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振兴是经济体制转型与社会基础重建并行的过程，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基础重建的重要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也将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但“单位记忆”根深蒂固而“社区记忆”缺失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因社区意识淡薄、社区社会资本微弱而步履维艰。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有机统一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开展社区建设、培育社区意识、重建社区记忆的重要内容与途径。

关键词： 资源枯竭型城市；去单位化；社区记忆；社会资本

各个学科都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振兴问题发表见解，或探讨改革路径，或设计对策方案。经济学侧重探讨经济体制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政治学主要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而社会学则着重关注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及其重建。尤其是经济社会学在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相统一的理论预设下，着重考察与分析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社会信念与社会资本状况，以及社会组织、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意涵。概言之，探讨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及其重建[1]。

社会基础是个复杂的概念，涉及行为、组织、制度等各个层面，其中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体制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原有的单位制度逐渐消解，单位的结构与功能发生转向。如此一来，原来单位所承担的很多功能也将发生转移，而社区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从“去单位化”到社区化

很多资源枯竭型城市曾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也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制度的典型代表。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制是同构共生的，计划体制的核心是承认一个全权的中央政府，政府将权力全面渗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干预和规制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事物。这一全权计划体制的代理机构就是各级单位组织，包括自上而下的行政分级的单位组织和横向条块分割的单位组织。无论纵向的层级单位还是横向的功能单位都完全依附于中央的计划指令，整个城市社会形成由单位组织构成的纵横交错、单一同质的刚性社会结构。单位作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覆盖整个社会，无怪乎有研究者称改革前的中国城市社会为“单位中国”[2]。

在“单位中国”，单位组织直接沟通国家与个人，表现在城市基层结构上就是社会生活的单位化、社区与单位高度交叉、重叠，社区单位化，单位社区化。甚至可以说，在单位“遍地开花”的形势下，社区空有一副躯壳，它已被单位所置换和取代。或者说，在社区内，日常生活已经被政治生活、组织生活所侵占，严格意义上的社区根本就不存在。因此，整个城市社会形成由单位组织构成的条块分割格局，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便置身于一个个“块块”之中，在一个“总体性空间”中工作和生活，并形成对单位的高度依赖和强烈的单位意识，而“社区”的概念似乎根本没在人们的头脑中留下“记忆痕迹”。即使社区也隐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的作用在当时也是微乎其微的。

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形式，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和城市化的加速，原来单位办社区的模式弊病百出，现实对原有城市基层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许多居民小区开始实行商业化的物业管理，以单位行政化手段为主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建社区的管理要求；下岗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个体、私营人员增多，对现有社会秩序形成压力，亟待有效的控制与管理；人们的社会需求从单一的生存需求向休闲、娱乐、保健等综合需求发展，居民对居住环境和社区服务有了更高的期望；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及其自我服务功能的逐渐弱化，也使人们对社区的依赖性增强。[3](p113)经济改革的实践表现在社会整合方式上是“去单位化”的过程。象以往那样通过抽象集体主义和无数个单位组织整合社会成员的作法对政府来说，无论在资源、能力还是效率上都难以实现。

二、“单位记忆”延续与“社区记忆”的缺失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从单位制到社区制会是一个自然流畅的过程吗？单位制的集体记忆会在体制转轨中迅速淡化和褪去吗？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单位制作为一项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下得到贯彻执行，并内化到人们的生活和心理深处。单位及其强烈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人们强烈的单位意识。长此以往，这样一种单位意识就不可避免地内化为人们的行为，成为人们的行为趋向和规范[4](p35)。虽然计划体制与单位制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渐远去，并且在社会流动与代际更替中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集体化过程带来的组织化的生产和生活经历，是人的集体化与人的心灵的集体化的相互建构的过程[5]。作为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单位制在人们心中仍然久久徘徊、萦绕不去。

所以，单位制的变迁并非纯粹表现为一个逐渐弱化的趋势，反而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的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他的转换方式强化了原有体制的特征，那些将权力与市场结合起来并在现实生活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便是证明[4](p24)。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过程中出现的“下岗不离厂”等现象在依附与庇护的逻辑中往复着计划时代单位制度的旋律。或者说，单位制以一种非正式的例行化习惯扎根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这在计划经济和单位制发达而改革滞后迟缓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单位记忆”的延续体现为“实践意识”对人们社会行为的支配。所谓“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对于这些意识，行动者不能给出直接的话语表达，而是“只做不说”[6](p42)。如此一来，面对理性化的市场化改革浪潮，体现为“实践意识”的“单位记忆”还沿着习惯的路径演进，个人本位、理性选择的原则往往遭到抵制或被扭曲。在理性选择和效率优先的期望之下，人们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强烈的感性选择的倾向[7]。这种“单位记忆”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并且在诡谲多变的市场化浪潮中自我强化，以期应对风险、维护自我的安全感。

然而，与“单位记忆”延续性伴随的是“社区记忆”的缺失，而且前者一直作为对后者强化的力量而存在。单位办社会，社区单位化，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后果之一就是单位占据人们社会生活的大部分或全部，而社区及其动能却被人们所忽视甚至遗忘。譬如，在单位化时期，社会成员的娱乐活动、水电维修等本可以由社区服务组织承担的任务也都由单位包办，社区在人们的生活与记忆中处于“缺失”的状态。与单位记忆的惯性延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区记忆在人们的头脑中几乎是一片空白。

如果说单位制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项伟大创举，那么社区制则是在缺乏历史经验的条件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产物；如果说正是中国社会中普遍的非契约特征以及社会成员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构成了单位制得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8]，那么，“大共同体本位”和“伪个人主义”[9]的传统中国社会则难以有社区小共同体生长的可能性空间。所以，改革以来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是“传统缺位”与“记忆缺失”之下的新鲜事物，它的生存与发展只能走“摸石头过河”之路。这也意味着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绝不是一次轻松浪漫之旅，它在前进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不断克服和解决。

社区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社会学家普遍承认这个概念源于滕尼斯的贡献。1887年滕尼斯出版了名著“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英文将其译为“Community and Society”，中文译作“社区与社会”或“共同体与社会”。将“Gemeinschaft”或“Community”译为中文的“社区”主要是与社会一词相呼应对比，其实译作“共同体”更能解释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按照滕尼斯的说法，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生活，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日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它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10](p52-54)。用社会学的术语讲就是，共同体成员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正是社区或共同体的最本质特征。

这样一来，当我们用社区一词来描述资源枯竭型城市基层组织形式的时候便会发现，这一概念的内涵与现实生活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其重要表现就是人们之间缺少起码的团结与集体认同。费孝通先生讲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结构，即社会成员“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加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1](p27)。在这种关系中，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自我主义”，一种“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私”。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国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12](p93)。

鉴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团体格局不发达的事实，在当下的城市社会区建设中，有社区之“名”，却未必有其“实”。也就是说，尽管社区建设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而社区成员骨子里的社区意识与社区认同却非常不充分，社区建设的“软件”仍需要进一步开发。否则，尽管单纯的“硬件”投入很多，结果却收效甚微，甚至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这种社区“名”足“实”不足主要表现在，居民更多地把社区当成单纯的物理居住空间，人们在单元房内居住和生活，行色匆匆，即使房门相对也可能“脚步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少之又少，社区社会资本匮乏，难以开展集体活动、形成集体意识。社区自治组织也往往形同虚设，起不到吸纳社区成员、开展社区服务、方便社区管理的功能，甚至很多社区根本就没有社区公益组织的踪影。因此，当前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的重点与核心就是增进社区交往，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完善社区组织职能，进而促进社区认同的形成，增强社区凝聚力，推动社区自治前进的步伐。

三、社会资本培育与社区记忆重建

针对社区建设，学者们提出各种对策与设想，有的主张政府主导型自治，要求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改变领导方式，以“合作主义”原则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问题[13]。有的学者提出政府、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三方合作，经济、政治、文化三种资源共同支持的社区建设理论模式[14]。我们认为，在社区建设中，政府、组织、个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都十分必要，但最核心的是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进而实现社区记忆的生成。

所谓“社区记忆”，可以理解为社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传统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认知习惯，社区在自身时空结构中的存在和变迁与社区成员的成长轨迹同构共生，社区记忆的结果就是社区认同的形成②。我们认为，培育社区记忆应该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三大方面入手，其中，物质资本是基础，人力资本是关键，社会资本是核心。三种资本共同作用，形成在一定物资条件基础上的社区治理与和谐的社会关系。

物质资本主要包括社区公共设施、环境营造与改善等方面的投入，如社区健身、娱乐设施，植被绿化等，这是任何社区建设所必需的。在这方面，社区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和补贴。只要资金到位、管理科学，这些物的因素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完成。在某种意义上，以社区设施与环境为特征的空间是一种象征性符号，会在日常生活中进入人们的记忆空间，成为社区认同的重要基础。社区认同的重要内涵是社区成员具有“我属于这个社区”的强烈感受，而社区内的标志性建筑符号与独特的环境作为一种直观的形象成为社区认同的空间载体，逐渐变成人们社区记忆的组成部分。

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培养一批富有社区管理与服务经验的、有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的社区工作人员。这里的“人力资本”主要强调社区工作人员的内在素质与能力所带来的工作绩效，是社区管理部门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与筛选。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工作者多是政府下派的非专业人员，在很多居委会工作的往往是那些赋闲在家的离退休人员，而在此工作的专业化的大中专毕业生却寥若晨星。工作人员非专业化与非正规划是目前社区建设中的两个主要问题。这可能与社区建设开展得时间较短、社区服务意识淡薄有关。但事实上，能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是社区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具备一定质量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基础上，培育社会资本是社区建设的核心，也是培育社区认同与社区记忆重要源泉。社会资本是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较早地加以阐述，后经科尔曼、普特南等学者加以发展。学者们对社会会资本的理解虽然有所差别和侧重，但也有明显的共性，即都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的互利合作。那么，培育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交往与人际互助对城市社区建设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但单元房分割下“原子化”的社区居民何以能相互连接，何以开展有效交往则不是轻而易举的。如何让居民走出家庭，相聚在社区则是社区社会资本培育的难点与重点。

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中国传统的本土资源蕴含了丰富的社会资本，如重视血缘、地缘连接所形成的密切团结的人际关系，只是这些社会资本明显的表现出相对封闭、延伸半径小，多为纵向而横向联系较弱等特征[15](p443)。那么，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流动加快，人际交往的匿名性不断增加，如何使传统小范围的“强关系”扩展为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与合作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那么，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社会资本的增量何以可能？我们认为关键是在社区中开展公共活动、建立和发展志愿性团体。开展公共性的、公益性的活动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相互交往与交流的机会，对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问题进行参与和讨论并达成共识。志愿性团体是社会自我发展机制完善的重要内容和方式，能够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架起一座可供沟通的桥梁。最为重要的是，具有一定自组织能力的社团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增进了信息的交流与共享，节约了社区成员的交往成本。但是，开展公益性活动和社团活动关键是要能吸引社区成员的参加，因此要真正考虑到人们的需求而不能流于形式。

资源型城市社区建设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统一建构的过程。通过改变物质材料，可以形成物质资本；通过改变人，向人们传授技能，使其按照新的方式行动，可以创造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者的方式而改变。物质资本是有形的，可见的物质是其存在形式；人力资本肉眼看不见的，它存在于个人掌握的技能和知识中；社会资本基本上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培育社区意识，形成社区认同，提供社会成员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振兴是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基础重建相统一的过程，城市社区建设是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重要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单位记忆根深蒂固并且惯性延续的情况下，如何改变社会成员社区记忆缺失、社区意识淡薄的状况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的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此过程中，将物、人与人际互动相统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结合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路径。而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则是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决定社会区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注释:

①本文所探讨的资源型枯竭城市主要是指“单位—资源型”城市，即是指以社会组织模式上的单位制和以某一单一主导资源为核心的产业模式相结合为特征的城市类型。一方面，单位制的组织和制度运作使资源是否利用、如何利用得到计划和安排，单位制的集中计划管理，使动员社会力量、开发利用资源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模式又维系单位制度的运行与再生产。结合（单位）制度变迁与资源断裂探讨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②似乎可以这样理解，社区记忆是个缓慢的、长期的生成过程，而社区认同更接近一种当下的状态，是社区记忆的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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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王建民系吉林大学社会学系2005级博士研究生，吉林 长春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