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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锐、文军:走出社区的迷思:当前中国社区建设的两难抉择

更新时间:2015-06-28 20:36:17
作者: 黄锐   文军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区建设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既有成绩也沉淀下来不少问题,深度检讨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社区建设包含着以下基本命题: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社会实体,还是“脱域共同体”?社区建设的行动主体是政府主导,还是社会多元复合?社区建设的理想图景是国家治理单元,还是独立公民社会?建设的现实路径是问题-需求取向,还是优势-资产为本?当下的社区建设应当积极以社会多元复合主体培育社会团结的理念,重视当地社区的资产与居民的优势,构筑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进而为公民社会的发育奠立微观基础。

  

   1987年,民政部率先倡导在城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以来,“社区”以及“社区建设”的概念开始进入中国政府的视域。2001年3月,社区建设被列入国家“十五”计划发展纲要,并在2002年11月写进十六大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随之,各地社区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学界关于社区建设的讨论来看,较多地集中于实践经验的总结,而缺少理论层面的反思。笔者认为,对于社区建设至少需要追问和厘清四个问题:第一,为何建设,也就是要回答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问题;第二,谁之建设,也就是要回答社区建设的行动主体问题;第三,建设什么,也就是要回答社区建设的理想图景问题;第四,怎么建设,也就是回答社区建设的现实路径问题。

  

   一、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是地域性社会实体,还是“脱域共同体”?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在分析欧洲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时,曾经使用“社区(Gemej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二分类型探讨过社区的涵义①。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帕克(Robert E.Park)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生态学将“社区”由一种类型学的概念发展为一个实地研究的单位和一种研究方法,甚至逐渐成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社区研究,而社区的地域性特征也由此得以凸显。在1931-1932年,帕克受吴文藻之邀到燕京大学指导学生及老师进行田野调查,社区的概念也随之传入中国。吴文藻曾在为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撰写序言时指出:“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②可以说,社区的概念在最初进入中国之时,已经带上地域性的烙印。

   1949年以后,一种“在结构上,政治组织与具体的专业组织合二为一;在行为取向上,专业取向与意识形态的行为取向融为一体”的单位体制在中国出现③,社区的概念也随之湮没。在社会学恢复之初,有学者认为可以沿袭早期有关社区概念的讨论,即“社区是介于邻里和区域之间的一个具有共同心理和文化特性的社会实体”④。后来,作为一种“地域性社会实体”的社区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加以权威界定⑤。2000年之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应当恢复社区作为一个完整有机体的组织活力,在地理、语言、文化、心理和生活习惯上保持完整性,防止垂直化组织系统的人为肢解和分割⑥。不过,在中国的社区建设运动中,社区则自有其特殊涵义。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城市社区的范围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和规模调整后的居民委员会辖区。由此可见,社区的基本特质被演化为地域性共同体和居民委员会辖区两层含义,而“社区建设”也成为一种在一定地域中建设的开发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单位制逐步转向街区制和社区制,行政权力已经不可能将聚居于一定辖区内的居民和各类组织整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城市居民也逐渐从传统社区的生活方式中抽离出来。并且,在福利社会化改革的过程中,作为传统国家代理人的企事业单位的福利角色也逐渐弱化,个人、家庭和社区在养老、医疗、住房等福利领域将承担更加明显的责任,而这将进一步导致游离于单位或组织之外的人群成为原子化的孤独个体。根据这一现实,有学者指出,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城市社区进行界定的话,那么应当说是一个主要成员不在场的社区场域,或者说是特定场域中存在的社会⑦。中国的乡村也正在发生同样的叙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游走于城乡之间。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⑧一个直接的社会后果是,乡村空心化现象凸显,甚至呈现出凋敝和衰落之象。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和干部空的“四大皆空”⑨。由此,地域性对于农村居民的意义开始弱化,而社区的概念也将随之与地域的特征脱钩,成为一个“脱域的共同体”或“互不相关的邻里”。而一旦社区作为地域性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越来越失去意义,人们对共同情感和群体归属的脱域性认同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的复兴。

  

   二、社区建设的行动主体:是政府主导,还是社会多元复合?

   1949年以来的国家建设以国家意识形态消解个体意识,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抑制个体主义的扩张,通过集体化与大跃进运动使个体作为忠诚的对象从家庭转移到集体,最终成为政治共同体的一员,从而逐步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结构或称之为“总体性社会(Totalitarian Society)”。在这一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重要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就业机会)及信息资源,而国家也以此对几乎全部的社会生活实行着严格而全面的控制⑩。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发展,虽然个体开始从国家和集体的庇护关系中解脱出来,确立权界意识,并且社会分化不断加速、社会流动日益加快,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但是国家依旧拥有十分强大的制度安排权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国家不仅是社区建设相关政策安排的供给者,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出台一系列社区建设相关的规章制度和条例办法,而且也是相关政策安排的执行者和各种资源的配置者。受此影响,社区居民被视为特别需要照顾的群体和无助的服务对象(clients)。笔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大多数基层工作者倾向于认为社区建设的效果与社区是否贫困有很大的关系。至于贫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区居民的懒惰和不思进取。有学者的研究指出,在政府主导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中,倾向于动员领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充当在社区参与方面发挥带头示范作用的社区志愿者队伍(11)。从表面来看,这些居民的社区参与是一种志愿参与,实际上却是在义务劳动协议下的一种强制性参与,是获得和维持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一种必要付出。并且,从可以参与的社区事务来看,大都是被安排好的,比如义务劳动、值班和治安巡逻等。此外,那些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中老年居民,常常以跳舞、练太极拳、做操等形式表现为一种娱乐性参与。有的是纯粹出于娱乐和锻炼目的的,有的则是经过选拔而成为相对正式的社区文艺队伍成员,为各种商业性开业庆典进行有偿表演或以社区名义参加政府文体部门组织的活动。

   其实,社区建设说到底是为了“社区居民”的建设,而不是为了“社区”的建设,并且也只有社区居民才最清楚自己的问题及利益诉求,应当有权利、也有能力利用已有的公共资源进行社区建设。为此,有学者指出,开展社区建设必须充分尊重社区居民的愿望和实际需求,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到社区建设的各项规划和建设方案的制订过程中,寻求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12)。在此意义上,社区建设必须积极以居民为本位,赋予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成员资格(membership),即一种身份、一种权利。倘若没有成员资格,社区居民便有可能始终处于被边缘化、异化和被压迫的地位。并且,政府不可能满足居民的所有社会需求和社区服务,因此在社区建设中除了充分注意到社区居民的成员资格之外,还应当考虑到政府与营利性的市场服务以及非营利社区组织之间的多元复合问题。审言之,一般社区服务可以满足普通社区居民的公共需求,而营利性的市场服务是一对一的关系,可以较好地实现居民个体的愿望。而非营利的社区组织是由居民因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或提供某种社会服务,或以群体的形式表达意愿、维护利益。并且,由于组织的成员是主动参与的,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横向的社会联结,或者可以称之为社会性团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区组织一方面可以带动居民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并且强化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认同;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中介,还能够以社会复合主体的形式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当然,也应注意到,这些社区组织“先天”与政府不是“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依附关系”(13)。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组织必须顺从政府的“指示”,否则便无法“生存”。为此,应当积极尝试在社会多元复合主体中培育社会团结的理念,进而建构社区建设的新主体。

  

   三、社区建设的理想图景:是国家治理单元,还是独立公民社会?

   随着社区建设运动在全国的推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区已经被各级政府和学界建构成具有严格边界的政治空间。一方面,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国家必须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新的社会调控、整合和沟通体系,并应努力把社区转化为国家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积极资源,从而全面保持国家与社会的协调(14)。另一方面,学界的研究旨趣也由探讨社区内的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以及社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转向如何构建一个民主自治的社区。在此意义上,社区概念逐渐被政治化,成为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社会空间(15)。不过,学界在重新认识社区这一战略性空间理想的发展方向时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社区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是国家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16)。在当代中国,社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行政区划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行政管理的延伸。并且,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也表明,国家倡导居委会组织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建设,但不鼓励居民在居委会组织网络以外进行自主性的利益表达,而国家权力对社区参与的干预也影响居民的社区认知,大部分居民认为社区是以居委会为管理机构的基层行政管理辖区(17)。可以说,国家权力在社区中的支配地位始终是绝对的,而其他力量只扮演国家力量的附属角色。进而言之,一种“理想型社区”已经被一种政治功利主义所统治的“现实型社区”所取代,而社区发展失去我们所希望的与发育市民社会的相关性,成为政治社会的附庸(18)。

与此相对,也有学者强调,社区建设是在中国独特背景下发育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路径,或者说中国社区建设的底蕴在于构建或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而且社区建设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市民社会赖以形成的载体(19)。通过社区建设营造一种属于社区层面的公共领域,发育社会性的自组织,并以某种制度化方式使其参与到公共管理的过程之中,从而增强社区生活的自我实现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uwent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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