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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坤:论《共同纲领》中的民主原则

更新时间:2021-11-23 09:10:00
作者: 钱坤  

   摘要:  《共同纲领》中的民主原则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基础,指向“人民民主”与“实质民主”,在规范体系中起到建构性作用。在国家权力配置领域,《共同纲领》设置了常态与过渡两种体制。从民主原则中可以提炼出民主正当与民主制约两项规范要求,二者间虽存在一定张力,但初步建构起了国家权力正当化的体系。在基本权利保障领域,与国体相适应的“民主权利”观侧重于权利的制度属性,具有多元面向的“专政”概念则与其相互构成,民主原则成为基本权利的分配规范。《共同纲领》以其民主原则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宪法秩序,但伴随宪法修改与变迁,对现行宪法中民主原则相关规范的解释还应更多注意到其与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等规范的交互影响。

   关键词:  《共同纲领》 民主原则 民主集中制 人民民主专政 国家权力配置

  

   一、引言

  

   无论在学理表述或一般观念中,民主原则一般都被认为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1]但学界对民主原则的规范内涵与体系效应等议题的讨论尚不充分,缺乏体系化的论证。一方面,虽然宪法在国体、政体、基本权利,乃至经济制度、公务人员履职方式等领域都涉及民主原则,但学理上却缺乏整体的把握,对一些问题的探讨,相对忽略了我国宪法上民主原则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脉络;另一方面,正面论述民主原则时,学理较多停留在国体、政体的一般理论层面,[2]对宪法调整的具体领域提供的学理支持不够充分。在某种意义上,学理讨论的程度与民主原则的规范地位是不成比例的。

  

   对民主原则的体系化论证不足会影响到相当具体的学术命题。比如国家机构法中关于“议行合一”的争论,就被简化为定义之争。[3]但实际上,《共同纲领》中的“议行合一”体制根植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民主原则的理解,并非语词选用与概念宽窄的问题。如果缺乏对这种理解的反思,必将影响当下对于1982年宪法的解释。

  

   从学说史观察,对中国宪法中民主概念与规范的研究一般是从对《共同纲领》的阐释开始的,[4]回到《共同纲领》可以为讨论民主原则提供一个起点。考虑到《共同纲领》制定于新中国成立的时刻,相较一般宪法,其关联时代的政治色彩更浓,[5]对其解释必须既厘清规范之后的背景知识,以避免空洞,又必须有意识把握《共同纲领》的文本作为“规范性起点”[6],以避免此种阐释成为政治的镜像或是学理的独断。在此,笔者预先作两点说明:第一,本文不是对现行宪法的历史解释,而是对《共同纲领》这一历史文本的阐释。前者是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目的是阐明现行宪法的规范内涵,促成当下的判断;后者毋宁更注重对特定历史情境中文本意旨的挖掘,用意在理解过去。故相较历史解释,本文将保持对当时历史背景与理论脉络的适度开放。第二,虽然《共同纲领》建构秩序的意味深重,与政治设计关联紧密,具有“纲领性”,但本文仍将紧扣国家权力与基本权利这两大规范领域,[7]而不是如传统学说侧重在“国体”“政体”的抽象层面对民主原则进行论述。在笔者看来,只有我们对民主原则的认识落实到国家权力与基本权利的具体议题上,才有可能克服抽象的议论,服务于未来的规范解释。

  

   本文将从《共同纲领》中的民主观念出发,先对《共同纲领》所依托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一整体把握,再探求《共同纲领》中民主原则具体在国家权力配置与基本权利保障两大领域体现为何种内涵,并对之作总体评价。

  

   二、《共同纲领》中的民主观念

  

   《共同纲领》载明“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是一种民主理论,而学界向来认为宪法是“民主制度的确认和法律化。”[8]为此,有必要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探知作为《共同纲领》中民主原则背景的民主观念。

  

   阐发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性文献至少包括《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与《论人民民主专政》。三篇文献虽各自有所侧重,但作为整体体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框架与定位:(1)新民主主义注重阶级分析,致力于政治、经济与文化多领域的革命。(2)新民主主义主张建立“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亦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过渡属性。(3)“人民民主专政”被视作革命的总经验,用以指导新政权的建设,民主原则本身与国家建构紧密相连。本文将在这一框架下,从政治主体、社会基础与法律范式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政治主体:“差序”“动态”的阶级构成

  

   一般而言,作为政治概念的民主预设了某种同质性,涉及人民的识别与同质性的建构。[9]中国的革命者意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0]并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发展出“统一战线”这一与人民构成关联紧密的政治形式,[11]在《共同纲领》中更以“人民”冠于“民主”之前。在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观念中,可以提炼出一种以阶级分析为类型化方法,以革命任务为界定敌我标准,进而构成人民的政治界定方式。《共同纲领》之中的人民具有差序、动态的阶级构成,体现了彰显阶级属性的“人民民主”观念。

  

   人民的构成属于政治系统的范畴,人民的身份象征敌我区分。[12]与之相对应的公民(国民)概念则属于法律系统的范畴,其身份指向公民资格。人民的构成以阶级为基本单位,《共同纲领》的制定者在起草《共同纲领》时就认为“‘人民’有着确切的含义和具体的阶级内容。”[13]《共同纲领》的显著标志是以人民为单位“分配”基本权利,这也与当时宏观的政治与法律系统未分化[14]相印证。不过这种混同了“人民——敌人”与 “法——不法”的,政法复合的人民概念并非均质化的,也不是静止不变的。

  

  

   1. 人民内部具有基于阶级身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差序格局”。根据《共同纲领》,人民包含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作为国家敌人出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其命运则被表述为“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人民概念内部,工人阶级具有最为核心的领导地位,这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目标、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一体相连。工农联盟是长期革命的经验总结,也是强调多数人民主的必然要求,[15]因而具有基础地位。所谓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则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尽管制定时期反复承诺其政治地位,并刻意不将社会主义写入《共同纲领》,[16]但其本身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地位是有限的。[17]

  

   2. 人民的构成在不同历史时期,因政治任务的差异,亦有动态变化,如下表

  

   表1 不同时期政治文献对人民范围的界定

  

  

  

   由此动态与差异化的构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建国过程中,原本依社会理论,以经济基础为标准的阶级分析,实质上融合于以政治上的革命任务为标准划分敌我的人民观,且其内部并不是均质化的。这是《共同纲领》中的中央人民政府体现了阶级的联合,可以被认为是民主联合政府的原因,也是《共同纲领》中“人民”概念包含“爱国民主分子”,得以保持开放性的原因。[25]此种人民观首先是基于政治的判断,既不全然基于经济分析的阶级划分,也不会完全受限于法律的表述。《共同纲领》中民主主体的构成是一种政治联合的产物,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又因为新民主主义本身的过渡属性,其“人民”的内涵本身也会发生变化。[26]

  

   (二)社会条件:作为政权基础的社会变革

  

   新民主主义除在政治主体——人民层面具有特定构成,其对民主的理解亦超出形式的、政治平等意义的民主。如前述,《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纲领包含有经济、文化的社会面向。这不仅与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中注重经济因素的马克思主义有关,也与近代中国社会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等观念的理解有关。

  

   在经典作家与传统学说的脉络中,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批判的基础上的。其批判并不止于浅层的资本主义“法律的虚伪”,核心在于社会经济基础层面的阶级矛盾与不平等。刘少奇曾经有一个经典的表述,“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同,不仅要求法律上、政治权利义务上的平等,而且——这是最要紧的——要求经济上的平等……”[27]

  

   而具体从宪法学角度切入,除了在国体——阶级专政的意义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外,“新民主”对“旧民主”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人民民主权利的虚化。这种虚化又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民主权利的限制,尤其体现为基于“年龄、性别、财产、教育程度、居住年限、职业、宗教信仰、民族、种族”等要素对于普选权的限制。[28]经典作家认为“现代的代议制国家的选举资格”是由财产所决定的;[29]其二是人民行使权利缺乏物质保障。后来参与了《共同纲领》起草的邓初民曾指出:“布尔乔亚于宪法条文上规定了公民权利,但完全不注意如何行使此权利的条件,以及实现此权利的可能与手段。”[30]列宁亦曾就言论与集会自由专门指出,“富人拥有一切最好的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同时还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开会,还有资产阶级的政权保护他们开会。而城乡的无产者和小农,即绝大多数的人民,既没有建筑,也没有空闲时间,又没有人保护。”[31]在经典学说看来,这都是资产阶级民主徒具形式的体现。[32]

  

   2. 国家政治权力的腐化。这是指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侵夺,国家机关失去了其民主属性。譬如恩格斯写到,在资本主义国家,“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33]列宁则将议会制民主描述为“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机构”,真正的工作并没有在议会中民主的决定,而是沦为“部、官厅和司令部”的官僚的统治。[34]这种国家权力的腐化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本质意义的,而不是偶然的腐败,是“少数人统治”的专政。

  

无论是公民权利因为社会权力的失衡而虚化,又或是国家政治权力沦为特定阶级的工具,从而丧失公共的民主特性,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超出形式的政治与法律层面,属于社会基础层面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要求的不仅是政治权利上的平等的自由,还要求权利行使的条件,即在社会基础层面形成特定秩序。董必武指出:“人民民主只能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没有经过土改的地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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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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