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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现象之认识

更新时间:2016-06-22 20:50:02
作者: 翁有为  

   五四前后,时人关注的重要政治焦点问题,就是军阀政治这一现实问题,因为军阀问题,已成为困扰那个时代发展的重要难题。在时人看来,军阀问题的表现,一是军闽干政弄权之乱导致国家纲纪、政治道德败坏;二是军阀各割据一方为霸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三是军阀内争、兵变之祸“甚于匪祸”;四是军阀“率兽食人”陷民生于绝境。根据这种观察,当时的思想界得出了对军阀的否定性认知结论。时人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虽显朴实却颇具典型意味的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的认识虽不无形容和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关于民初军阀问题,学界已有诸多丰硕翔实的研究。据笔者由中国知网从1979年到2013 年34年间以“军阀”为题的检索结果,共达683篇之多,不可谓少,主要涉及近代军阀人物、军阀战争、事件以及军阀特点等问题的研究,是对军阀本身即“军阀史”的研究。但从思想史、思潮史的角度对五四前后时人关于军阀问题的认识与讨论作一考察,看时论是从哪些方面讨论和认识军阀现象这一问题的:他们讨论军阀所依据的主要思想资源是什么?他们对军阀问题的讨论和认识在今天看能否成立?他们对军阀问题的上述认识与五四时期的时代思潮有什么关系或具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等等,这些问题学界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知识考古”思想梳理的角度,就上述问题作一学理上的专题探讨。军阀问题是五四前后思想界颇为关注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所谓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是指军阀的存在乃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军阀”这一特殊军事类群乃成为国人热议与讨论的对象。时人认识军阀,对军阀概而言之为“现在中国一般人的心中,都知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这类话语,是在对军阀之行事的具体观察和切身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否定性认知。这些对军阀的认知,对我们今天客观和理性地认识近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民初军阀问题以及反对军阀问题,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对军阀干政弄权之乱的认识

  

   近代中国军阀现象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在传统君主制时代,权臣或藩镇干政乱国往往是王朝统治后期乃至末期出现的特殊现象。民初的军阀干政乱政,则是新政权建立不久就出现的一种现象。此种现象,表面与中国古代王朝末期权臣专横或藩镇割据相似,但其产生的历史动因与以往有根本的不同,是多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中国受多个帝国主义列强支配;在政治上,虽然民国建立,但传统封建的政治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民主制度有名无实;在经济上,中国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没有形成国内的统一市场。种种因素使民国根基未稳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是“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新”乱象。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事集团群龙无首,各派系军阀如皖系、直系、奉系等先后各援引其背后的帝国主义为靠山干政乱国,给国家的统治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而此时的中国,由于产业工人队伍人数的激增,新式教育的举办,新式出版传媒业的不断发展,新知识分子十分活跃,加之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使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革命思想在内的新思想、新思潮不断激发,使得当时人们的思想普遍处于与军阀现象相对立、相抗争的状态。时人根据对民初军阀这种“新”问题、“新”乱象的观察,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较为系统的认识和思考。

   其一,对军阀干政乱国的观察与认识。

   按照近代国家制度的结构性要求,军权应受制于政权或党权,是为通例。但在民初乱象下,军权僭越其位,走上前台干政乱政。无论是天津督军团会议,还是皖系、直系两派在南征问题上的妥协与冲突,都说明军人才是国家政治决策的真正主角。时人揭露道:“今举国共痛恨于武人之干政矣,然干涉武人之干政,亦惟武人,调和武人者,亦惟武人,递相乘除,安有纪极? ”军事强人段祺瑞制造了为自己御用的新国会,后来曹锟的保派和吴佩孚的洛派更是内阁的操纵者。时人指出:“军人每挟其特殊之势力,侵人行政范围,居最高之权位,以蹂躏议院与宪法,立国之本摇,而一切之乱源,皆由此起。”军人集团走上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心,按照其特殊的军事规则干预国家政治管理活动,形成“特殊之势力”。“特殊之势力”凌驾于现代国家法政制度之上,国家运转遂脱离常轨,形成与政治法律规则格格不人的军人干政祸国之象。

   时论多从社会道德和公共政治的立场出发,对军阀把持国家中枢、干政乱政的行为,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之际,论者深感“政局随武力为转移”之患,抨击道:“自武人乱纪,中央政权,被征服于强权之下,一进一退,随武人之势力为转移。彼赳赳者,遂得傀儡中央,指挥政局。国家最高之行政权,卵翼于武人之肘腋,莫可如何,此今日中国之大患也。”各派军人以私人武力为“进退”的后盾,“轮流”傀儡中央,背离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追求的建国路向,表现了“武人”为国家“大患”的突出景象。由具有特殊势力的军阀作为政府的后台,国家政权成为军阀进退的工具,国家政治表现出军事化的鲜明特色。

   其二,对军阀与政客勾连变政、军阀谋夺大位的观察与认识。

   民初军阀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与军阀伴生的还有民初的政客。一方面,掌握军事权力的军阀,乐于利用某些政治势力为其施展政治野心服务;另一方面,由于革命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得民初一些政治势力转而依附强权以求荣。于是,形成了军阀与政客的不正常结合,导致国家政治扭曲发展。社会中正义的舆论遂起而揭露军阀的乱政阴谋。1920 年直皖战争中皖系败北,皖系军阀及依附于皖系的安福系政客议员下台,时人遂撰写《安福祸国记》一书以记其丑行。尽管该书被后人认为“多有偏袓皖系军阀之处”,但该书序言仍表现了时人对军阀深恶痛绝的明确态度:“安福一小小俱乐部耳,何以能祸国?盖有酿成其祸者也。制造安福者军阀也。奔走军阀者安福也。无军阀即无安福……今倒安福者军阀也……非安福之易倒也,谓之军阀倒军阀也可……若军阀倒军阀,祸犹未已也。”此论虽不无“偏袒”政客之嫌,但就史实观之,军阀确是制造其御用政治组织、祸国事件、政治阴谋、政潮和战争的真正根源。

   1923年直系军阀势力驱黎与贿选等事件,是军阀不顾政治规则的重大乱政乱国行为,议员刘楚湘愤而控诉道:“今岁政变,乃并全国四百兆人民之代表(指议员——引者注),与万恶之军阀万恶之政府同恶相济,焊然不顾国家之纪纲法律,揉躏无遗,将中国数千年道德所涵养薰陶而成之廉耻大防扫除净尽。以暴力胁走元首(指驱黎——引者注)……以总统大位为交易货品,神圣议会为交易市场。至是而彼辈直将全国人心为之沦胥以尽。”在作者看来,军阀以暴力手段公然破坏现代国家纲纪法律、胁走国家元首,以市场交易手段贿选总统,严重败坏了政风和人心,毒害至极,而必须予以批判以匡正世风和人心。

   1924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率军在山海关前线作战之际,率军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吴部在张作霖与冯胡孙部包抄夹击下大败。对于曹锟之败,时论认为其败是武力破坏“政治常轨”之举循环相沿而来,此例既开,曹锟自种恶因自食恶果:“当曹锟思篡黎元洪而夺总统也……全国人心愤法纪之毁坏,于是大哗。本报当时亦曾笔诛而口伐之……以为此风一启,后患将不可堪言。且本报不特于驱黎一役有所驳斥,抑且其前亦曾于驱徐时早有预言,以为对于去者诚可快心,而来者必将作法自毙……政治常轨……断不容挟武力以为运用。今不幸武力与诡谋之例既开,前既有曹、吴之倒徐,后复有冯、王之倒黎,则当然有今日冯、胡、孙之倒曹。谓曹之有今日皆由自造,殆无不可。”在舆论看来,曹吴之有今日,是“政治规矩”被“武力与诡谋”所取代之必然结局,曹氏非法谋取大位,虽能得计于一时,实则其败自取,由曹氏之败可反证“政治规矩”之重要。

   军阀公然“暴力胁走元首”、“以总统大位为交易货品”之行事,即使从中国传统政治规则的角度看也破坏了中国政治道德的底线,足以“将中国数千年道德所涵养薰陶而成之廉耻大防扫除净尽”。不仅如此,近代革命者犯难冒死而从西方引人的新型法政制度及其道德规则,也遭到军阀的肆意践踏,而代之以原始状态“残暴野蛮”的“丛林”规则,所以武人“傀儡中央”、军阀“制造安福”、“暴力胁走元首”和总统“贿选”等一系列丑剧、闹剧才得以公然上演。军人不择手段问鼎,表现出强烈的军事集团政治化特征。

   其三,对军阀破坏法律的观察与认识。

   近代国家制度与传统国家制度相比,主要表现为以法治代替传统的人治(或曰“贤人政治”)。时论已认识到,“法律是维持国家秩序,保护人民权利的准则……共和国家之所以为共和国家,其根据在于共和国家的法律”。还有论者指出,在现代民主体制下,“军无所谓阀。军人者,直接受命令于参陆两部,间接受命令于总统,再间接受命令于神圣之宪法者也。军人之天职在服从,不惟议法定律军人无置喙之余地,即布令行政亦绝对不容军人之干预”。这表明,时论对军人与现代国家法政“应然”关系的认识是十分清晰的,反映了时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水准。但这种认识并未获得军界人士尤其是军人首领的信服与认同。军人军权在握,“徒法不足以自行”,移植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在民初并没有其得以健康成长的思想土壤和政治条件,特别是握有军政大权的一帮“赳赳武夫”的“知”与“行”,均与现代法律的规制、要求格格不人。袁世凯死后,大小军阀走上国家政治的前台,肆意践踏法律和民主规则。

   军阀“藐视法律”,“破坏一切国法”。他们不顾法律约束,任意夺取地盘,任意扩兵,任意增加人民负担、掠夺人民财富,任意镇压工人运动和其他民主运动,确是无法无天。时人在观察军阀破坏法律的“实然”情形后愤慨地议论道:“事实上现在究竟怎样?一班豺狼似的军阀不是凭藉他们的武力,横行不法地在那儿乱闹么?保障国民权利的法律全被他们揉躏了!”中共领袖陈独秀也注意到军阀把持政权下的“法律无效”问题。国家大权被时论称为“豺狼”的军阀控制,他们弄权作势,无视法律制度的存在,民初的法律无力把军阀的军权装在制度的“笼子里”,军阀凭借手中的武力,将“保障人民权益的法律”全踩在脚下,法律的权威性在军阀强权面前荡然无存。法律无效,必然导致社会普遍失序。

   军阀破坏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普通法,也包括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导致了国家失去纲纪,陷人政治混乱之中。皖系掌权时段氏毁弃“临时约法”,直系掌权时,曹氏先表示尊法,随即又毁法,后又匆忙抛出“贿选宪法”,再到后来为争所谓正统,张作霖、吴佩孚又各拿民元约法与曹锟宪法为自己“说事”,法只是他们玩弄权术的临时用具。孙中山曾痛斥军阀“毁坏约法,夺去人民所握之主权”。时人更感叹:“国家根本大法,何等尊重,今乃玩于军阀股掌之上,其地位将居何等耶?”军阀既能“横行不法”地“胡闹”,即使最“神圣”、“尊重”的国家大法,也终逃脱不了成为他们“掌上玩物”的命运。法律、制度与权力呈现的竟是这样的颠倒关系,不能不令时论者质问:军阀为何敢于如此“蹂躏”法律?时人谓曰:“此多数武人者,或起自绿林,或出身仆役,目不识丁,知识暗昧。即间有系学生出身者,亦只略谙军学,而于民治主义之精神,毫不了解。彼等以为谋民主国家之统一,一若君主创业龙兴,可以武力统一也者……七八年来,国家来滔天没顶之祸,吾民处水深火热之中,皆军阀政治之赐也。”时人的这一认识说出了部分道理。军阀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传统中国“君主创业龙兴”时代,故一旦军权在握,既无现代治国之知识与智慧,亦无治国之经验与能力,因无知而无畏,一味迷信武力,践踏法律、毁坏国家纲纪,结果使现代法治治理蜕变为军阀的“武治”,武力成为法政结构中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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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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