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单世联:理论的“普遍”与中国的“特殊”

更新时间:2021-08-01 08:34:07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特征,是把一些西方理论学说作为普遍原理引入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论。构成这一跨文化的传播行动的主要议题,就是西方理论的“普遍性”问题。相关论争关系文化传播的方式和策略,也反映了不同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全球化浪潮带来大量西方理论,而中国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的今天,重温当年的论争,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启发。

  

   一、“普遍论”的现实效果

  

   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马克思的语气还不很肯定,且限于“社会经济形态”方面。此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论著中,都在不同场合讲到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加上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五种所有制形式。但马克思毕竟没有直接讲到人类社会必然要经过之五个阶段。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马克思当然知道,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概括,需要以具体的、经验的史学研究为根据。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会》一书问世。这本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就是恩格斯说的:“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要求。”[2]1880年冬天,马克思非常认真地对《古代社会》作了上百页的摘录,准备以唯物史观来说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壮志未酬,恩格斯秉承马克思遗愿,把马克思的笔记变成了一本完整的著作,这就是1884年完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人类学笔记没有发表之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古代社会的经典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3]根据摩尔根的成果,恩格斯进一步论证了唯物史观几个基本观点。如人类社会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理论;氏族制度的解体、私有制和阶级形成的过程是通过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而逐步实现的;国家起源的三种基本形式(即雅典国家、罗马国家、德意志国家)等。与马克思五种所有制形态相呼应,恩格斯也认为,人类从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文明时代可以分为奴隶社会、中世纪农奴制(封建社会)和近代雇佣劳动制(资本主义社会)三大形态。他还接过摩尔根的话题,以阶级和阶级斗争解释文明社会,认为文明时代最突出的标志是阶级的对抗与社会的分裂。无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文明,都是建筑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都是奴役制的文明,因而总是在持续不断的对抗性矛盾中发展,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严重弊病:“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那么,“应该”怎样呢?恩格斯在书的最后,引用了《古代社会》最后的一段话:“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财富对人民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分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4]摩尔根以疑问的语气结束了全书,恩格斯则明确指出文明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就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它将在“更高级形式上”复活古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借助摩尔根的经验性成果,恩格斯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历史阶段论的理论。

   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有两个层次:一是社会结构层次论,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二是社会发展阶段论,即西方历史因生产力发展而经历了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比较而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第一个规律不太强调。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认为:“恩格斯似乎认为,原始社会不像文明社会那样在同样的意义上受着经济因素的影响,并且显然比马克思更详细地描述了社会的发展。”[5]这固然是针对当时把唯物史观仅仅简化为经济史观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严肃的历史解释,必然比抽象的经济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更为复杂。另一方面,此书又十分鲜明地论述了第二个规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因过分依赖摩尔根而大为逊色,摩尔根那种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使恩格斯提出了一种过于一般化(普遍化)的进化图式(尤其是考虑到他几乎完全忽略了亚洲和非洲的情况)。”[6]恩格斯对亚洲与非洲的回避,已经显示出普遍规律论在处理非欧洲历史时的困难和挑战。这一点,在唯物史观的中国传播过程更中突出。

   1927年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唯物史观的宣传却成就卓著。左翼作家成仿吾当时就发现:“革命运动停顿了,革命文学运动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7]以至于时人有“国民党的枪杆子,共产党的笔杆子”之说。如果说“五四”前后由旅日学生和革命党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多受日本学者如河上肇等人的影响,那么只是通过“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新哲学运动”中,苏俄马列正统才带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眩目光芒进入中国。唯物史观首先是一种历史理论,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方法”的层次上而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它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郭沫若率先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古史,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紧跟而上,发表大量论著,构建了一种新的中国历史解释模式,并成为革命信仰的核心部分。

   然而,如何把这种西来的历史法则运用于中国,却是一个艰巨的理论移植工程,其中充满分歧、论争与变化。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是历史进步也即社会形态的交替更迭的决定性动力,这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所谓经济基础,按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但这种决定性因素有时又指现实的生产工具,因此有“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说法。[8]马克思从来不主张“技术决定论”,他从来不主张生产工具与其社会环境的分离。唯物史观的核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人类的历史过程。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性与创造历史的人的主观性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并未明言。此后,摩尔根与恩格斯的古代社会研究指出了技术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并未在其中确立因果关系。这当然考虑到技术在原始的、前文明时代的影响比此后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而随着社会复杂性的增加,其他因素更有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无论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的河上肇等日本学者,还是对中国影响很大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都特别重视对生产力、生产技术的讨论。比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代表郭沫若,就是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于1924年翻译了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就自认为已经“初步转身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10]因此,郭沫若也过分高估了技术的作用。他相信石器与原始共产主义相应、铁器导致奴隶社会的出现、冶铁技术的提高导致封建制的出现、蒸汽机产生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电汽化预示着社会主义的降临等等,相信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如此漫长,是因为“生产的方法没有发生过变革”,是“没有蒸汽机的发现”,所以社会的组织仍然是旧态依然,沉滞了差不多两千多年的光景”。[11]以生产技术来干净利落地切割历史,显然过于武断生硬,也是对唯物史观的简化。史学家张荫麟当时就批评说,所谓资本主义是蒸汽机的发明所造成的观点,是《共产党宣言》的观点,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已经放弃,而把资本主义分为手工制造和机械制造时期。“照定义,在资本主义的手工制造时期,蒸汽机还没有出现,怎么说出蒸汽机的发明,造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呢?”[12]

在中国使用西方原理所遭遇的最大矛盾,还是中国历史有没有经历马克思所的描述的西方社会“五种形态”的问题。从1915年5月概括性介绍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到后来阐释唯物史观的《史观》、《唯物史观和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要论》等文,最早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李大钊首次论述了社会的“基础结构”决定社会的“表面结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和“阶级竞争”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并呼吁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国民党人胡汉民既以《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1919)一文阐述唯物史观,反驳对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又以《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1919)一文开创了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新领域。1920年,陈独秀提出中国也经历唯物史观所认定的诸社会形态:“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13]但其论过于简单粗糙。1929年,杨东莼翻译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李膺扬翻译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陶希圣主持的新生命书局出版。两本原著为左翼史学和唯物史观的宣传者提供了学术支持。1920年代末,郭沫若承担起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责任,下决心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续篇”以宣传唯物史观:“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之中国化。使得一般的,尤其有成见的中国人,要感受着这并不是外来的异物,而是泛应曲当的真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着它的根蒂,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循着那样的规律下来。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14]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为出发点。“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所谓“我们的国情不同”的观点其实是一种民族偏见,“我们要求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是人就有普遍性,“人的观点”就是唯物史观。这种观点是与胡适派的古史“整理”相对立的。郭认为:“‘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779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