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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视域和新方法

更新时间:2020-09-27 00:28:51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2020年9月16日晚,华东师范大学ECNU-UBC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现代中国与世界深度论坛展开了线上对话,本期论坛以“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问题、新视域和新方法”为题,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许纪霖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章清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国际儒联顾问,ECNU Review 主编高瑞泉教授作为嘉宾展开讨论与交流。

   本次对谈围绕着许纪霖选编的《现代中国思想史论》和《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两书展开,探讨了当下中国思想史学者们的所关心的新问题与学科研究中产生的新方法,并展望了思想史发展的未来。

  

  

   《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与《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

   许纪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论》一书上册中,我收录并整理了关于五四转型、认同和论战的重要文章。在下册中,我从政治思潮角度出发,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思想史的发展进行分类。本书对现代(主要指五四到1949年)的整个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潮进行了介绍及梳理。

   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一书讨论了各家各派所共享的核心观念,这些共同的思想预设正是形成争论的基础。我在书中罗列了六种核心观念,第一类是时代公理与进化,第二类是个人与自我,第三类是民族、国民与国家,第四类是自由与民主,第五类是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第六类是意识形态与革命,并在本书最后讨论了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论。

   章清:我想先就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成长做简单介绍和追溯。不单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可能社会史、文化史各领域的学者都在关心新问题、新方法,但前提是我们需要去了解过去的这类“专史”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涉及对当下思想史的问题的检讨,也有必要回顾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思想史与哲学史、学术史等,是同步成长起来的,时间约在20世纪初。在当时的中国,分科知识正在成长,由此按照各专史清理中国古代资源的做法也流行起来。梁启超所树立的“新史学”这一旗帜,即为中国史学确立了新的方向:一是通史,一是专史,试图以此化解写史所陷入的“紧张”。

   古人已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读起之叹,读史如此,写史更是如此。借助于“他学”书写“专史”,之所以很快流行起来,即是因为找到书写中国历史可取的办法。胡适、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很明显就是针对中国学问中可以“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一做法在当时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余英时先生还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誉为“倡导史学革命之作”。

   不过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已受到批评,陈寅恪、金岳霖都很不客气地评论说这样的哲学史有太多成见,实质上是远离古人学术之真相。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人质疑使用“哲学”这些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傅斯年就明确表示,以哲学、思想这样一些名目来讲中国历史未必合适,还不如用“方术”这一早已有的名称。据此亦可看出,当下思考中国思想史的问题,首先有必要考虑哲学史、思想史这些名目是如何确立的。

   对于成长于80年代的学者而言,比较多受美国“中国学”影响,最突出的是按照各种主义、各种思潮来把握近代中国思想的演进。周阳山等编辑的《近代中国思想史论》,按照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选编论文,介绍海内外的研究,在中文世界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这些主义揭示近代中国的思想现象,或分析思想人物,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带来问题。这方面纪霖所编的两部书已有所反映。

   首先,我们是否能够清晰把握这些主义的内涵还存在问题。这些主义是配合西欧社会的转型(尤其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浮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个背景,在别的历史中是不是能够配合,还是问题。余英时先生即曾撰文说明,在使用这些主义时要特别谨慎。比如说美国的保守主义,和中文世界所传递的意思就恰好相反。因为美国的保守主义,作为传统的捍卫者,体现的实际是欧洲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立场。

   其次,在研究中把某一些思想人物归到某一个主义中也会遇到困难。举例来说,通常研究者会把严复、梁启超、胡适归到自由主义营垒中。但是,我们又很难说严复、梁启超是自由主义者,也许他们在某一个阶段的某一些主张和自由主义比较契合,但是要给他们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似乎又并不合适。

   第三,无论哪一种“外来”的主义,近代中国对此的阐述,往往缺乏原创性,很难基于文本做思想史的分析。以自由主义来说,一般认为50年代张佛泉撰写的《自由与人权》,才有一些原创性的思想。在这之前,实际缺乏重要的文本做思想史分析。在纪霖编辑这两部书时,已经有更多的人愿意研究学术史,并且在检讨按照“主义”和“思潮”梳理近代中国思想演进会遭遇不少困难。

   问题回到近些年对思想史的推进,结合葛兆光等先生所做探索,可以看出思想史研究体现出由精英思想和经典,转向一般思想及信仰层面的趋势,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心能否摆脱以往的一些符号和话语来讲思想史。相应的,按照一般知识或学科知识考察中国思想史的问题,基于概念史的方法梳理思想史问题也较为流行。

   高瑞泉:我想先来谈谈纪霖选编的这两本书。在出版了《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以后,《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的出版,体现了思想史领域中研究的进步,前一本书对于80年代诸多争论的梳理,展现出了以各种争论和思潮运动所体现的社会思想的变化过程。思潮有起伏,但是并不是一风过的,思潮纷争过后常会有一些积极的成果积淀下来,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主要是一些具体的“观念”。而《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就很好地整理了这一些共享的核心观念。

   之所以说从“思潮”到“观念”体现了思想史研究的进展,是因为它更深地涉及到“认识我自己”的问题。现在大家讲“中国”、说自己是中国人,后面有一个如何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它的前提之一,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中间必须存在某些共同的观念,正是这些共同的观念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团结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所谓“中国人”是指我们的心灵世界有一些共同的观念,这些共同的观念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当然,总体上共享的观念,具体的展开又是有差异的。《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通过研究整体的现象,用主义之争、思想思潮之争,去探索其背后是否存在共同的观念。因为共同的观念中又有不同,所以“核心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争论的平台,在这个视域中可以做许多思想史的研究。

   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有何不足?我想这本书的“核心观念”中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即“平等”。它既是“古今”社会的重大区别,又是现代人观念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现在人们普遍关注严重的贫富不均、阶层固化、教育公平焦虑等问题,以及法国的“黄背心”、美国的“黑命贵”运动,都与平等观念息息相关。

   我在最后想回应一下章清的发言,现代中国哲学史确实在一开始就用了西方的一些概念来讨论中国原先的思想资源,它被称作“反向格义”,本身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再对这些问题的强调似乎有些过了,包括金岳霖先生对冯友兰先生的赞扬和对胡适的批评也大有讨论的余地。

   金岳霖先生批评胡适的哲学史“成见”太重,但是冯友兰先生做哲学史就没有成见吗? 我们都承认冯友兰比胡适写的更好。问题是标准不能是有没有“成见”。一个哲学家在写哲学史时,完全没有成见,没有自己的哲学立场,能够写成哲学史吗?那样的哲学史恐怕只是一部资料总编。甚至哲学史家收录哪些材料、不收哪些材料,哪些多哪些少,其实都有成见在里面,对资料重要性的判别本身就需要“成见”。冯友兰先生公开承认自己的《中国哲学史》是“正统”派的,这个“正统”派立场就是他的成见。做思想史也不可能没有成见,但是在开始研究时,如何自觉地“悬置”自己的成见,尽可能做到比较客观的研究,然后在什么程度上把你的“成见”转换到批评的角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许纪霖:关于平等的讨论从晚清到现在一直存在,但是讨论平等的经典文本相对较少,导致了关于平等概念的讨论文献的收集缺失。高瑞泉先生在2011年出版了专著《平等观念史论略》,系统讨论了“平等”观念在中国的“古今之变”,以及当代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如今在当下“平等”已经成为了一个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概念。

  

   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

   许纪霖:思想史研究在这十几年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形成了多元的研究方法和多元的流派。思想史研究的多元性体现在其从注重研究政治思想政治观念开始分化,在华东师大主办的过去4届的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上,我们看到来自文学、哲学、历史、法学、政治学、美学的学者汇聚一堂,共同交流学习。由于每一个学科都有不同的思想,每个学科的学者也在研究不同学科的思想史,思想史也成为了一个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按照我的分类,当前中国学界的思想史研究(偏重于文史领域)有五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流派:即社会的思想史、文化的思想史、文献的思想史、概念的思想史和问题的思想史。这些表述未必很准确,只是为了比较的方便。

   社会的思想史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东京大学已经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还有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尽管这三位学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三位学者的研究都注重把思想的观念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即外在的语境context)里边。三位学者也善于通过分析观念和历史语境的互动来考察思想。

   第二类文化的思想史的代表人物是台湾中研院的王汎森教授、四川大学的罗志田教授。他们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把文化史的很多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重心下移,不仅研究一等精英的看法,也研究二等人物、底层人物的思想的文化,并且也观察他们和具体的文化之间的互动。

   第三类文献的思想史是以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为代表,其特点是以实证的方式,通过发掘新的文史资料(包括考古发现、艺术文本等等)。通过新文本、新史料,将思想史的研究从上层精英人物的思想扩展到社会底层的思想,大大扩展了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与对象。

   第四类概念的思想史以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北师大的方维规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台湾中研院的潘光哲先生,还有复旦的章清教授为代表。这些学者借助诸如德国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从知识的渊源关系出发,来梳理中国思想史当中的若干个核心观念,这些概念是怎么产生与演化的?这些概念又是如何“语际旅行”,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其中内涵发生了一些什么跨语际的变化?

   第五类,是问题的思想史,也是我个人自觉继承的研究流派。这个流派的鼻祖是美国哈佛大学思想史研究的权威本杰明·史华慈教授,以及他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张灏、墨子刻、林毓生都继承了这一研究的传统。这类思想史研究以问题为中心,先预设一个问题,即“我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困扰着我?”然后紧紧围绕这个问题来收集资料,展开思路,形成研究者的一个论述(argument),最后回应并解决这个问题。

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是抓住一个核心问题,并不试图全面展开,而是紧紧围绕核心问题,一层一层地作出分析,最后得出某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能是片面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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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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