯罪。安乐死合法化带来的合法性的这一方面内容非常清晰且不易造成误解。荷兰《依请求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程序审查)法》开篇便对此进行了说明:“这一法律是为遵守了法定适当关心要求的医生应病人要求终止其生命或协助其自杀创造免于刑事责任的条件,以及提供法定公告和审查程序”。自杀已经不是犯罪,但协助自杀却是犯罪。这是各国立法通例。在大多数国家,医务人员协助病人完成安乐死仍然要被作为谋杀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从罪到非罪的转变其实正是荷兰等国安乐死立法的核心内容。安乐死合法化涉及的法律理由在不同法律体系中有不同表现。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表现为“违法阻却事由”规则。英美法系国家主要表现为“合法抗辩事由”规则。[12]这两种规则的实质都是根据一定事由,对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或形式特征的行为的违法性加以排除。

  相比之下,病人安乐死行动的合法性却极易引起误解。严格来讲,在现行安乐死立法中,安乐死病患的行动仍然不具有符合法律规定意义上的合法性。

  首先,从主体角度来看,在现存安乐死立法中,寻求安乐死的病人根本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如荷兰《依请求终止生命和协助自杀(程序审查)法》“第一章定义”的第一条中界定了该法律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其中包括部长、医生、会诊医生、治疗提供者、委员会和地方检察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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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与医学》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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