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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晚清至民国“劳动”观下的妇女家庭劳动

更新时间:2020-04-24 08:50:13
作者: 王燕  

   摘    要:

   晚清以来,通过日本的译介,“劳动”成为社会化大生产之下能够产生利润、阶级性的集体劳力。现代“劳动”观把人的复杂劳力等级化,把工业、农业生产性劳动置于顶端,而把与社会化大生产关系不密切的无酬家庭劳动置于底端。虽然“劳动”的多重涵义并未消失,人们对妇女家庭劳动的价值亦有不同评价,但五四时期,生产性劳动成为时代主题,妇女家庭劳动的议题被相对边缘化。推崇现代“劳动”观的论述倾向于采取社区合作,甚至阶级革命的全盘计划消除家庭劳动,将解放出来的妇女劳力纳入生产性劳动。此后,民国各种劳动法专业知识对“劳动”作出了定义,生产性劳动被归入劳动法,有酬的家庭劳动处于劳动法的边缘,而妇女无酬的家庭劳动被归属到民法的范围内,固化了妇女承担家务是亲属义务的认知。

   关键词:劳动; 劳力; 劳动法; 家庭劳动; 家务; 妇女;

  

   宋以降,妇女越来越被囿于“内闱”,中上层家庭的妇女更接近这一规范。虽然明清时期曾有一群漂泊在外的“闺塾师”1,但在理想的行为规范中,妇女应当留在家中,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服侍长辈、打理家务,并参与纺织、刺绣等女红,这些家庭劳动被总称为“妇功”。“妇功”是受人尊敬的良家妇女与风月场中的妇女的分界线。儒家的理想认为,良家妇女应该依靠她们自己的双手从事家庭内部的劳动,这是家族保持繁荣的关键2。而自晚清以来,随着一波又一波运动呼吁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中国妇女虽然得以走出家庭的藩篱,却因为无法摆脱无酬的家庭劳动,落入“双重负担”的困境。

   无酬的家庭劳动指妇女的家务,即家庭中洒扫、烹饪、洗涤、整理、人事往来等等无酬的劳力,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种不同的表达,如“家政”、“家事”、“家内劳动”等,它们的内涵和外延在特定的情况下略有不同。目前的学术研究都承认妇女的家庭劳动在整个20世纪被逐渐边缘化了。为了重申家庭劳动的意义,有的学者考察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妇女的“家政”如何被赋予了现代性,妇女的“家政”活动如何模糊、跨越了内外的界限3。有的学者试图去批判这种边缘化,指出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家庭劳动的盲点,认为家庭劳动是社会主义实践中妇女从属地位和依附性的源头之一4。还有的学者做了一些修正,认为社会主义实践意识到家庭劳动的存在,并根据实际需要对政策进行了弹性调整,但对家庭劳动仍有保留态度5。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很少从词汇的角度去反思现代知识概念的形成如何边缘化了家庭劳动。本文将分析现代主义大生产思想的核心概念——“劳动”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语义变迁,思考新的知识体系如何等级化了“劳动”的不同形式,等级化了妇女的劳力,并把无酬的家庭劳动置于最底端,排斥出公共范畴。

  

   一 “劳动”概念的演变和译介

   在晚清出现的诸多政治经济学新词汇中,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词语:“劳动”。“劳动”是一个近代的回流词,本源是古汉语,有四层意思:操作、活动;使之不安宁;烦劳;劳驾、多谢6。从20世纪初起,“劳动”一词虽然仍然保存了“操作、活动”的宽泛涵义,但其首要的涵义已经变成了西方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中参与各种生产,尤其是工业制造生产,出卖自己劳动力并赚取工资的行为。

   “劳动”如何从有关个人的“操劳、活动”变成了具有现代意识形态的新词汇?笔者首先来梳理这一过程。“劳动”源自英文中的“labour”。根据雷蒙·威廉斯的研究,“labour”在英文里的原义为辛苦工作与费力,13世纪时专指手工劳动。自中世纪以来,“labour”与“work”意义多有交叉,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work”的主要涵义为“有薪水的工作”,一个家庭主妇被认为“没有在工作(not working)”,“labour”则保留其宽泛的涵义。“labour”最重要的改变出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它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词汇,被视为“衡量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要素”。自1830年代开始,这个词经过布雷的《劳工的冤屈与补偿》演说,又从抽象的经济活动发展出社会阶层的涵义7。晚清的各种西文报刊在1880年代前还主要把它指称为付出的各种劳力,比如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而之后,随着这些报刊多次报道“labour”和“socialism”,前者逐渐指代欧美各国的劳工阶层。8

   早期传教士翻译“labour”时,多将其翻译成“力”、“人力”或“劳力”。例如,李提摩太介绍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时,把“labour”译为“力”9。及至严复翻译《原富》时,也使用“劳”、“功”或“力”10。“labour”从具有交换价值的“力”翻译成具有强烈阶级倾向和道德评判的关键词“劳动”,掀起了一场晚清观念的革命。这一演变与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与接受密切相关。“劳动”首先在日本由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量使用。受工团主义的世界性影响,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20世纪最初几年崛起,并于1906年左右分裂成主张议会选举的温和派和主张暴力、直接行动的强硬派。但无论是温和派还是强硬派,都认可工团主义的基本概念——“劳动”。比如,温和派的片山潜就为日本第一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劳动世界》撰写文章11。强硬派的幸德秋水也在其著作中频繁使用“劳动”。

   “劳动”随着日本社会主义的译介在中国传播。马君武是传播“劳动”的早期关键人物。1902年日本村井知玄的《社会主义》一文在马氏编辑的《翻译世界》中连载,其中,“劳动”专指那些参与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大生产的普通职工付出的劳力12。次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更通篇累牍将“劳动者”置于资本家的对立面,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13。朱执信也是一员传播干将,1906年,他在创刊不久的《民报》上译介“劳动”,第一次深入浅出地解释了“马尔克”(即马克思)的“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14。幸德秋水于1903年出版《社会主义神髓》,该书是晚清介绍社会主义的热门书籍,它有多个中译本。从1903年至1912年,这几个版本逐渐添加了“劳动”这一新词汇。等到1912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翻译的中译本已经极为熟稔地运用“劳动”一词。15

   无政府主义天义派宣扬的“劳动”,对晚清知识界影响很大。他们突出了“劳动”的阶级性,强调“劳动者”、“劳民”有必要组织起来,整体性推翻阶级制度。刘师培在《天义》之后办的《衡报》宗旨更加清晰:“颠覆人治,实行共产……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其直接行动派之民党。”16钱玄同阅读何殷震赠送的《天义》后,就曾评论赴法留学生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新世纪》虽然立论精彩,但中文功底差、历史不知,远远比不上刘师培等人主编的《天义》17。有人专门冒险致函何殷震,要求订阅《天义》,寄回国内,由于杂志外面包裹株式会社章程,幸未被清政府查获18。可见该刊在晚清的声望。虽然后来由于幸德秋水等人被暗杀,使得日本无政府主义急转直下,加上刘师培的转变,天义派逐渐失去声音,但其思想印痕清晰可见。19

   经过天义派转译,“劳动”与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下的“labour”有了一定的偏移。在19世纪欧洲风起云涌的反资本主义语境中,“labour”主要是指产业工人的生产性活动,“劳动者”就是无产者20。但中国产业工人基数较小,因此转译后的“劳动者”,则扩大为没有产业,一切凭借自己体力挣得酬金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和其他出卖体力者21。刘师培的思想中也已经出现了对农民劳动的关注。他意识到,中国并没有人数众多的工人,而农民是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22。不过,天义派的“劳动”说并不是主流,中国劳工运动的早期实践仍然把工人作为“劳动者”的主体。

   清末民初的“劳动”根据它与国家的关系,分化成等级制的“劳动”形式。第一,“劳动”是以工人为主、以农民为辅的佣工阶级的集体行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持有者、商人等等都参与了“劳动”,他们的“劳动”会附加在商品上,从而使商品增值。与斯密时代不同,晚清传播的“劳动”概念有所漂移,它不包括资本家为开设工厂、资金运转、市场销售等活动付出的精力,它只包括受剥削阶级压迫的佣工阶级的劳力。更重要的是,佣工阶级的劳力也具有一定等级性。工人阶级的劳力处于第一等级,其次是农民的劳力,再次为其他各种公共空间中的有酬劳力。第二,“劳动”为“公”利的道德行为。对无政府主义实验村的宣传就体现了这一点。1907年末出版的《天义》报中刊登法国人亨利·孚岱的共产主义实验村鹰山村的图片,图中有多人在田间挥锄劳动23。赴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也在差不多同时去过这个位于比利时和法国边境地区的荒芜的无政府主义实验村,他对亨利·孚岱早上4点去印刷所工作,晚上还去亲自割草非常佩服24。通过自我劳动、协同合作,而不是剥削他人来积累私有财产,“劳动”获得公共道德性。第三,家庭劳动处于“劳动”的边缘地带。斯密论述道,“劳动”实为“生产性劳动”,其价值在商品交换中得以实现。斯密认为家庭中的劳动不能产生利润,是非生产性的25。这种对非生产性劳动的贬斥,早在李提摩太译介斯密的著作时,已经清晰地介绍给了晚清士人26。天义派在清末曾经把妇女在家庭内所执“刷靴、洗涤、庖厨”等劳力看成“贱业”,并译成“家庭劳动”,提倡由共同居住的社群来集体承担这些劳动27。这正继承自恩格斯的看法:无酬的家务属于家庭内私有的劳动,需要全部社会化。28

  

   二

   多重的“劳动”观与妇女家庭劳力的碰撞

   从晚清至五四,新兴的“劳动”观并未立刻取代其他“劳动”涵义,各种“劳动”观并存。比如,托尔斯泰提出的“泛劳动主义”:筋肉的活动、手艺的活动、思想的活动、社交的活动,无所不包29。其次,个体“操作、活动”等旧义仍然活跃在时人思维中,产生出身体性的“劳动”观。另有一种是斯密式的公共“劳动”观,缺乏阶级的涵义,这种无阶级性的“劳动”混同了中等阶级的“职业”概念。阶级性的“劳动”观与斯密的“劳动”观差不多同时出现,内涵也难分伯仲。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复杂多义的“劳动”概念与妇女家庭劳力的碰撞。

   《妇女杂志》是展现复杂多义的“劳动”观与家庭劳力碰撞的典型,它早期的保守、中期的先锋和后期的中产风格在“劳动”观的变化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妇女杂志》发刊之时就以发表梁启超大女儿梁令娴之“吾家旧德”而闻名,它对任何要求妇女外出谋生的论调都保持警惕。发刊才四期,有人就对现代“劳动”观提出了反对意见。作者认为,妇女外出劳动,一为养成勤俭的习惯,二为生计,但妇女劳动则不能照顾家庭,导致夫妻分离,生育力减缩,因此决非国家社会之福30。作者反对把家庭内的操劳称为“劳动”,原因有二。其一,“劳动”发生在家庭以外;其二,“劳动”被塑造为下层社会妇女为了“生计”被迫外出做出的牺牲,对杂志早期保守的中上层受众来说,家务不属于“劳动”,而属于“家政”的范围,“家政”由中上层“新女性”承担,具有跨越传统“内外”之别的现代性,是值得尊崇的妇女劳力。31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妇女杂志》原先的保守态度已经越来越不受欢迎,迫使其主编另觅具有新思想的编辑,以便提升杂志的品位和销路。1920年,《妇女杂志》第一次改变风格,引入沈雁冰为编辑。也就在这一年,由于几家有号召力的先锋报纸开始纪念国际劳动节,并发行“劳动纪念号”,有关“劳动”的宣传铺天盖地。在编辑思路改变的背景下,《妇女杂志》对家务是否“劳动”的看法也略有改变。笔名为“直明”的译者翻译了一名与英国工党关系密切的女作者Margaret G. Bondfield的文章:《家庭操作的妇女》,文章提出“妇女家庭劳工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受工薪的”和“没有工薪”的两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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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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