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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我的求学生涯

——《蒙培元全集·文章(1998年-2001年)》

更新时间:2022-04-23 14:05:24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我生长在一个农民家里。祖父是清朝末年的一位读书人,在本地县城里教私塾,但我没有见过祖父。父亲毕业于当时的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当中学教员。他生性耿直,得罪了人,结果丢了饭碗。我们兄弟共四人,我是行三。大哥、二哥都是农民没有上过学,父亲说,家里总要有一个读书的,于是决定让我念书。我还有一个妹妹和弟弟,都没有机会上学。

  

   由于家境贫寒,我小时候并没有按部就班地上学,而是跟随母亲到地里干活,锄地、间苗、背粪、收割这些农活我都干过,由此养成了爱劳动、不怕苦的习惯。直到上了中学,寒暑假回家,都要帮助家里劳动。

  

   我的求学生涯,不是从正规小学开始,而是从我们村子旁边的一个半私塾性质的村校开始的。因为上正规小学要用很多钱,有很多花费,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供不起。这个村校是当地农民自己筹办的,聘请一位有文化有威信的读书人给孩子们上课,主要是读书识字。当时的教师,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丢了中学教师的饭碗以后,在家闲居,村里人认为他有学问、为人正直,就请他主持这个学校,当时,周围几个村子,凡是上不起正规小学的孩子,都可以到这里来念书。每年农民们凑点粮食(“束修”)送到老师家里作为报酬。

  

   识字的方式,主要是背书。这是老式的传统教育方法。先从《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背起,接着应当是“四书五经”,但父亲没有这样做,而是读“唐宋八大家”之类。我从小不喜欢背书,总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别的小孩子们玩,为此,吃了不少板子,我希望父亲能手下留情,可是情形正好相反。当时学生背书,背不下去时,老师常常提示,但轮到我背书时,父亲很少或根本不提示,结果是毫无例外地“吃板子”。

  

   但是,这样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就改变了。半私塾性质的村校改为正式初小,开始上语文、数学等课程了。从此,我得到了一次“解放”,感到轻松了许多,我对数学课很快发生了兴趣。

  

   在学校时,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我怕见到他。但回到家里,父亲从不提学校的事,一如既往,把我当孩子看。其中有一件事,就是每天晚上都要给我讲故事。这些故事,与母亲所讲的故事完全不同,都是历史上的一些人物或“典故”之类。开始时我对这类故事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慢慢地也就喜欢听了,而且变成了一种“知识”,到了白天,再给我的同学们讲。父亲讲起来非常投入,津津有味,我已经困倦了,在朦胧中听见父亲还在讲,有时突然问一声:“睡了吗?你在听吗?”我只能说:“没睡,我在听。”但实际上多么希望他停讲。我终于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他直到发现我入睡后,才不讲了,但是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也从来没有考问过我。

  

   记得家里有很多线装书,放在屋顶的墙沿上,也有一些放在下边,我虽不愿意“背书”,但也好奇,有时想办法取下这些书,试试我有没有能力读懂。我自以为认识不少字了,也背过一些书了,这些书总会读懂一点。但结果却大失所望,字虽然认得一些,但读不成句子,更不用说读懂其中的意思。每一本书打开后,都像“天书”一样,不知从何读起。只有某些诗,我倒喜欢多看几遍,似乎有一点“意象”,但又是非常模糊的。

  

   读完“初小”,应该接着读“完小”(即完全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而初小只读到三年级,怎样考试不记得了,总之是顺利地考进了县城唯一的一所“完小”,从四年级读起。进了完小,学生多了,老师也多了,一下子觉得“天地”宽多了。但使我不解的一件事是“完小”的校长居然也“打板子”(这在村校改为“初小”后就取消了),而且第一个“吃板子”的就是我。我的自尊心是很强的,当时正是1949年夏天,校长给我们班讲第一堂“公民课”(或是“历史课”?),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失,下课后他把我叫到院子里,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就从袖筒里拿出板子,和颜悦色地说:“伸出手来!”我不伸,他又说:“没关系的!”就这样打了好几下。他自始至终没有一丝一毫生气的样子,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打完之后又和颜悦色地走了。这对我是一次很大的刺激,始终留在我的脑海里,也始终没有找到答案。但从此以后,我确实知道认真学习了。

  

   记得小学六年级时,学校里举办过一次辩论会,由高年级学生参加,气氛很热烈。辩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武两方面哪个更重要?”这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辩论,老师们不参加意见,由辩论双方的学生代表发言。我是文方的代表,在辩论中,我很自然地想起父亲讲过的故事,特别是刘邦和项羽的故事,可以支持我的辩论了。项羽英勇无比、天下无敌,但他不会“用人”,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善用,结果一败涂地。刘邦并不善打仗,却善于“用人”,身边有一批谋士,终于得了天下。但他得天下之后,自以为是用武力得到的,因此还要用武力维持统治,这时又有一批文人出来提建议,他采纳了,结果使汉王朝得以巩固。我自以为自己的辩论很有说服力,最后等待老师作结论。在我们看来,老师的结论是很有“权威性”的。但是,老师在总结时什么结论也没有作,只是对双方说了些鼓励的话,就结束了。不管怎样,我觉得这是一次很成功的辩论会,能启发人的思考,印象也很深刻;同时也反映了我当时的一些虽属幼稚,但有原创性的思想萌芽。

  

   当时,全县只有一所初中,而且在40里以外的水洛镇。1951年,我考进初中以后,平时就不能回家了,我们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由于很多学生无钱交饭费,学校决定,每个学生从家里带些杂粮集体“入伙”。我有一个堂兄,家里有两头毛驴,平时往返于庄浪县城与水洛镇之间,做一些小买卖。不久,县政府由庄浪南湖迁到水洛镇。他来往的次数就更多了。每个月,母亲请堂兄替我捎一袋杂粮、土豆,交到学校的伙房。堂兄为人勤劳、善良,每月都为我送口粮。从家乡到水洛镇,要翻一座大山,毛驴要驮很重的东西(堂兄主要是向水洛镇贩运粮食),他为了减轻毛驴的负担,自己将我的口粮扛到水洛镇。他每次来到学校,急急忙忙将粮袋放下,有时连一口水都不喝,就赶着做事去了。我受到极大的感动,也增加了学习的信心。3年期间,生活虽苦,但乐在其中,同学之间尚有真诚的友情,师生之间也很融洽。老师们课堂上严格要求,课堂下能和我们促膝谈心,篮球场上又互相争抢,非常开心。

  

   1954年初中毕业,要继续求学,但面临着如何选择学校的问题。根据当时的生活状况,家里人要我考个师范学校,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我本想考高中,但家里的情况不能不考虑(主要是学费问题),于是便报考天水师范学校。当时考中考时,要到报考学校的所在地天水市去考试,我们几个同学从半夜出发,步行180里,一天便赶到天水市。考场设在市内女师,这里原来是有名的伏羲祠,古柏苍松掩映着校园,非常幽静,大庙作教室,也作考场。我对自己的考试感觉很满意,只等发榜。但是发榜那天,我在师范学校的录取榜上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我看了几遍,仍然没有。我想这不可能,但事实如此,有何办法?我在满腹怀疑和无奈之中,正准备回家,突然有同学告诉我:“你的名字在天水一中的榜上。”我想这就更奇怪了,我并没有报考一中,怎么会被一中录取?我一边想,一边急急忙忙赶到一中。一看,果然被录取了。

  

   我当时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想,读师范比较实际些,因此,想找招生委员会的人说明原因,改回师范,但又一想,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因为读高中正是我希望的。也正是借这个契机,我下决心要读高中:读了高中,以后就可以考大学了。实际上我所担心的事也没有发生,因为进高中以后,学校没有收我的学费,而且供我伙食。事后回想起来,我很感谢负责招生的老师们,是他们让我在“意外”之中进了高中的大门,这是我求学生涯中的一次小小的“转折”。

  

   我们高中有一批一流的老教师,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从京、津、山西、河北等地来到大西北的,其中有一位代数老师,听说在大学里教过书,很有威望。这是我们的幸运,可以向他学到很多知识。这些老师们和初中时的老师一样,备课认真,讲课生动,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但他们和同学们的接触,不像初中时那么多了。

  

   天水市很秀丽,被称为西北的小上海。除了著名的伏羲祠(虽然被用作学校,但里面的屋舍、建筑和树木还保留着原样),还有其他一些古迹,比如于右任先生题写牌名的“汉将军祠”,楼牌尚存,很有气魄。我从小喜好书法,父亲曾教我写毛笔字,小学时也写过“大仿”,知道于右任是当代大书法家。我每次走过将军祠时,总是流连忘返,欣赏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从小学到高中,除了读书学习,我最喜欢体育活动,曾经是学校排球队的成员,此外,就是喜欢看戏——秦腔。这不仅是艺术享受,还能从中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它的一套程式和表演,都很讲究,体现出古代人的礼节、仪式和人格魅力,其唱腔更能感动人心。小时候,每到过春节,我都要跟随大人们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戏”,上学后,一直有这个爱好。在10年的学校生活中,我是很遵守学校纪律的,但是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看戏”。每当学校外边唱戏时,听见锣鼓一响,我就坐不住了,千方百计离开自习课,叫几个同学一起去看,这时就不惜“违反”纪律了。

  

   直到高中二年级,学校生活一直是比较平静的,但到了高三时,便感觉到政治运动的气味了。当年4月,在学校的老师中开展“大鸣大放”,内容我不十分清楚,只见老师们走出走进,天天开会,个个神情严肃紧张,我就感到有事了。市委下达“指示”要高中学生出墙报专刊,组织学生发表文章,提意见。学校党支部要我写篇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不知是何用意,就随便写了一篇。登出后,有一天,我发现市委宣传部长亲自来看墙报,而且很仔细地看我那篇文章,心里便有点紧张。其实,那篇文章并没有什么内容,无非说一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之类的话。事后我才知道,高中生不再参加“大鸣大放”了。但是,那位代数老师却很快就没有再讲课了,听了解情况的同学说,那位老师当时提出,要到南山去“养蜂”。

  

   高中快毕业了,我们开始考虑高考的问题。天水市虽是甘肃省的第二大城市,但从全国来说,还属于信息闭塞的内地城市。有一次,我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冯友兰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谈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我很有兴趣地读完了这篇文章,似懂非懂,但感觉到冯先生的文章深入浅出,文字简洁而优美。这篇文章促使我思考一些“哲学”问题,虽然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哲学。我当时只知道冯先生是中国的一位哲学家,至于他的哲学是什么,却所知甚少。在朦胧之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能向冯先生学习中国哲学,那该多有意思,但是不敢多想,也不敢深想。

  

高考报名时,有许多同学鼓励我报考北大,我很想报考,但又有些犹豫。一是对北大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二是考虑要不要选择一个比较实用的专业。当时在社会上和学生中,已经形成了“重理轻文”、“重工轻理”的观念,这一点对我选择专业不无影响。但我还是时时想到北大。就在这时,学校的教导主任对我们浇了一盆冷水,他当着许多毕业生的面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人,还想考北大,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位教导主任给我们上过地理课,只记得他满嘴金牙,口若悬河,一口气能说出陇海铁路线上的一串城市的名字,以为很有“学问”。他一边说,一边洋洋自得地问我们:“你们谁能说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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