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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美国汉学家贺萧的中国妇女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0-10-14 08:02:50
作者: 王燕  

   摘    要:

   美国学者贺萧 (Gail Hershatter) 经历了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从草创到成熟的过程, 她既是这股潮流的跟随者, 亦是引领该潮流的学术先锋。贺氏的研究遵循欧美史学、美国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发展路径, 在中国史领域最先采纳后现代视角和“社会性别”理论, 突出女性的能动性。她思路开阔, 时常受到跨文化研究的启发, 在研究中寻找女性的各种边缘声音, 并关注个体的历史经验。2010年以后, 她更强调性别视角与其他视角的结合, 其研究逐渐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认可。

   关键词:贺萧; 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 社会性别史;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创始于20世纪70年代, 经过20年的酝酿, 在20世纪90年代一鸣惊人, 并于21世纪在中国研究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其领军人物之一贺萧完整地经历了美国妇女史从草创到成熟的过程, 她本人既是这股潮流的跟随者, 亦是引领该潮流的学术先锋。其有关妇女史的学术专著有以下三部:《个人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 (Personal Voices: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1988)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Dangerous Pleasures: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1997) 和《记忆的性别: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妇女》 (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2011) 。后两部著作都为她赢得了美国妇女史学界的最高奖项琼·凯莉纪念奖 (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 for Women’s History) 。1她也因为出色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被推选为2011—2012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通过她的研究可以了解美国中国妇女史学界从“添加妇女”到“性别”理论, 并受到后现代史学和跨文化研究启发的基本路径。贺氏把“妇女”和“性别”融入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努力也逐渐影响了中国学术界。

  

   一、学术主题

  

   贺萧的几部妇女史专著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寻找中下层妇女的声音。

   贺氏的第一部妇女史著作《个人的声音》发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男强女弱”思维以“科学”的面目重新出现后妇女的声音。她发现这些妇女的声音与其说是真实的, 不如说是被引导的:被编辑引导, 被媒体引导, 也被宣传政策引导。她带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者的“姐妹情”, 挖掘出许多本土历史学家熟视无睹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妇女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贺氏《危险的愉悦》则通过收集大量的城市指南录、媒体小报、文人笔记以及上海档案, 试图从文人慨叹的笔端和“现代性”的强大话语背后寻找社会最底层的娼妓的声音。无论是近代男性文人, 还是政府的历史文本和档案, 代表的都不是娼妓本身的声音。但贺萧发现, 妇女的声音仍然存在于各种编织好的罗网之下。娼妓会巧妙地运用“贫穷”“生活所迫”等等政府认可的托词赢得同情, 把自己从窘迫的环境中解救出来, 这是个人“能动性”的展现。因此, 娼妓的声音虽然微弱, 但它的确存在, 且发人深省。2

   贺氏最新的妇女史专著《记忆的性别》也追溯了妇女的声音。由于历史档案中几乎没有农村妇女的声音, 学者对共和国初期农村的性别问题所知甚少。为解决这一材料的缺乏, 作者直接从农村老年妇女口中获取她们的口述记忆史料。在仔细衡量了作为“局外人”的历史学家可能对口述史料产生的影响, 并尽可能地降低这种影响后, 贺萧不仅从妇女的声音中寻找到她们对新政权的认同, 也找到了她们在共和国初年经历的一些艰难困苦和劳动、生育、情感等与性别相关的问题。通过研究农村妇女的声音, 作者认可她们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的贡献, 为城市工业发展积累的财富。她重新思索历史对这群农村妇女进行多重边缘化的过程, 并反思缺失性别的历史书写存在的偏颇。

   贺萧的这一主题使得她既与其他美国的妇女史家有相同的关注, 又明显有所区别。其相同点在于对妇女自身的声音的关注。自后结构主义兴起以来, 北美妇女史研究界认为, 妇女自己的声音是女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体现。学者们不满足于把妇女描写成统一僵化的受害者模式, 转而寻找妇女自发的能动性。31985年中国再版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 为美国的中国史学界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去发现中国古代妇女的声音。该书虽早在1957年已经出版, 但当时中美隔绝, 美国对中国的学术出版状况并不了解, 何况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还没开展, 而1985年该书再版时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中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 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正苦于找不到中国女性自己的文字, 《历代妇女著作考》的再版开启了一个新的女性写作的时代。从1992年《晚期中华帝国》 (Late Imperial China) 杂志刊登《中华帝国晚期的诗词和妇女文化论文集》 (“Symposium on Poetry and Women’s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开始, 这股风潮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持续发展, 儒家父权社会的“女性牺牲者”形象逐渐让位于“女性能动者”形象。4

   解读明清至民国初年中上层妇女的诗文作品成为这一潮流中最典型的研究。高彦颐 (Dorothy Ko) 和曼素恩 (Susan Mann) 通过晚明、盛清时期的妇女诗文集, 重构了明清之际中国文人家庭的妇女的生存状况, 妇女对儒家文化、对自身的认同;孙康宜 (Kang-i Sun Chang)收集翻译出版明清才女的诗文;胡缨 (Ying Hu) 、方秀洁 (Grace Fong) 和钱南秀 (Nanxiu Qian) 都把视野延伸到了晚清、民国初年的最后一批受过传统教育的才女身上。通过解读诗文, 并把才女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 这些研究借着妇女自己的声音成功地让一个生机勃勃的妇女世界浮出水面。

   与此相反, 贺萧关注的下层女性很少留有文字史料, 而要听到妇女的声音, 迫使她提出解读史料的新方法, 或者转向口述史料。在反省有关娼妓的历史文本和档案时, 她反对1988年由加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Spivak) 提出的“下属群体不能言说”的论断。5虽然她也认识到, 我们所听到的下属群体的“言说”是有选择性的、有预设的, 但她更愿意从宽泛的角度去理解“言说”。一方面, 下属群体的“言说”如果有幸被记载下来, 那么不必否认这是下属群体在说话。另一方面, 各种文字的间隙留下了下属群体没有直接言说而展现出来的能动性。贺萧认为, 这些记录留下了妇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清晰可辨的痕迹。6

   同样, 《记忆的性别》中的口述史材料有了外人的引导、干预、取舍, 并不能完整地展现底层的历史经验。7但对贺萧来说, 怀疑妇女声音的不可靠性不是她的目的。通过分析妇女的声音, 发现其在大历史中的顺从、配合、反抗、抵制, 或者无奈, 发现底层农妇本人的真实能动性和理性, 才能理解历史中的个体经验。

  

   二、欧美史学脉络

  

   贺萧是紧跟欧美史学潮流, 并把它们综合运用到中国妇女史领域的先锋学者。她的几部著作集中反映了欧美史学和欧美妇女史发展的脉络。

   首先, 她深受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个人的声音》一书的资料整理和写作阶段也大致在此时期, 它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历史学界结出的果实, 是一部在历史中“添加妇女”的作品。8作者全面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妇女政策、妇女自身的体验、遇到的问题等, 从妇女的角度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及欠缺, 成为北美中国学界历史书写的新角度。

   但贺萧《危险的愉悦》一书则明显超越了“添加妇女”的历史写作, 而受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学术界强劲的“后现代主义”风潮影响, 这是最早在中国妇女史领域全面运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著作, 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理性主义的批判。9这种强烈的批判和对历史文本的激烈反思, 在此项研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以至于有学者批评她简直喋喋不休地否认历史“认知”的可能性。10

   贺萧还利用了“社会性别”理论。1986年, 琼·司各特 (Joan Scott) 提出了“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是基于能观察到的两性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一个构成因素;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11贺萧赞同司各特的观点, 用这一理论提倡“性别化中国”的实践。12她认为“社会性别”是历史学中一种有用的分析范畴, 并成为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北美和中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之一。13在贺萧眼中, 研究中国史, 若无性别视角, 将无法深入历史的深处。

   贺萧也是把记忆理论运用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先锋和集大成者。自20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讨论记忆以来, 记忆理论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境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在法国知识界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许多有关记忆的法语著作被翻译成英文, 迅速掀起了美国学术界的新一波风潮。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记忆的王国》 (Realms of Memory,1996、1997、1998) 三部曲系列。14贺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关注记忆理论, 并将它用于《记忆的性别》一书。通过分析妇女记得什么、遗忘什么, 以及那些重复出现的象征性的“记忆场所”, 作者试图阐述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革命叙事之间的缝隙。更重要的是, 她还修正了记忆理论。她认为, 在原有的记忆讨论中, 缺失了性别的环节, 记忆不能独立于男性和女性而存在。在陕西农村的个案中, 男性的记忆明显更加靠近于官方的叙事, 因为他们更经常参与官方组织的各种运动;而女性的记忆相对远离官方的叙事, 她们对时间的叙述总是围绕着自己孩子的生肖。15

   总体而言, 贺萧熟稔西方理论, 她既可以把它们最快地运用到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 也可以在领域内对西方理论发起猛烈的批判和补充。但归根结底, 她的历史理论和思维基本来自于欧美史学, 较少来自于中国史学。

  

   三、跨文化研究启发

  

   贺萧的学术视野开阔, 经常受到跨文化研究的启发。这既与贺氏个人的学术能力相关, 也是美国妇女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北美妇女史研究脱胎于妇女运动, 进入历史学界的女性主义运动支持者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开创了妇女史研究。因此, 北美的妇女史从一开始就拥有跨文化和比较史学的视野。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之间, 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娼妓问题。16北美学术界也因为眼光向下、关注下层社会, 出现了大量讨论娼妓问题的著作。 (3) 早期对娼妓业做出探讨的主要是欧美史研究学者。1979年, 凯瑟琳·芭瑞 (Kathleen Barry) 出版了她的《女性奴》 (Female Sexual Slavery) 一书, 大力鞭挞了美国社会中人们视而不见的“白色奴隶”, 也就是妓女现象和背后的性别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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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汉学.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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