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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刚:宪法生命权的界限

更新时间:2013-07-02 10:33:31
作者: 刘泽刚  

  

  摘要: 新兴宪法生命权并无坚实的伦理基础,其所涉及的生命伦理争议属于应用伦理学探讨的课题。应用伦理学并不是某种成熟伦理理论的现实运用,而是以实践为导向的“无基础”的伦理探究。从法律内部视角看,宪法生命权最坚实的伦理基础仍然是自然法传统。宪法生命权只能是一种克制性的权利。它不应主动干预新兴生命伦理争议。我国宪法生命权的形式与内容应当限制在合理的界限内。

  关键词: 生命权 宪法权利 应用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 宪法理论

  

  宪法学对生命权的关注与日俱增。原因至少包括:一、我国宪法尚无生命权条款,各界一直在呼吁“生命权入宪”;二、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生命伦理问题,如克隆人、器官移植等,对宪法理论造成巨大冲击。“宪法学要关注生命权” [1]已从呼吁变成行动。除了传统的死刑限制课题外,克隆人、器官移植、堕胎、安乐死等也竞相成为宪法学界的研究对象。接踵而至的问题是:传统宪法理论似乎没有能力处理这些棘手问题。学者开始寻找宪法生命权的伦理基础,并以此为据,提出了“生命权入宪”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具体建议。[2]可惜某些观点和建议源于以下误识:首先,对生命伦理难题的性质和应用伦理学学科性质的误解;其次,对宪法与道德关系的简单化认知;再次,对宪法理论核心问题的偏离。如果被这些错误左右,不仅会陷入无边无益的空谈,还可能贻误生命权保障制度的建构。

  

  一、生命伦理学:无根基的伦理基础?

  

  宪法生命权研究的热情是由一系列生命难题激发的。这些难题不仅引发激烈的伦理争议,也向法律提出了严峻挑战。除了堕胎、死刑等传统问题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生命难题层出不穷。“利奥斯事件”是这类问题的典型代表。1981年利奥斯夫妇要求墨尔本维多利亚女皇医院生育研究小组提供生育治疗。在那里,医生们从妻子体内取出了三粒卵子,使之在试管里受精。并将其中一粒植入妻子体内。遗憾的是该受精卵发生了流产。这对夫妇离开澳大利亚时留下两粒冷冻保存于液氮之中的受精卵。1983年,利奥斯夫妇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身后留下大笔遗产,但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二人在澳大利亚遗留的受精卵引发法律界对“受精卵有无继承权”的热烈讨论。[3]最近且最严峻的挑战始于1997年第一只克隆羊“多莉”的诞生。该事件引发了法律界对克隆人的担忧。类似的问题还包括器官移植、胚胎干细胞实验、试管婴儿、人工受精、代孕母亲等等。

  这些争议不仅让法律界疲于应付,还直接导致“伦理学失灵”。众所周知,伦理学可分为两部分: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和元伦理学(meta-ethics)。规范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必须做什么”及“什么使生活尽可能地好”。元伦理学则对规范伦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概念使用问题进行研究。[4]主要针对“二阶问题”的元伦理学无法应对这些棘手的实践课题。而探究“一阶问题”的规范伦理学一般原则(如功利主义原则、义务论原则)对这些问题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判准。现存的伦理法则与缜密的伦理反思都失灵了。此情此景之下,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应运而生。[5]

  应用伦理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其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但最直接的原因正是为了回答诸如克隆人、安乐死、堕胎等道德难题。正因如此,“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应用伦理学最早成型的部分。除了生命伦理学,其他领域的道德纷争陆续催生了“科技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经济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公共健康伦理学”、“行政伦理学”、“管理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分支。虽然应用伦理学是不是独立学科仍存争议,但不争的共识是应用伦理学绝不是理论伦理学的“应用”。对此,有学者曾做过精辟的解说:“首先,从起源上说,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原理’之后的‘应用’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换言之,是起源于现有的原则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以至相悖而使现实实际上无原则可应用的问题领域。”“其次,就应用伦理学实际的特色来看,正因为它‘无原理’可‘应用’,所以才把在具体的问题处境中如何从道德悖论中作出合理的决断或寻求‘共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核心问题。”[6]

  由于“应用”的表述形式易生误解,许多学者更倾向用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来指称这一新兴伦理学领域。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在应用伦理学的诸多论题上甚少达成共识。在某些国家,应用伦理学的话题因宗教、历史等特定原因仍被视为禁区。例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德国二战后一直难以开启关于安乐死的自由讨论。迟至上世纪80、90年代,外国教授在德国发表相关演讲都会遭到强烈抵制。著名实践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就曾有此际遇。为此,他专门撰写“我在德国为何被迫沉默?”一文,对一些欧洲国家设置伦理讨论禁区的做法进行抨击。[7]即便进行了充分和自由的探讨,生命伦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使各方难以决断。相关争议往往基于实质伦理立场的分歧。如从宗教或者非宗教立场出发,安乐死问题论证起点就会大相径庭。当然,若真能找到“公度”不同立场的理论,天下就趋于大同,也就没有多元主义存在的必要性了。遗憾的是,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人类必须面对分歧将继续存在这一现实,并力求达成更多共识。

  如果非要把克隆人、安乐死等问题纳入宪法生命权的范围,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些问题并没有坚实的伦理基础这一现实。力图为它们寻找伦理基础,实乃缘木求鱼。有学者指出:“为什么生命权需要宪法的保障?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有其原因,都是基于某种或某几种认识,都必然伴有某种或某几种理论作为指导,也就是说,都有其特定的理论基础。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也不例外,它是以伦理学、哲学和宪法学的一些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8]若针对传统生命权问题,此种说法或能勉强成立,但如果针对新兴生命权问题则实属误解。基于这类误识,有学者将安乐死、克隆人等问题一股脑地都纳入宪法生命权研究领域,并提出了相应的生命权“入宪”建议。这些建议往往超前且武断,比如有学者建议在我国未来宪法生命权条款中规定 “禁止克隆人”的内容。而其依据主要是:“2006年已经分为两个独立国家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在2003年其宪法重要组成部分《人权和少数人权利及公民自由宪章》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人的生命不可侵犯。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不存在死刑。禁止克隆人。’”[9]抛开已经作古的黑山国家联盟宪法到底有多少典范价值这一问题不谈,我们也有理由怀疑这种论断是否真正认识到了克隆人伦理问题的复杂性。

  实际上,包括克隆人在内的生命伦理难题一方面很难向传统伦理寻求根基,另一方面又极度依赖相关生命技术的最新进展。在这个领域,“事实”与“规范”同等重要。不了解相关生命技术的基本情况,恐难有发言权。况且部分公众对相关技术的反感其实也有无知的因素,有时甚至是“妖魔化”宣传的后果。由于生物科技的突飞猛进,法律和伦理的判断往往会显得滞后和无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便是“人类胚胎干细胞”(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 hESCs)研究领域的“立法失灵”现象。

  欧洲很多国家都进行过干细胞立法。立法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干细胞只能从人类胚胎中获取。而人类胚胎不同于普通实验对象,必须以特殊的方式予以尊重和慎用。以德国为例,2002年该国通过的《干细胞法》(Stammzellgesetz)原则上禁止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但同时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可以使用符合一定条件的人类干细胞。这些条件包括:干细胞在2002年1月1日前就存在,且不违反出口国规定;干细胞系由人工受精剩余胚胎取得,且胚胎确定不再用于怀孕;捐赠胚胎不得获取报酬;进口和使用胚胎必须取得相关主管机关许可等。[10]到2004年,众多的干细胞立法开始吸引学者比较和总结欧洲各国干细胞管理模式。[11]但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的“诱发性多功能干细胞(iPS cells)”研究却使很多国家刚刚完成的干细胞立法规定迅速过时。2007年,山中伸弥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了诱导人体表皮细胞使之具有胚胎干细胞活动特征的方法。这一方法免除了使用人体胚胎提取干细胞的制约,减轻了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和法律负担。此成果在全世界广泛应用,山中伸弥也因此获得2012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其实,每当一项重大人类生命技术产生时,都可能遭到误解和反对。几十年前,试管婴儿技术的诞生也曾引发巨大的反对浪潮。而如今大部分国家在伦理和法律层面都接受了这项技术。这提醒宪法学者:在这些生命伦理争议还没有结论前,千万不可将主流意见等同于真理,进而做出法律层面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今天的世界对生命技术保持着更大的热情和宽容。1978年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发明了试管婴儿技术,但直到2000年,他才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其间整整用了32年。[12]相比而言,山中伸弥则只用了5年便获此殊荣。这提醒法律界,切莫闭门造车,应该及时跟进相关科技进展情况,否则很可能会对生命权问题做出盲目判断。

  当然,法律不可能完全跟得上技术的步伐。与宪法相比,普通法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新兴生命权领域,宪法一定要谨慎介入。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规制就没有正式进入宪法议程,绝大部分国家都通过议会制定“干细胞法”的方式进行规制。否则,一旦相关生命伦理境遇出现变化,不恰当的规范就会极大伤害宪法权威。实践中,宪政国家都非常珍视宪法权威,不会轻易将难于判断的生命伦理问题纳入宪法。事实也证明,只要宪法对生命伦理难题做出了明确判断,往往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爱尔兰宪法的生命权条款在2009年就遭遇了这种难堪。

  根据1983年第8修正案,爱尔兰宪法第40条3款规定:“共和国承认未出生的生命的权利( the right to life of the unborn ),及其母亲同等的生命权,并且确保共和国的法律尊重该项权利,在可行性范围内,根据共和国的法律维护该项权利。”从效果上看,这实际上是以宪法规范的形式否定了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在爱尔兰的合法性。然而,20世纪80年代的爱尔兰人似乎根本无法预见干细胞实验的重要性。2009年12月15日,爱尔兰最高法院在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件( Roche v. Roche & ors)判决中宣布:子宫外“冷冻的胚胎并不构成未出生的生命”[13]这等于宣布了在爱尔兰进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合法性。尽管此时,人类胚胎对干细胞研究早已没有那么重要。爱尔兰宪法“超前”的生命权规定无疑显得“过激”了一点。当然,爱尔兰宪法第8修正案的通过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引发巨大争议的堕胎问题,其规定源自该国特定的宗教和伦理氛围,但其过于宽泛且绝对的表述在今天看来的确不太合适。欧美各主要宪政国家实际上都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了对“未出生生命权利”的保护,但却并未在宪法条文上进行措辞宽泛的表述,其用意正在于避免将宪法拖入激烈且难于定论的伦理争议中。推而广之,在伦理争议尚无定论之时便对新兴生命权问题做出宪法判断和规范,恐怕并非有理有节的做法。

  

  二、宪法生命权的现实基础:自然法抑或集体伦理判断?

  

  新兴宪法生命权尚无坚实的伦理基础。与之相比,传统的宪法生命权则有着深厚的自然法根基。传统宪法生命权大致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公民享有生命权;二是政府有尊重生命权的消极义务;三是在特殊情况下政府还负有一定程度上保护公民生命权的积极义务。这些内容都来自近代自然法传统中政府与个人的关系构想。登特列夫(Alexander Passerin d’Entrèves)认为:“正确地说,近代自然法理论根本就不是关于法律的一套理论,而是有关权利的一套理论。”[14]其中生命权一直被视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为摆脱自然状态而缔约成立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护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自由。当然,这些权利主要是防御性的消极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着眼于防范政府对个人生命的剥夺。二战以后,随着人权事业的逐步推进,尤其是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在保护个人生命安全方面的积极义务才逐渐清晰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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