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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

更新时间:2021-01-11 23:09:16
作者: 郭树勇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合作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宜性合作向着国际机制理论转向,或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第二次转向是共同体合作概念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第三次转向更多地发生在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不妨称为“跨文化转向”,其本质上是适应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国际体系。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积累特别是由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性大暴发所进一步加剧的人类“大危机”意识,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需要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向东看”“向外看”,在多文明包容和伦理本位的视野下推动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向半政府状态体系逻辑转换,由自助转向扶助,从未来世界、古代历史、现代实践和东西合璧中探寻人类政治合作的新形式。扶助不仅盛行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而且体现在不少现代大国的分散性行为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加强的新时代,可以为新一轮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合作的方案与智慧。

   关 键 词:扶助型合作;半政府状态;超越“朝贡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007)的阶段性成果。

   2020年春季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无疑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新内容。它可能是继古巴导弹危机、中东石油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国际危机,有人甚至将这六次危机叠加研究,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触发人类“大危机”的说法,并指出大危机将进一步强化人类的整体性意识、整体性责任和共同命运感,警醒国际社会从更广更深的角度思考优化国际政治运作方式,重建国际政治伦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①“大危机”之下,在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的前提下加快发掘本土资源中的固有概念,结合新时代条件下的大国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加以现代改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中国学派”建设服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理论创新中,中西联通至为关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大部分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比如权力、国家利益、均势、认同等,但可以中西共用,并阐述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一小部分概念是从非西方来的,比如和谐、共生、仁治、权势等,不仅可以较好地反映东方国家的国际观,也能对中西对比起到积极作用,但离国际学术前沿尚有距离;还有一些概念,比如依附、和平共处、霸道或霸权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虽然由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但因其普遍适用性而最终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中华传统思维但又为国际社会逐渐接受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②本文提出国际扶助的概念。就其性质而讲,国际扶助是国际合作的一种形式,它与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有密切联系,但也涉及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扶持,更重要的是,它对体系条件有一定的要求。此外,它还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渊源,同时可以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行为相通。

   一 国际合作理论的三次转向

   提出中西合璧的国际合作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③时下学界争鸣的“中国学派”这一提法也许并不准确,但它代表了一种正确的学术使命。这主要基于一种观念:“中国学派”并不是完全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由中国学者进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活动,而是一种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理论化活动,重点是从古代中国或者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际体系中以及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外交实践中获得政治智慧,将这种政治智慧与知识积累融合进人类已有的优秀国际政治理论成果中,对中国日益走近世界政治舞台中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关系进行规律探索的理论活动。④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基本内容。在国际合作理论的创新中,中国学者将在第三次理论转向中发挥重要作用。

   表1 国际合作的类型、体系逻辑与学科转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起点一般都追溯到无政府状态假定。根据这个假定,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有明显的分化,国际政治有了专属的政治领域——无政府状态,即无中央政府权威下的政治活动,而国内政治是有中央政府权威之下的政治活动。这样,国际政治学的学科独立性才得以巩固。在无政府状态假定中,权力结构的作用变得十分重要,以至于任何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都不能离开结构,因为在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式国际体系是常态,均势围绕结构而组织,国际行为基本上由国际结构或者说国际物质力量对比来决定。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理论假定。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把它奉为圭臬,把现实主义的冲突逻辑推向了极致;而后者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先验的存在与前提,很想推翻又无力撼动,只好在“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合作”“无政府状态下如何进行治理”等议题领域进行探讨,从而开启了区域一体化、国际机制、绝对获益、复合相互依赖等方面的研究。一时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两大主流学派视无政府状态的假定为研究元点,直到建构主义理论兴起。⑤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合作理论大致经历着三次转向。

   (一)国际合作研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

   国际合作研究的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力政治理论中的偶然性合作或权宜性合作向国际机制理论转向。在权力政治理论那里,冲突与竞争是国际关系中的“硬道理”,合作只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冲突是必然的,而合作是偶然的。国家为了追求更大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有时不得不采取同盟、联合或战略默契等方式进行合作,合作之后很快会产生更大更多的竞争与冲突,合作只是冲突的工具或特殊形式。因此,在权力政治的逻辑中,合作没有独立的地位,甚至有的现实主义理论者根本不承认合作理论。坚持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则认为,合作是一种独立的国际关系状态,合作与冲突共同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由于理性主义的逻辑及交往成本的规律作用,合作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持续产生并形成制度性安排。这次转向可以称为现实主义合作观向新自由制度主义合作观转向。如果我们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把第一次转向描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⑥那么国际合作理论的第二次转向不妨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⑦因为支持这种国际合作观的学者大多持有接近美国主流建构主义、英国国际社会学派或法国历史社会学的观点。

   (二)国际合作研究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

   国际合作理论第二次转向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合作不仅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也不只是为了追求降低交往成本,而是因为合作双方或者深嵌在同一种国际社会片区,或者处于一种共同体状态中,或是存在于同一种集体认同结构之内。换言之,国际共同体内的成员更容易形成国际合作。

   与第一次转向相同,第二次转向也发生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内,国际合作的主体都是指主权国家。建构主义以旧制度主义的面貌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或者说挑战整个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界,掀起著名的“本体论革命”,其中首先就是对于无政府状态假定的颠覆。在之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无政府状态假定成了天经地义的理论前提。而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无政府状态本质上是社会互动的实践结果,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社会互动在国际关系中就体现为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即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之间经过长期的斗争、竞争与合作,造就了多种互动模式,形成了多种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包括霍布斯逻辑、洛克逻辑和康德逻辑。⑧

   这个研究结果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解构了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神话,唯一的无政府状态逻辑不见了,出现了多种无政府状态的体系逻辑。这种由“一”向“多”的转变,实质上否定了这一假定的神圣性。其次,它通过三种逻辑、三种文化和三种世界的区分,向世人展示了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的各自限度与前途:霍布斯逻辑之下的世界里,国际冲突居于主导地位;康德逻辑之下的世界里,国际合作居于主导地位;洛克逻辑之下的世界里,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旗鼓相当,冲突在主权制度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范之下展开,世界向着国际合作占优势的方向发展。最后,国际合作的本质与来源有了改变。国际合作不仅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还是一种基于长期互动而生成的体系文化行为。在康德逻辑之下,共同体坚持集体安全,成员之间有着对于合作的集体认同,处于信任的状态,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习惯和集体认同高度内化的文化选择。这三大影响中的后两项构成了国际合作理论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因为理性选择不再拥有国际合作的“知识霸权”,社会学习与集体认同下的共同体合作成为新的理论工具。然而,建构主义毕竟主要源于欧美文化背景,如果不与其他文化进行借鉴交流,面向变化了的时代是不可能把国际合作推向更高境界的。

   (三)国际合作研究的跨文化转向

   与前两次转向不同,国际合作理论正在悄悄进行第三次转向,对这次转向的关注更多地发生在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可以简单地称为“跨文化转向”。这次转向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国际合作的主体日益多元化、客体化和联动化,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占据了突出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国际合作现象不仅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还大量存在于国际组织之间、国际运动之间以及国际阵营之间。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合作进一步出现在各种宗教体、文明体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由于复合相互依赖、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体系共同脆弱性等因素综合发展,国际合作主体的客体化、多元化与联动性空前增加,主权国家的理论假定进一步削弱。

   第二,国际合作大量发生于多元国际政治文化或多元文明背景之中。东盟的产生与发展,无论是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还是作为国际组织建设,都对国际治理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这里既有资本主义国家(新加坡等)与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等)的合作,也有不同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尼西亚等)与佛教(老挝等)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等国际合作平台中都出现了明显的跨文明合作的形式。这些国际合作平台提出的制度创新,也超出了以往二元对立、泾渭分明的模式,有力地补充了国际治理理论以往实践背景的不足,从而对理论创新提出了要求。根据过去的国际合作理论,一体化要求成员有类似的文化背景,那么东盟就不可能建成“东盟方式”,金砖国家合作也无从谈起。从实践上看,多元文明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并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社会接受。这与过去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欧美文明框架内的历史结构是不相称的。

   第三,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有多种逻辑。典型无政府状态仍然存在,改进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大行其道,同一文明背景之下的国家间互动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理论不能止步于此,重视多文明背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者进一步认为,多元逻辑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是由单一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国家造就的,还可以在人类“共同命运”意识强化的条件下由文明间互动形成。这可以称为中国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国际合作观。

国际政治社会学因时因地而不同。在美国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者那里,也许只能得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论断,而在中国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者看来,它不仅是国家造就的,而且是由多种文明在一定的国际治理形势下造就的。不同的文明造就不同的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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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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