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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文第十三

更新时间:2015-11-16 20:16:51
作者: 朱自清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接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断料朝报”①。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辞原是“讼”的意思②,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慎辞”③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④。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擅长言语⑤,“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进只口头批示策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⑥。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⑦。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⑧。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聚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⑨;便是三个标准。不地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⑩。--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⑾荀子也说:“君子必辩。”⑿这些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⒀,“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不言”⒁,“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生于上之不明”⒂。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地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⒃。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共有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⒄。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辞”里留下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理旬栩栩如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系统的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⒅;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哲学作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定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⒆,这是说司马迁行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⒇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韵。困皮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就说,用典入,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里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的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滋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他介绍的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4)。间接影响了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故”或“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地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象注《庄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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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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