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燕:德译《中国童话》与《西游记》学术探究

更新时间:2018-12-27 00:12:13
作者: 王燕  

   内容提要: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形象来自印度神猴哈奴曼,这是20世纪孙悟空形象研究的一大突破,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观点。根据1914年出版的德译《中国童话》,最早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的并非胡适,而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同时,胡适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童话小说”,这一观点与卫礼贤的相关论述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卫礼贤的学术观点在《西游记》研究史上具有开启先河的重要意义。只是由于胡、卫二人“个人才性”的不同,以及当时中西方“文化转向”的差异,致使胡适在发表相关观点时,没有彰显卫礼贤的学术贡献。

   关 键 词:胡适  卫礼贤  孙悟空  哈奴曼  童话小说

  

   孙悟空是《西游记》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关于其艺术原型,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种观点:一是鲁迅提出的“无支祁”说,一是胡适提出的“哈奴曼”说。两相对比,学界不但对后者更为倚重,而且还把“孙悟空形象哈努曼说”的最早提出者毫不犹豫地放在了胡适的名下。实际上,根据目前发现的最新资料,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或尉礼贤,Richard Wilhelm)早在1914年,就在其译作《中国童话》(Chinesische Volksmrchen)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只是由于该作最初以德语发表,后被转译为英文,至今未被回译为中文,故长期以来在中国学界湮没不闻。

   本文结合第一手外文文献,对相关问题做了系统梳理,提出卫礼贤才是“孙悟空形象哈努曼说”的创始者。此外,胡适认为《西游记》就其主题而言,乃是一部“童话小说”,这一观点与卫礼贤在《中国童话》中的相关论述,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本文结合胡、卫二人“个人才性”的不同,以及当时中西方“文化转向”的差异,分析了上述观点产生的文化语境,以及胡适没有彰显卫礼贤学术发现的根本原因。这不仅更正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学术观点,而且对于反思胡适的小说研究,以及拓展《西游记》的研究格局,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孙悟空形象哈努曼说”的提出

   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提出“孙悟空形象哈努曼说”。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又说:“因此,我依着钢和泰博士(Baror A.von Sta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Rāmāyana)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ā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1](P251)此说一出,虽遭到鲁迅的驳斥,却得到不少大家的回应。1930年,陈寅恪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肯定了《西游记》人物形象与印度佛教故事密切相关的观点。1939年,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说:“孙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强的哈奴曼(Hanuman)的化身。哈奴曼见于印度大史诗拉马耶那(Ramayana)里,而印度剧叙到拉马的故事的,也多及哈奴曼。”[2](P268)

   1978年,季羡林在《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一文中,有意对胡适、鲁迅的观点进行了调和,他说:“我的意见是,不能否认孙悟空与《罗摩衍那》的那罗与哈奴曼等猴子的关系。那样做是徒劳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中国作者在孙悟空身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把印度神猴与中国的无支祁结合了起来,再加以幻想润饰,塑造成了孙悟空这样一个勇敢大胆、敢于斗争、生动活泼的、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艺术形象。”[3](P177)

   在几位学术泰斗的论说下,“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广为人知,小说研究及文学史上的相关引用比比皆是;中外学者在肯定这一论断的同时,也把这一重要学术发现放在了胡适的名下。比如,美国汉学家夏志清在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说:“面对(《西游记》)这样一部伟大的创作,学者们一直寻思:究竟哪些民间传说和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做了孙悟空的原型呢?既然他同唐朝或更早的古典传说中几个猴子形象有相似之处,胡适提出《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是最可能的原型。尽管胡适实际上没有试图考察这个印度史诗对中国民间传说和民间文学的影响,但直到现在,对他的这一假设还没有人提出异议。”[4](P132)这一学术观点之影响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最早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胡适,而是德国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1914年,卫礼贤把100篇中国民间故事译成德文,题名《中国童话》,作为“世界童话”(Die Mrchen der Weltliteratur)系列丛书中的“东方童话”(Mrchen des Orients),在德国耶拿(Jena)出版。从序言落款可知,翻译工作早在“1913年4月”就完成了。“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就出现在这部《中国童话》中,这一著作的诞生,比胡适修订于1923年的《西游记考证》要提前十年之久。只是由于这一重要学术发现最初以德语发表,故在中国学界长期无人知晓。

   《中国童话》的最后一篇《心猿孙悟空》(Der Affe Sun Wu Kung)译自《西游记》,是对《西游记》前七回内容的简介,这或许是德语世界最早的《西游记》译文。卫礼贤从石猴出生、入山学道,写到他大闹天宫,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完整交代了孙悟空的不凡来历及神通广大。《西游记》自第八回开始才逐步讲述唐僧取经故事,前七回内容相对独立,主要围绕孙悟空展开,卫礼贤将自己译介的这部分内容恰切地题作《心猿孙悟空》。此处之所以将德语的“Affe”回译为“心猿”,而非“猿猴”或“猴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西游记》文中明确表示:“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5](P46)陈洪先生解释说:“孙悟空被称为‘心猿’,是取的‘心猿意马’的含义,而作者通过孙悟空的经历,以‘猿’喻‘心’,是要表现‘心灵’修养的主张的。”[6](P147)又说:“《西游记》大量使用‘心猿’是其行文的突出特征。”[7](P152)故此,将德译文题目回译为“心猿”,显然比“猿猴”或“猴子”更能体现《西游记》前七回的要旨。二是卫礼贤在这篇译文的文末“注释”(Anmerkungen)中说:Der Affe ist das Symbol des Herzens,意谓:“猿猴象征着人心。”由此可见,他对“Affe”的象征意味同样心领神会。所以,将“Affe”回译为“心猿”更能传达卫礼贤的本意,以及他对《西游记》宗教文化的深切领悟。

   “孙悟空形象哈奴曼说”同样出现在卫礼贤为《心猿孙悟空》所做的文末“注释”中。他说:“这个故事,很像《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是个寓言。尽管具有讽喻性特点,但其中却蕴含了大量童话理念。孙悟空这个形象让人想起哈努曼,即罗摩(Ramas)的同伴。”[8](P404)卫礼贤之所以知晓哈奴曼,与19世纪《罗摩衍那》的欧译密切相关。[9](P124-125)《罗摩衍那》在欧洲很早就出现了多种译本。1829-1838年间,施莱格尔(A.W.von Schlegel)翻译了拉丁文节译本;1843-1858年间,戈雷西奥(Gaspare Gorresio)翻译了意大利语节译本;1853年,帕里索(Valentin Parisot)翻译了法语节译本;1854-1858年,福谢(Hippolyte Fauche)翻译了九卷本法语全译本《罗摩衍那,蚁垤的梵文诗》(Ramayana,poème sanscrit de Valmiki);1870-1874年,格里菲斯(Ralph Thomas Hotchkin Griffith)在印度的贝拿勒斯(Benares)和英国的伦敦同时出版了五卷本英译本;1892-1894年,达特(Manmatha Nath Dutt)在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出版了七卷本英译本;1897年,德译本姗姗来迟,古典文献学者门拉德(Joseph Menrad)翻译的《罗摩衍那罗摩王的抒情歌曲》(,das lied vom )在慕尼黑(München)出版。以上译本,均有助于卫礼贤从多种渠道了解《罗摩衍那》所塑造的神猴形象——哈奴曼。

  

   二、卫礼贤与《中国童话》的学术影响

   将孙悟空与哈奴曼联系在一起,是20世纪讨论孙悟空形象的一大突破,但这一重要学术发现却出现于卫礼贤德译《中国童话》的文末“注释”中,或许很难引起学界重视,由此,如何评价其学术影响也成了一大难题。我们不妨从两方面做些尝试:一是考察卫礼贤的学术影响;二是探索德译《中国童话》的传播情况。由此间接地分析这一学术发现有可能对胡适产生的启发。

   卫礼贤是德国新教同善会的一名传教士,1899年来到中国青岛传教。虽曰传教士,却不以传教为主,反以治学为重。在华二十多年间,他竟不曾发展一名教徒,甚至还颇为自得地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10](P352)

   其实,更令卫礼贤欣慰的是他的中国典籍翻译。1910年,德语文学界最著名的出版社——迪德里希斯出版社(Diederichs)决定出版卫礼贤翻译的系列中国典籍,这套丛书被称为《中国的宗教和哲学》,原定10卷本,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没能出全,但陆续出版的《论语》、《老子》、《列子》、《庄子》、《孟子》、《易经》等,已使卫礼贤从一名默默无闻的传教士,一跃成为德国著名汉学家,各种荣誉接踵而至。1911年耶拿大学授予他神学荣誉博士头衔;1921年被任命为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头等参赞;1922年被北京大学德语系聘请为教授;同年,法兰克福大学授予他哲学荣誉博士头衔;1924年离开北京,到法兰克福大学出任汉学教授,并在该校建立了“中国学社”(China-Institut),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系列典籍翻译和文化活动,使卫礼贤从容跻身于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之列。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说:“在著述与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方面,当时再没有其他汉学家能像卫礼贤那样产生广泛而特殊的传播效应。不仅他对《易经》的翻译和解说至今仍在全世界传播并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而且他对那些最重要哲学著作的翻译和解说也通过不断再版至今还对专业人士和大众的中国观具有决定性影响。”[11](P115)

   值得注意的是,卫礼贤翻译的《中国童话》也是由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它显然有别于《中国的宗教和哲学》系列丛书,但这本中国民间故事在当时创造的真正神话,却是它的出版业绩大大超越了卫礼贤翻译的任何一部中国经典。德国学者威廉·许勒(Wilhelm Schueler)在《卫礼贤的科学著作》一文中说:“卫礼贤在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几乎是当时欧洲青年人乃至成年人汲取(东方)营养的唯一源泉。”[12](P14)在这些译作中,《中国童话》的阅读最为广泛,“正如其29000册的印数所表明的,卫礼贤的作品中也许再没有别的书能在读者中创造如此可观的记录,这一记录肯定还将继续扩大”[13](P19)。

事实上,这部作品不但在德语世界广为传播,而且很快被美国人马顿斯(Frederick Herman Martens)转译为英文,题名《中国民间故事集》(The Chinese Fairy Book),作为世界“民间故事系列”(fairy series)丛书的一部分,1921年由施托克斯出版社(Frederick A.Stokes Company)在纽约出版,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卫礼贤德译《中国童话》的影响。马顿斯在“序言”中说:《中国民间故事集》“几乎向美国读者呈现了目前所能提供的最全面、最多样的东方童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4189.html
文章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7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