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

更新时间:2020-09-18 19:48:26
作者: 邱澎生  

   摘    要:

   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加工业中盛行“放料制生产” , 而不能被“工厂制生产”取代。放料制生产的不同内容的交易成本变动 , 整体说来有利于经济成效。但在“法律制度”调整方面 , 则有不同效果 :一是当时法律判例确有维护长期契约换约自由、保障商标产权的正面作用 ;另一则是投资生产者的法律责任归属问题 , 在罢工事件中难以清楚划分。“放料制”对投入生产事业的商人财产较有保障 , 即使不能使用“工厂制”来降低监督方面的执行成本 , 但仍是当时投资生产者较为划算的选择。

   关键词:放料制(puttingoutsystem) ; 工厂制(factorysystem) ; 交易成本; 法律制度;

  

   明清中国是否曾经出现“国民所得持续增加的现代经济成长”?绝大部分学者都持反对或保留意见。但为了照顾明清中国市场规模明显扩大的事实, 那些基本上持反对或保留意见的部分学者乃提出一些不同名称, 用以形容当时中国那种“确有变化但又发展不够”的经济变动, 诸如“广泛性成长” (extensive growth) 、“缺少发展的成长”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 或是“稀少、微弱、发展迟缓的资本主义萌芽”。

   近年来, 学界开始加速将不同意见化为具体研究成果, 重估明清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其基本性质。王国斌先生强调经济成长动力可区分为四类不同路径:由劳动分工与商业扩张所引起、由投资增加所引起、由技术进步所引起、由更有效的经济组织而提高产出所引起①;王氏主张:直至1800年前夕, 明清经济其实深受第一种成长动力所推进 (可称“斯密型成长动力”) , 并不逊于当时欧洲先进地区的经济成长。李伯重先生则以1550年到1850年间江南地区为范围, 反驳那些传统中国手工业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变化”的提法;以当时仅次于农业产值的丝、棉纺织工业为例, 论证江南纺织工业不仅总生产量和从业人数都有巨幅“量的增长”, 而在生产方法、工具、效率方面, 更有组织创新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质的变化”, 他称之为明清江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1

   王、李两位学者以专书论证明清中国经济属于“斯密型成长”, 或是“早期工业化”的基本性质, 用细密研究对1800年之前中国经济落后于西欧的提法, 提出严肃的质疑。2而王、李两位学者之所以能重估明清经济发展性质, 除了他们本身的长期努力, 也反映许多学者多年来研究的结晶, 其中特别是对明清长程市场重要商品贸易量的估算, 支撑了王、李两位学者据以推论的坚实基础。诸如:吴承明先生点出由明到清全国长程市场上贸易商品的结构性转变, 虽然粮食依然占最大比重, 但是棉布则取代食盐, 成为最大宗的工业商品。进入长程贸易的商品棉布数量, 由明代年约1 500—2 000万匹, 增加到1840年代的年约4 500万匹 (单以江南苏、松地区每年卖入长程市场的棉布计算, 约有4 000万匹) ;这个商品棉布数量, 则只占当时全国棉布总生产量的14.3%。3范金民先生对明清江南棉布的商品量做了进一步考察与推估:清代前期, “整个江南年产布兴盛时, 多达7 800万匹, 进入市场的商品量当在7 000万匹之谱”。4

   大量江南棉布工业产品进入长程贸易, 甚至在十八九世纪间远销英国等地海外市场后2, 不仅冲击江南本地农村的家庭生产关系5, 也对江南城镇的工业生产组织造成影响。6中外学界对清代前期棉布生产的历史已累积众多研究, 但对棉布工业生产组织的变化性质, 则一般多突显农村“家庭副业制生产”为主的棉布生产组织方式, 这种“维持家计、纯属副业”性质的“耕、织结合”生产组织, 阻碍了棉布的生产力。7另外, 则是强调即使城镇中出现少数“商人支配生产”的“包买商”, 但却难以突破“放料制生产” (putting-out system) 的限制, 无法“进步”为“工厂制生产” (factory system), 明显将放料制与工厂制视为互斥对立的两种生产组织。

   关于棉布“家庭副业制生产”和“工厂制生产”的互斥关系, 学者着墨甚多, 并提出种种解释;至于清代前期棉布“放料制生产”和“工厂制生产”的“落后/进步”对比关系, 徐新吾先生在全盘整理相关史料后提出立场鲜明的主张, 清楚说明了此种主流看法。近年来, 李伯重先生则针对放料制、工厂制生产问题而有不同提法, 不再将两种生产方式对比为“落后/进步”, 转而提出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组织演变的“江南模式”。明清棉布生产的“家庭副业制生产”是否真的不涉及产销组织的有意义变化?本文无法处理这方面问题。我要探究的是:所谓棉布“商人支配生产”的“放料制生产”, 究竟如何影响当时棉业的产销组织?是否可由传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变动与“法律制度”调整两方面来做较细密的检视?清代前期苏州城的棉布加工业“字号”是棉业放料制生产最发达的地方, 故我选为本文分析对象。

   全文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简介前辈学者对棉布字号经营概况的研究成果, 讨论字号商人究竟如何“支配”棉布生产, 以便利导入徐新吾、李伯重两位先生对“放料制生产、工厂制生产”的论辩。第二节分析棉布产销组织中的“交易成本”, 如何因字号出现而变动。第三节说明棉布字号对法律制度的冲击, 讨论棉布字号产销过程引发的契约、商标、罢工诉讼, 究竟如何带动当时“法律制度”的调整。我认为, 棉布字号的兴起, 既涉及当时市场交易成本变动对经济效率的冲击, 也影响当时法律制度的发展, 这些棉布字号引发的经济效率与法律制度变动, 即是本文标题所称的“经济与法律分析”。希望这样的分析, 有助于说明清代前期苏州棉布产销组织与当时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与发展。

   商人如何支配生产?“放料制”的运作以及“工厂制”的争议

   涉及棉布字号的中外研究不少, 限于篇幅, 本文无法详细讨论, 而只偏重基本特征的介绍, 以便利“放料制、工厂制”相关论辩的展开。以我阅读所见, 这方面问题的论辩, 很可以徐新吾与李伯重著作做代表:徐氏曾以苏州棉布字号的“放料制生产”与西欧近代出现的“工厂制生产”相对比, 强调前者不利经济发展:“很难促进生产工具的改革、抑制着集中手工工场的出现”。8李氏则在承认清代前中期江南棉布“工场手工业似乎并无多大进展”的同时, 转而强调字号“放料制生产”其实比“集中生产的手工工场”更具“经济上的优势”, 更能透过对生产者进行“质检验收”而提升生产的“分工与专业化”。9

   正如徐新吾指出:“在棉纺与棉织部门, 基本上还未出现包买主的活动”10, 那种由“商人支配生产”的放料制生产, 其实只出现在“棉布加工业”, 是一种由“字号” (或称“布号、布局”) 控制踹坊、染坊以及相关工匠人等的棉布加工生产组织。苏州则是清代前期棉布字号的集中地。

   主要凭借在全国商贸交通网的中心地位, 对“青蓝布”的高超加工技术, 以及地近全国棉布生产中心的松江府地区, 清代前期苏州城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棉布加工与贩售中心11;即使连产布最多的松江地区, 由清初到乾隆年间, 也愈来愈以苏州城为销售中心, 形成“布店在松, 发卖在苏”的主要产销格局。12徐新吾将棉布市场的主要营业领域区分为三大类:一是外地“客商”携带巨款大宗购布 (所谓“富商巨贾, 操重资而来市者”) 13, 二是本地“布牙”接受客商委托收购棉布 (所谓“代客收布”) , 三是“布庄”开设店铺而下乡选购或是批入外地棉布。14徐氏指出:随着时间演进, 某些商人开始扩大营业资本, 成为综合“大宗贩出、中介购买、大宗购入”三类棉布经销的商业组织;同时, 因为这类综合性商业组织经常委托加工的棉布数量庞大, 也使长期接受委托加工的染业、踹业作坊愈发依赖这种商业组织, 从而更使原本各属染坊、踹坊分别雇佣的染工、踹匠, 间接成为这类综合性商业组织的雇佣工人。商业组织乃逐渐变成生产组织, 棉布商人介入棉布加工生产过程的程度日益加深, 经营“字号”的棉布商人于焉出现。

   17世纪70年代的康熙初年, 苏州棉布字号约有四五十家到六七十家, 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 则有染坊64家。1518世纪中期史料, 已记载当时开设字号所需资本不少:“惟富人乃能办此”, 这些“富人”字号集中开设于苏州城西北郊的阊门一带, 他们既和“踹坊、染坊”等棉布加工作坊在生产上相关连, 又和挑选布匹、行销布匹的工商专业人士相连系:

   苏布名称四方, 习是业者, 阊门外上、下塘居多, 谓之字号。自漂布、染布, 及看布、行布, 各有其人。一字号, 常数十家赖以举火, 惟富人乃能办此。近来本重而利微, 折阅者多, 亦外强而中干矣!16

   文中所谓的“字号”棉布商人, 透过自身资本的运作, 而使“漂布、染布、看布、行布”等原先各自建立买卖关系的不同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 彼此形成更稳固的经济产销关系。所谓的商人“支配”棉布生产, 这是最基本的意含。

   以人数而论, 踹坊与染坊的从业工匠最为庞大, 和字号商人间的关系也最突出。学者指出:踹布工序最初是由染坊兼营, 其规模则大小不一, 乾隆以后, 苏州染坊业更加兴盛, 技术精良, 并能印花, 时称“苏印”。但目前对清代前期苏州染坊的生产经营与雇佣关系都所知不多。17当更多专业踹坊出现, 踹坊数量与踹匠人数都不断成长。雍正年间由清朝官员所做的两次调查 (1723、1730年) , 都指出苏州城内当时踹匠、染匠人数合计至少在两万人以上2。踹匠基本上是已经“离开”农村的外来人口18, 踹匠工作基本上是全年劳动, 但其中又有正、二、三月忙季以及四、五、六月淡季的分别。19字号与踹匠间关系为何?有学者这么形容:“不论布号和踹坊之间的关系如何”, 一般而论, 当时苏州平均一座踹坊内的劳动工匠, 其实“都已是有20至30人, 在同一场所, 在同一资本支配下, 进行集体劳动”。7单一踹坊从业工匠人数如此之众, 而那些时称“包头、作头”的踹坊老板也备有生产设备20, 但学者基本上不将踹坊视为是“独立的手工业工场”, 其理由在于:“踹匠的工资是按匹计价, 由布号发给……在经济关系上, 应当说踹匠是布号的雇佣劳动者, 付给计件工资……整个加工过程是在商业资本支配下进行的”。21这里似乎主张:踹坊包头更像是字号商人的“工资领放人”, 而不是踹坊工作场所内真正的“老板”。22综合看来, 字号预发布匹给加工作坊, 加工作坊在空间上的相对分散, 作坊工匠完成产品才按件计酬由商人发放工资, 这正是棉布“放料制生产”的基本特征, 也反映“字号”兼具商业与工业两种组织性质。可以说字号商人以两种意义“支配”棉布生产, 一是对棉布产销流程中各种“中间组织” (“漂布、染布、看布、行布”) 负责人的“支配”, 其主要表现方式是字号与其订定货物加工契约;另一方面则是以按件计酬方式发放工资, “支配”踹匠等劳工。

   踹坊、染坊等各类“中间组织”四处分散, 而按件计酬领取工资的工匠人数复又不少, 字号如何在组织技术上克服产销方面的种种管理问题?这便涉及徐新吾强调的“机头、牌号”, 与李伯重据此析论的“质检验收”问题。

徐新吾指出棉布业“字号”与当时同属放料制生产的丝织业纱缎“帐房”, 两者其实都具有类似的重要特征:彼此都出现以在所产商品上加附“机头、牌号”。在棉布生产方面, 康熙、雍正年间凡经苏州、松江等地棉布字号加工的棉布, 在布匹“机头”或包装上, 便印有“某某某号监制”, 或是“某某某号自制”的字样。23丝织生产方面, 苏州“帐房”的经营方式则是“只经营放丝收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925.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2002年0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