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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民:西方理论与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20-08-23 18:36:56
作者: 张万民  

   内容提要:20世纪后半期,西方人文研究出现“理论爆炸”的局面。充分借鉴西方最新的理论方法,成为美国汉学不同于欧洲传统汉学的特色。西方的新兴理论,也影响到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不同汉学家的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有必要在美国汉学发展和西方理论发展的双重背景下,考察汉学家在不同阶段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态度,由此揭示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特征及趋势。

   关 键 词:美国汉学/中国古典文学/西方理论

   作者简介:张万民,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发表过论文《〈诗经〉早期书写与口头传播——近期欧美汉学界的论争及其背景》等。

   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人文学术和文学研究出现了“理论爆炸”的局面。借鉴西方最新的理论方法,成为美国汉学不同于传统欧洲汉学的一大特色。毫无疑问,这些新兴理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①。那么,在北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其情形又如何?进入21世纪,西方出现了“理论终结”的呼声。这些背景在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又有怎样的折射和反映呢?

   1992年,时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的郑树森,曾撰文介绍北美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使用各种西方理论,其中包括新批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原型批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和文艺社会学②。该文只讨论了20世纪60—80年代的论著,内容则兼及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英国学者Anne Birrell在2000年发表《近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后现代理论》,侧重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评述了从1986年至1999年间出现的七十四本专著和十五篇文章(主要是美国汉学家的著述)。她用“后现代理论”一词来涵盖各种新兴理论概念,并将其分为十一类:第一类是阈限、过渡仪式、边缘与边界,第二类是刻写自我,第三类是自我的再现,第四类是叙事学,第五类是欲望与去魅,第六类是作为文学分析范畴的性别,第七类是阅读与读者,第八类是神话研究与文学,第九类是艺术与文学,第十类是翻译与编辑,第十一类是选集③。与郑树森的文章相比,此文介绍的汉学论著有了全面的更新,但是文中评述大多点到即止,很多著作未必与该节涉及的后现代理论有直接的关系④。

   中国学者周发祥的专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则对此论题做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考察。他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强调了这种考察的意义:“评介、总结西方汉学家移植西论的种种尝试,为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⑤此书涉及的西方文论,包括庞德汉字诗学、语言学研究、意象研究、新批评研究、巴罗克风格研究、口头创作研究、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研究、文类学研究、叙事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心理学研究、符号学研究、主题学研究、统计风格研究。周发祥注意到一些被忽略的问题,如不同汉学家面对西方理论的不同反应,但终归浅尝辄止⑥。

   本文不是要在考察范围上对上述论著做出进一步的更新,也不打算全面梳理近期西方理论在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而是希望在美国汉学发展和西方理论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通过刘若愚、薛爱华、齐皎瀚、宇文所安等个案,考察美国汉学家对于西方理论的不同反应与立场。在这些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接受西方新兴理论过程中的一些趋势和特征。

  

   一 “借镜西方”与“西方美人”

   借用西方的学术理论框架,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在20世纪可谓是大势所趋。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本土学者已进行了多种尝试。钱穆的《国学概论》就特别注意到章太炎、胡适、梁启超三人用西方哲学理论来研究子学所带来的影响:“故清儒虽以治经余力,旁及诸子,而筚路蓝缕,所得已觳。至于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最先为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于墨、庄、荀、韩诸家皆有创见。绩溪胡适、新会梁启超继之,而子学遂风靡一世。”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则有王国维、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为代表,尝试借鉴西方理论方法。

   在这种借鉴的尝试中,中国学者大多会反复强调民族本位的问题。1934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⑧就在同一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中也说道:文学鉴赏与批评研究“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⑨。

   对于中西学术理论的结合,也有学者持非常乐观的看法。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他还用“娶妻”之喻来形容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接受:“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⑩这种论述所想象的中西文明关系,以及相关的主体位置问题,已有学者做过深入的分析(11)。梁启超的乐观论调,无意间掩盖了中西话语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正成为近年来很多学者讨论的问题。

   在回顾朱自清的“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之语时,张健以非常谨慎的态度说道:“借镜西方与本来面目的关系是中国文论研究近百年来面临的核心问题。近百年来,我们一直在借镜西方,尽管借镜的对象不同;我们也一直努力探求中国文论的本来面目。两者之间如何结合,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12)罗钢则尖锐地指出,王国维的“境界”“自然”“不隔”等概念,其实源于近代西方美学,它们与中国固有的诗学传统之间是断裂的和对立的,所谓的中西诗学的融合,实际上是二者在特定历史语境的知识—权力关系中对符号意义的争夺,最终遮蔽和压抑了传统诗学的重要价值,体现了近代东西方文化的不平等关系(13)。

   当我们将视野转换至海外的汉学家,发现他们更直接地置身于西方各种理论此起彼伏的语境,更容易受到西方学术理论的影响。对于如何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汉学家表现出各种矛盾的反应,初看起来与中国本土学者的情形大体类似。如黄兆杰认为海陶玮(J.R.Hightower,1915-2006)强调《文选》在文类问题上的贡献,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其受弗莱(Northrop Frye)理论的影响颇深,他说:“汉学研究当然不能思想狭隘,但是,在研究别国的文学中应该多大程度运用西方的流行理论,一直是个有争论的问题。”(14)再如,傅乐山(J.D.Frodsham)在西方文学理论甫盛的20世纪60—70年代,乐观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他建议用当时盛行的语言学和文体学批评、形式主义、神话批评、存在主义批评、心理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等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15)。但是,李达三(John J.Deeney)就批评傅乐山将西方的浪漫主义与道教,将西方的巴洛克与佛教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轻率的做法(16)。非常有趣的是,提出批评意见的李达三,恰恰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首倡者,这一学派的目标正是调整西方文学理论,用以阐释中国文学。

   从根本上说,汉学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和中国本土学界的情形一样,都是学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但是,西方汉学家的心态,不同于梁启超式的中华文明与“西方美人”联姻,他们(除少数华裔汉学家外)也不会有“借镜西方”式的民族本位的焦虑。因此,考察西方汉学家的反应,又有其特殊意义。尤其在美国汉学界,各种西方理论的影响更为明显,这种影响又与汉学转型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二 汉学典范转移及其方法论问题

   美国汉学,是欧洲汉学的延续,也是对欧洲汉学的超越。台湾学者陈珏曾以汉学“典范大转移”来描述从欧洲汉学到美国汉学的演变历程。他说:“汉学研究的主流,在二次大战前后,出现了一场从欧洲为代表的‘典范’,到美国为代表的‘典范’的大转移(paradigm shift)。”具体地说,在19世纪末,“汉学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古典学’(Classics)等科系为邻,同属于‘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科的发展,“战后的美国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重整过程中,‘汉学’摇身一变,从一门主要与‘古典学系’等科系为邻的‘冷学问’锐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中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热学问’,与历史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艺术史系、比较文学系、地理学系、宗教系有复杂交涉,其所跨越的学科,已远远超出了‘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范围,而开始进入‘社会科学’更开阔的新领地。‘中国研究’的对象关怀,也从以前的‘古代’为主,渐渐转到了‘古’‘今’并重,甚至‘近现代’为主”(17)。

   美国汉学从“古典学系”旁支的“冷学问”,锐变为跨学科的“区域研究”的“热学问”,是在与西方各个现代学科的紧密互动和融合中逐渐完成的。1964年3月,美国的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十六届年会特设了一个“中国研究与现代学科”(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的小组讨论,讨论文章后来发表在《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18)。这些文章,围绕着“汉学”的名与实,“汉学”如何发展等问题,提出走出传统“汉学”的藩篱,融入现代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中。

   对于美国汉学界20世纪60年代的这场争论,余英时在近年的访谈中回顾道:“这不止是名词之争,而代表了研究取向的重大改变。”也就是说,“从前汉学是和西方学术主流比较隔阂,只与所谓‘东方学’挂钩”。但是,“大概自六十年代起,学术风气开始转变了,研究清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文化和历史也融入了西方各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主流之中,旧的‘汉学’便在新潮流中逐渐淹没了”。总之,“在研究取径上,理论先行是一个显著的新动向。恰好近二三十年西方人文社会学界的新理论层出不穷,文学界更是热闹”(19)。

   余英时所说的“理论先行”,触及汉学典范转移背后的方法论问题。融入现代学科、采用现代学科的理论方法,可谓是美国汉学的基本特征。对西方新兴理论的及时吸收,是美国汉学经历典范转移之后的一个重要特色。

   余英时特别指出,西方各种新理论的发展,在“文学界更是热闹”。张隆溪则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描述了汉学转型过程中的北美中国文学研究与西方理论的互动。他指出:“自60年代以来,尤其在美国各大学的文学研究,毫无疑问都受到各种批判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理论的基础是欧洲大陆的各派哲学,尤其是法国的哲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主流的氛围中,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也逐渐在发生变化,而打破人数不多的专门学者的小圈子,使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有更广泛的意义,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则正是这变化的基本趋势之一”。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源自“外在的理论压力”带来的挑战(20)。

在20世纪60—70年代汉学典范转移的氛围中,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经历了根本的变革——这个变革在比较保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是相对缓慢的。傅汉思(Hans H.Frankel,1916-2003)是这场变革中的代表人物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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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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