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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庆 王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路

更新时间:2022-08-25 23:36:07
作者: 王朝庆   王刚  

  

   在2022年7月26—27日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马克思曾指出,以往的哲学仅仅局限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抽象地解释世界,而真正的问题则在于在实践中改变世界。新时代,一以贯之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既不是抽象的理论教义,也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必须在实践中真正贯彻落实的具体要求。

   坚定不移捍卫“两个确立”

   党中央领导核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主体和直接动力。诚如邓小平所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回溯历史,党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之所以屡遭挫折,其动因可谓复杂多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党内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的14年时间内,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频繁地更换了五位。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受当时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影响,但同时也与他们自身的领导能力密切相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树立党内权威非常重要,无产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更不可能进行“坚持不懈地斗争”和“真正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在重大生死关头力挽狂澜。遵义会议的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阶段。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言,确立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要确立党的科学指导思想,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仍有可能遭遇挫折,如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一段曲折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科学对待党的指导思想。

   历史事实证明,新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定不移捍卫“两个确立”。“两个确立”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新论断,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总书记具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深厚的知识底蕴。他不仅熟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往往能够在不同场合对古语古训随手拈来;而且对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名人名著也十分熟悉,如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曾一连提及历史、哲学、艺术以及文学等领域的近30位法国文化名人和多部文化名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一连提及了古希腊、俄罗斯、英国、德国、美国、印度等世界各国的近70位文化名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合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眼光和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呈现出广阔的思维视野,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当前,我国正面临“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涉及的问题千头万绪、复杂多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迫切需要“两个确立”。只有坚定捍卫“两个确立”,才能科学地从顶层设计层面作出战略谋划,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之道。不仅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结晶,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关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合理论、实践和价值于一体。

   加强历史尤其是党史学习

   在时间的整体逻辑中,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互贯通的。走进历史的隧道,捕捉现实和未来的光芒,从而能够更好地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要加强对历史尤其是党史的学习。

   事实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理论,与他对历史的重视和研究须臾不可分,这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有鲜明体现。不仅如此,他后来又进一步强调,如果不重视党的历史,搞清楚来时的路,“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从重视历史,到把事情办好,中间存在一个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理论,便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这正是冯契先生所说“化理论为方法”的基本要义。不过,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从何而来呢?按照唯物史观原理,当然是源于“实践”。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并不仅仅指正在发生的“现实实践”,同样也包括“历史实践(经验)”,诚如刘少奇所言,没有对历史(包括基本知识、经验教训、发展规律等)的学习,我们便无论如何“理论不起来”。这种将历史理论化的过程,我们不妨称之为“化历史为理论”。事实一再证明,历史经验教训往往能够为人们提供有益的思想养料,诚如陆定一所说,不熟悉党的历史,就不能尽知主观主义之害,亦不能尽知辩证唯物主义之利,而不尽知利害,则难求认识的深刻,也难求行动的积极与正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历史中所蕴藏丰富智慧的汲取和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学习教育,如在党中央的要求和组织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四史”学习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等一系列活动接续开展。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开展历史学习教育活动,并不是为学历史而学,其实是为了进一步增进人们对理论的认知。为此,他不仅用“重中之重”一词来阐释“四史”学习教育的价值目的,即开展“四史”学习教育,“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学史明理”的要求和论断,即要通过学习党史,教育引导全党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广大干部群众只有深刻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有能力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理论本身往往是抽象晦涩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很多人对理论不感兴趣。因此,要有效促使人们为理论所掌握,需要善于创新理论的言说方式和话语表达。由于思想家是思想的载体,我们完全可以尝试以讲述思想家的历史故事为抓手来学习理论。比如,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树立马克思亲和的生活化形象,从而增强人民大众走近和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愿。

   质言之,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需要加强对历史尤其是党史的学习,以一种大历史观来洞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品格,以具有情感温度的历史故事促使抽象的理论生动化和具体化,从而实现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有机统一。

   推动话语创新和理论创造

   从某种程度而言,理论的终极生命在于创造,无论是理论的基石、框架,抑或是其宗旨目标、价值关怀等,都离不开理论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工作,在202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又特别强调,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

   概念是思想理论的物质载体和鲜明标识,理论的创造往往始于概念的创新或新诠。根据概念史理论,概念与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生和发展相伴相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和“推进器”,人们往往通过探讨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作用和影响,能够具体地分析特定时代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从而建构起特定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既是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也是概念创新的过程。纵观党的百余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不仅高度重视架构宏观的理论体系,而且也善于从微观入手,不断创造、阐释和运用新概念或术语。比如,在毛泽东思想创立过程中,催生了实事求是、联合政府、人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等标识性概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过程中,催生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等标识性概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过程中,催生了中国梦、不忘初心、人民至上、自我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群的内在结构和相互自我支撑,共同建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大厦。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在复杂多变的实践中创生出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新概念,促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纲领能够更好地掌握群众,从而赢得了民心和历史,有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作为一种“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语言中介,概念必然随着物质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中,新事物、新现象不断涌现,我们要勇于突破既有的认识藩篱,自觉地或对既有概念进行新诠,或创造性地使用新概念,在实践活动中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从而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研究”(22AZD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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