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共有十三章，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在篇目顺序安排上，朱自清把《说文解字》放在第一，他认为“文字的作用太伟大了，太奇妙了”，体现出他对文学发展环境的思考。文学是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文字的诞生使人类可以将自己的情感记录下来，通过一个个字符，情感和意义被巧妙地锁在纸上，细微的差别也可以通过文字来表达，这给文学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此时“文学”更近于“文案”，也就是连成段落的文字记录。于是卜辞、爻辞的产生便顺理成章了，继续发展下去，连篇的记录就成了可能，史书和歌谣便也出现了，根据史书和歌谣来进行创作，就有了个人的情感和理解，“文学”变成了“文章”，最后逐渐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朱自清把握住了文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目录做了排序，使全书逻辑清晰。

文学内部发展势必受到外部环境发展的影响。某种时代风格、文学思想甚至文体，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古代文学研究一直致力于梳理、细化文学内部发展的脉络，却不同程度忽视了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史记〉、〈汉书〉第九》中说《艺文志》的底本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编订目录，功劳是很大的。刘氏父子编订目录的目的在于整理藏书，分门别类，他们注意到不同文体的特征及彼此之间的差异，因此文学发展的内部环境也就先被发觉，由文体到风格，由情感到措辞，文学内部发展在被研究的同时也被推动了。相比之下，外部环境的研究就要相对粗糙和落后，与前者形成了一个对比。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背景总处于一个略显尴尬的地位：过于详细就跳到了历史学科去，马马虎虎又不能使人理解此时文学发生的变化。加之，我国古时封建集中制的历史长久，许多前人在研究上束手束脚，历代累积下来的外部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有了“固化”的倾向，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尽可能多地加入了对外部环境的考察，从而更准确地研究一部经典是如何产生的。《诸子第十》介绍诸子百家的思想体系，若笼统说春秋末年天下大乱，诸子各立学派，未免让人觉得疏离。朱自清从礼崩乐坏出发，点明诸子百家是一个大群体，他们都出自“士”，都有着稳定社会的愿景，他们除了从事自己的职业之外，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了。“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各“思以其道易天下”。这样叙述将原本被分裂对立的诸子百家组合成一个整体，用简练的话语把特殊的时代环境说清楚，内外部环境一下统一起来，研究就客观、全面了。他说屈原的身世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产生也是当时楚国特有的政治形势与屈原的政治主张以及楚国的结局等综合原因造成的。除了对研究对象的独特的审美感悟而外，朱自清特别重视中国文学的承传流变。对于否定宋诗的观点，朱自清能够跳出宋诗本身，从文学发展的长河中考量，天下事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此。变是创新，是增扩，也是进步。他说在汉代，赋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反观当今古代文学研究，做先秦研究的终其一生做先秦，再到两汉就不错了。甚至专做《诗经》、楚辞等，甚至做先秦不看说文、不做诸子研究的大有人在。美其名曰术有专攻，其实是基础不牢。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自身规律是文史哲并无明确的区分，《经典常谈》全书不足七万字，朱自清写此书的目的恰恰是要把年轻人培养成全面掌握传统文化的通才。而我们的研究者有何理由不做到打通文史哲，沟通文学的内外部呢？

这种打通文学内外部环境的思维，恰恰是当下古代文学研究要重点突破的地方。某些学者似乎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做详细、深入的研究。长此以往，文学发展的环境就被割裂了，内外部环境没办法匹配起来，研究成果也带有片面性和分裂感。文学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孤岛，与其他部分失去了有机联系。古代文学研究对文学外部环境的忽略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在研究时往往采用“单纯的历史背景＋站点式的代表人物”模式，用某一时期的代表作家做站点，辅以三两句简单的历史描述，就匆忙进入了作者生平、作品特征等板块，外部环境对于此时文学、个人的影响不能有机结合，使得作者的个人风格与文学时潮的关系模糊不清，更遑论作者的创作价值究竟如何体现，造成一些作家被强行合并为一个派别，还有一些作家长期得不到研究。这样的学术成果，其全面性和系统性会大打折扣，又走上了前人片面、主观的老路。更可怕的是，这种模式几乎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很少有人愿意打破，使古代文学的研究越走越窄，越走越偏。

由于受西方文艺理论的鼓舞，近几十年来文学的外部世界研究如火如荼，成果汗牛充栋，诸如从政治、宗教、法律、科举、地理、家族、书画等方面入手，然而与文本却有越来越疏远的迹象。文学的外部世界各要素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但是某一要素与作家作品可能一点直接甚至间接关系也没有，所以不少研究者感叹文学研究距离文学越来越远。

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必须有一种跨越时空的独特审美体验能力，走进作者的灵魂，又能敏锐地发掘其产生的内外部原因，发现其在文学发展长河中作品的独特意义。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言：“文学其实是一种精神性保持和流传的功能，并且因此把它的隐匿的历史带进了每一个现时之中。”对批评者而言，经典的话语体系代表的是历史，而批评者生存的时空是当下，经典的话语体系如何被当下接受，是每一个批评者必须面临的课题。绝对遵循经典，当下的价值观可能被排斥，失去了批评者实现价值的市場，而迁就当下文学消费市场的标准，必然导致批评原则的丧失、批评者独立自由的思辨与创造精神的缺位。前者面临边缘化的风险，后者则可能陷入庸俗化的泥淖。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只有具备足够的能量与吸引力才能冲破既有的序列与谱系，拓展出自己独立的空间。《经典常谈》的研究方法，可以逐步克服文学内部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积弊，也可以逐步修正文学外部研究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空泛化倾向。《经典常谈》指引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逐步走向打通文史哲、融化中西方的继往开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