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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梁启超对专制体制批判之发覆

更新时间:2020-09-29 18:35:38
作者: 翁有为  
摘要:学界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重点关注的是他的“开明专制”论和他的民主思想,即“立”的方面的研究;而对他“破”的方面即其长期对专制体制的批判乃至坚决否定的历史面相,研究还十分薄弱。通过研究发现,梁启超大致从早年流亡日本明确提出“专制”这一概念到五四时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长期政治活动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专制思想及其行为基本上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个别时期其表现有所波动,然“变”只是策略,不变的,则是反对专制这一思想主线。梁氏在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潮流中,比较清晰而准确地把握了那个时代的国家体制症结、改革的主攻方向、国家与社会及国民的关系等,酝酿着如何突破近代中国面临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变交汇变革的瓶颈口。这在中国近代的反专制思想发展乃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都是极具鲜明个性和时代特色的思想探索。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不仅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产生过重大推动力和影响力,而且他的这一思想对中共成立前后的思想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反专制; 开明专制; 反封建; 中国近代思想转型;

  

   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研究中与“反专制”问题相关的探讨,学界重点所关注的,一是他的“开明专制”理论,(1)1二是他的民主思想,(2)2而对他长期对专制体制的批判乃至坚决否定的历史面相研究还十分薄弱。(3)3通过系统通读、梳理梁启超思想的有关文献,就可以发现,梁启超大致从早年流亡日本明确提出“专制”这一概念到五四时期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长期政治活动中,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专制思想及其行为基本上是持批判和反对态度的,明显地体现了“反专制”的思想态度;当然,个别时期他的态度有所波动,但即使如此,实质上他也没有完全背离这一基本态度。人常言梁启超善变,但整体看来他变的只是形式,是一种策略,而不变的,则是反对专制这一思想主线。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具有十分丰富与深刻的内容,不仅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与发展中产生过重大推动力和影响力,而且他的这一思想对中共成立前后的思想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当然,梁启超的反专制思想,无疑是其民主思想的组成部分,但就具体来说,由于学界以往所重点关注的是他的开民智、设议会、行宪法方面以“立”为主的思想内容,而对他与“立”明显不同的“破”的方面,也就是他对传统“专制政体”批判的思想内容的关注,明显地还比较薄弱,缺乏系统梳理和深入探讨。因此,对于梁氏是如何批判和反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专制之弊的,其“反专制”思想经历了哪些演变,以及其“反专制”思想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与历史价值,是需要进行新的系统研究的。本文无意重复前贤关于梁氏民主思想“立”的方面的已有认识,而拟专就对梁氏在“破”的方面对“专制政体”的批判问题,做一新的系统梳理与考察,力图对上述问题作一回答。

  

   一、对中国专制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与批判

  

   梁启超对中国专制历史与现实的系统认知,是在流亡日本时,通过学习西学,从中西制度的对比中开始进一步反思中国衰败之因的。1899年他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阐释其师康有为所“发明”的“孔子之教”时,宣布其主张的“此”“六主义”与所反对的“彼”“六主义”,其中之二即是“平等主义非专制主义”,(1)4明白宣誓了他反对“专制主义”的态度。在他同年撰写《自由书》时,读到在《东亚时报》有题“草茅危言”为日人深山虎太郎所撰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民权篇》《共治篇》和《军权篇》,梁氏认为深山氏诸文“皆本泰西硕儒政体之论,切中中国时病者”,遂照“录其全文”,内中认为,中国“自秦汉以降,沦胥至今……上有背天之政府,而无顺天之君”,“专制为治,独裁为政……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天下百年而无十年之治,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生灵鱼肉,肝脑涂地,宗社亦随而亡。历朝相袭,如环之无端”。此“三千年宿弊”,正是必须“摆脱”的“专制独裁之治”。(2)5显然,梁启超是完全赞同深山氏关于中国自秦汉以降为专制的观点的。而且在梁氏看来,不仅中国自秦汉以降的专制历史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它还是认识中国现实弊政的重要途径和利器,即所谓“切中中国时病”。这种专制政治,在梁氏看来显然是不合理的,是必须否定和批判的。梁启超对专制批判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来自于西学西哲对“封建专制”的批判,是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认识中国专制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一方面来自于中国秦汉以前的儒教经典,(3)6认为秦汉以后背离了以前的传统而走入专制道路。

   正是基于此,他对中国专制政治的批判是十分猛烈尖锐的,在他看来,“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而“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其权无限,奴蓄群族,鞭笞叱咤,一家失势,他家代之,以暴易暴,无有已时”。而揆诸现实,“今我中国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1)7梁启超此处所言,其重心在于说明,正因为中国这样一种国和民的关系状况,国家得不到国民的支持,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竞争中一再处于无力抵抗的地位;考其实,这种现象,恰是说现实政治乃为国民无权、国与国民对立的“专制”政治状态。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批评中国的落后是由于“民贼自私,愚其黔首,遂使聪明锢蔽,人才衰落,黄农之胤续,将为皂隶”,(2)8也是说帝制的“专制”事实。他在著名的《自由书》之“国权与民权”部分也指出:“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齿怒发曰:彼历代之民贼,束缚驰骤,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3)9

   沿着对中国历代政治批判的思路,梁启超认为“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以往的国家,是“朝代”的国家。这种朝代的国家,“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他借用日人和西人对中国“老大帝国”的称号的刺激,一方面鲜明地提出“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呼唤他心目中“少年中国”的降临;一方面承认“老年时代”的存在,“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而其心目中,规划着“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4)10这些话语,强烈地表现了他去旧迎新的思想。旧的,就是一家之私的专制制度。

   在梁启超看来,这种一家之私之国、家不分的专制性制度,是中国积弱的根源之一。他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平等、自由理论出发,反观中国历史,激烈地认为中国“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每一朝之废兴,而一国之称号即与之为存亡”。“我国民数千年醉迷于误解之中”,“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他认为乃系“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已。由此造成“独立之志气全萎。但使有一姓能箝制我而鞭箠我者,我即从而崇拜之拥护之……若是者盖千余年于兹矣”。“数千年之民贼,既攘国家为己之产业,絷国民为己之奴隶”,“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此在朝廷者,显然是专制,而在臣在民者,则是一种国民奴性的思维。梁启超认为“中国所以永远沉埋之根源,皆在于此”。今欲救中国,“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可见,梁启超通过对西方民主思想理论的参考与吸收,形成了非常犀利明确的对中国历史之“专制”与“民贼”斗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中反复呈现,如他说:“彼民贼之呕尽心血遍布罗网,岂不以为算无遗策,天下人莫余毒乎?顾吾又尝闻孟德斯鸠之言矣,‘专制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虽美其名曰辑和万民,实则斫丧元气,必至举其所以立国之大本而尽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蛮,见果实累累缀树上,攀折不获,则以斧斫树而捋取之。专制政治,殆类是也。然民受治于专制之下者,动辄曰,但使国祚尚有三数十年,则吾犹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则大乱虽作,吾又何患焉?然则专制国民之苟且偷靡,不虑其后,亦与彼野蛮之斫树无异矣。故专制之国所谓辑和者,其中常隐然含有扰乱之种子焉’。呜呼,孟氏此言,不啻专为我中国而发也。”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专制制度,为“中国积弱之故,盖导源于数千年以前,日积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敝而已”。(5)11他主张把西方之“新理新说公诸天下,将以一洗数千年之旧毒”,即用西方的自由、独立、民主等“新”观念、“新”理论、“新”思想来洗除中国“旧”有的“专制”之毒。(1)12后来他在研究卢梭学案时,指出“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2)8明确地把“专制政体”概念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

   从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到“一洗数千年之旧毒”专制政体,从呼唤“少年中国”到提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乃为梁启超改造中国主张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他说:“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新民云者”,乃“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即“新”全国四万万之国民而已。而反观中国历史,“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而要将此四万万之国民为“新民”,必有所本,因此,既不能“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又不能“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到“新民”这里,梁启超在激烈反传统的同时,也呈现了调适和温和的改革态度。这在思想上,与他在1901年到1902年对中国历史、文化与学术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期间,他在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同时,也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历史与学术,如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中国历史上下数千年的贯通性梳理和研究,使梁启超对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理解,逐渐在对传统历史持猛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识到中国存在的根本性弊端及与时代落伍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认识到中国历史伟大灿烂的一面。这些研究和梳理,使得他在论及“新民”时,虽然对传统采取了批判和改造的态度,而整体上看又在探索“建设”的道路。在他所设定的“新民”指标中,包含了“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义务思想”等以“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从性质上说,是反对专制的;从内容上来说,可以说是其“新民”诸要素的集合即“政治能力”之谓。他指出:“或曰: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斯固然矣。虽然,亦有在专制政体不能及之时,不能及之地,不能及之事,而吾民不克自发挥其政治能力如故也,是乃大可痛者也。”(3)9梁启超在此一方面承认“专制”困民,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亦不可把一切责任推诿专制而了事,其意在使“民”要养成自治的政治习惯和政治能力。

   为培养“新民”,梁启超进而提出“新史学”的“革命”。他把“新史学”作为救国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认为“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于此,他把史学的重要性上升到“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的高度,指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从“新史学”立言,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旧史学之四弊在“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其中,“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即与“专制政体”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专制政体”话语下,他认为中国的历代“正统”观念,“千余年来……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1)13显然,这种造成奴隶根性的“正统”观,与“专制政体”话语体系有着密切联系。

从反对专制的思想出发,梁启超《释革》一文根据日文的翻译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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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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