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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智: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

——访段德智教授

更新时间:2020-11-12 22:05:57
作者: 段德智 (进入专栏)   翟志宏   张白  

   张白(以下简称张):段德智教授不仅是武汉大学宗教学学科和宗教学系的创始人,而且在宗教学原理、中世纪哲学、人生哲学和莱布尼茨哲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著作40多部,在《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50多篇,尤其是在托马斯和莱布尼茨的翻译与研究方面不仅享誉国内,在国际上也有广泛影响。今天,我们拟就求学之路、人生哲学、宗教学研究、中世纪哲学、莱布尼茨研究和宗教学学科创建等六个话题采访段教授。

  

   【1.求学之路】

   张:现在,我们就来谈第一个话题,段德智教授的求学之路和学术人生。

   段教授,要是用一句话概括您的求学之路和学术人生,您会如何描述?

   段德智教授(以下简称段):我是一个武大人,我的求学之路和学术人生始终与珞珈山紧密相连,与武大哲学系紧密相连。要讲我的求学之路和学术人生,就需要特别讲讲我是如何两进珞珈山,如何在珞珈山上一步步开展我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的。因此,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两进珞珈山”。

  

   张:什么是两进珞珈山?

   段:所谓两进珞珈山,是说我这一辈子曾两次考进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其中,一进珞珈山说的是早在56年前,也就是在1963年,我从家乡河南辉县考入武大哲学系读本科生这件事。二进珞珈山说的是在41年前,也就是在1978年,我从工作单位——湖北鹤峰第二次考入武大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件事。

   两进珞珈山是我哲学生涯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学术事件,也是我人生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张:那您就先说说一进珞珈山的事。首先,您是如何想到来武大读哲学的?

   段:1963年,我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成为这里的本科生,正式开启了我的哲学学习之旅。

   其实,我在高中阶段,开始时对数学感兴趣,成绩也比较好,还当了两年数学课代表;后来又逐渐对语文和历史感兴趣,但当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却填报了哲学专业,填报了武大哲学系。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转变,最主要的是受了两个人的影响:其中一个是毛泽东,而另一个则是邵雍。

  

   张:您是如何受到毛泽东的影响的?

   段:我说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不是说毛泽东本人对我这个人有过什么直接影响,这不可能。严格地说,是毛泽东的一个哲学定义影响了我。毛泽东曾给哲学下过一个定义,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当时,我认为他说的“自然知识”就是我们所说的“理科”,他说的“社会知识”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科”。哲学既然是它们的“概括和总结”,它就比“理科”和“文科”“更高一等”、“更深一层”。既然要研究学问,那就要研究级别高一点的学问,一般人难以弄懂的学问。我当时就是出于这样一种“好奇心”或“好胜心”看待哲学,报考哲学专业的。现在想起来似乎有点幼稚,有点好笑。

  

   张:邵雍是宋朝哲学家,他对您也有影响?

   段:是的。我在读高中时,对邵雍的哲学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但对邵雍这个人,特别是对他的好学精神却略知一二。我读高一、高二时,我们的学校在百泉。百泉可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山是苏门山,水是百泉湖,有“北国小西湖”的美誉,名胜古迹很多。例如,当年苏东坡游览百泉时,就曾为百泉的涌金亭挥笔写下“苏门山涌金亭”六个大字,并落款“眉山苏轼”,以碑刻形式流传至今。乾隆皇帝为了尽兴游览百泉,不仅专门将百泉书院改建成行宫,而且在几天的游览中诗兴大发,竟连写了六首诗,留下了“大珠小珠玉盘落,知乐仁乐逸兴飞”的佳句,极其形象和生动。

   但我更感兴趣的则是苏门山下、百泉湖边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那就是“安乐窝”。我之所以对这个小地方感兴趣,是因为安乐窝是当年邵雍住了十多年的地方。我们那里的农民基本上不知道有官名叫邵雍的这个人,但说起他的尊称邵夫子却几乎无人不知。而且,在我们那里被称作“夫子”的通常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孔夫子,另一个就是邵夫子。所以,我当时就感到邵雍这个人很厉害,研究哲学的人很厉害。

   我对安乐窝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安乐窝是邵雍读书和讲学的地方。他将这个地方称作安乐窝,这就让我感受到了邵雍“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的治学精神和人生境界。不由对他产生钦佩之情。

   总之,主要是毛泽东和邵雍这两个人使我下决心报考哲学,并最终走上哲学道路的。

  

   张:一进珞珈山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段:从农村中学进大学,感到许多事情都非常新奇,但最主要、最直接的感受是“进大学更得大学”,更得努力读书。

   当时,李达老校长为了更好地落实《高教六十条》,提出了“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口号,对哲学系的招生制度做了重大改革,从我们那一届开始,不再招调干生,而招清一色的应届高中生,这样,同学们个个都很优秀。这是我一进校门就强烈感受到的。原来在高中时,自己学习成绩比较好,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优越感”。但进大学后,发现同学们个个都很优秀,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于是就丧失了“优越感”,萌生了“紧迫感”,意识到“进大学更得大学”。

  

   张:一进珞珈山,您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段:一进珞珈山,虽然只学习了三年,但还是学习了哲学专业的一些基本课程,使我对哲学及其分支学科有了一个宏观的和总体的了解。虽说这样一种了解现在看来还很肤浅,但还是为我后来的哲学学习和哲学研究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张:当时,武大哲学专业是三年制吗?

   段:不是三年制,而是五年制。但三年还没有到头,也就是到了1966年6月,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特别是随着批判李达三家村活动的开展,就“停课闹革命”了。我在珞珈山上的第一次哲学学习过程也就因此戛然而止。所以,我一进珞珈山,实际上只学了三年,严格地说,甚至连三年都不足。

  

      张:后来就再也没有复过课吗?

   段:也不能完全说没有。后来也有过“复课”,但当时复的不是“专业课”,而是所谓“革命课”,用当时的话说就叫“复课闹革命”。其内容一是“夺权”,二是“斗批改”。1968年“工宣队”进校,领导的就是“斗批改”。我们的毕业分配也是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的。

  

      张:当时大学生毕业后工作都由国家统一分配,你们分配得怎么样?

   段:按照五年制,我们本来是该在1968年6月毕业的,但实际上一直拖到了年底。这还不说,到了年底,毛主席突然发了一条“最新指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们那一届大学生就统统走出校门接受“再教育”去了,而且大多数人的经历也都因此而比较坎坷。就我而论,先是到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随后便被再分配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区,在一个高中当负责人和校长,到生产队蹲点,到县委宣传部工作,甚至还遭受过多年不公正的政治待遇。

  

   张:啊!竟然还遭受过“不公正的政治待遇”?

   段:是的。确实遭受过不公正的政治待遇。1971年10月,我那时是一个高中的负责人,却被突然宣布是“五一六”嫌疑分子,要我停职反省、接受审查。“五一六”嫌疑分子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罪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罪罪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五一六”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后来才知道事实上就根本不存在“五一六”这样一个组织。但当时的政策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罪从有”。停职后,先是被隔离审查,随后被下放到农村劳动。一直被“折腾”了17个月。直到1973年2月,县革委会才专门为我一个人发了一个文件,宣布“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予否定”。

  

   张:在政治审查期间,您还在做哲学梦吗?

   段:梦还在做,但对梦想成真这一点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那时,白天和农民一起下地劳动,但晚上的时间却仍然是自己的,自己还是照旧读书、思考问题,幻想为自己以后的学术研究做一些准备。我记得当时我曾拼凑过一首所谓的“七言诗”,其中有一句叫“借机储备粮和草,来日方长显身手”。这说明自己那个时候还没有死心,还在做哲学梦。

   其实,当时自己也觉得自己做的很可能只是一种“黄粱美梦”。但只要自己在做梦,就表明自己的“梦”还在,就说明自己的心还没有死,就说明自己身上还存在有一种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

   说实在话,后来一想到我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哲学理想,就很庆幸,甚至有几分自豪感。而这也成了我后来坚持不懈开展哲学研究的一项动力。现在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天天工作。用戚继光的话说,就是“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在我看来,事情很简单,我这样做,就是想续写自己的哲学梦,给年轻时那个不屈的自我一个交代,使自己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和初心。我觉得,干好干坏是能力和水平问题,干不干则是成就自我或葬送自我的问题。所以,无论何时,只要身体允许,我都不能不干。

  

   张:这让人很感动,但您的梦后来是如何反转成真的呢?

   段:是靠国务院下发的一个文件成真的。1977年10月,国务院下发了一个文件,宣布我国从1978年起,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这个消息让我兴奋不已,我感到在当时条件下这是我哲学梦想成真的“华山一条道”,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所以到报名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为了表示自己的英语水平还不错,我还专门用英语给母校的陈修斋先生写了封信。陈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后来听朱传启老师讲,陈先生收到我的信后很高兴,还专门把我的信拿给别的老师看。陈先生的鼓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后来,我一直回味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这件事,感到这实在是我人生中不幸之中的万幸,正是因为这个举措使得我得以二进珞珈山,获得与哲学再续前缘的机会。而且,我从中还进一步体悟到了偶然性或运气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莱布尼茨将“事实真理”称作“偶然真理”。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对他们的这些说法,我可以说是别有一番理解。是呀,若没有国家研究生招收制度的拨乱反正,我的哲学梦至今究竟能否实现还真不好说!

  

   张:在准备考试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段:遇到过,而且遇到的还是非常严重的困难。我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要命的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当时,我在地处鄂西偏僻山区的一个县里的宣传部工作,县委宣传部虽然根据政策同意我报考研究生,但同时却又安排我到生产队里搞农业学大寨,白天跟农民一起劳动,很多时候晚上还要主持生产队的会议,几乎没有时间准备考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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