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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刚:发达国家曾经做对了什么?

更新时间:2018-04-13 02:12:22
作者: 刘守刚  

   德·索托强调,全球200个国家中只有25个国家可称为发达或富裕国家,几乎全是西方国家(包括日本),而且一百多年来始终都是这些国家。其实,西蒙·库兹涅兹也早就进行过类似的观察,他说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自19世纪末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成员之间的位次上有所调整。为什么会这样?这些发达国家曾经做对了什么?德·索托的回答是,他们产生了足够的资本。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只有西方国家产生出足够的资本,而世界其他地方却做不到(或者产生出来的资本非常地少),德·索托认为,“这已经变成了一个谜”。而德·索托要做的,就是借助于历史资料在这本书中解开这个谜。

  

西欧曾经的历史


   为什么唯有西方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德· 索托一再强调,这绝不是什么文化基因决定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并非天生就尊重所有权和交易,这种尊重是可执行的正规所有权制度出现之后的结果”。德·索托举了200多年前美国的例子,来说明在当时并不存在同一套遍及所有人的正规所有权制度,事实上存在着多种非正规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所有权安排或者所有权要求。比如说,在那时,同一块土地,可能是英国王室转让给某人的一大片土地中的一块,而另一个人声称这块地是他从一个印第安部落手里买来的,第三个人则说这是他用奴隶从州议会换来的土地,这三个人也许谁都没有亲眼看过这块地。来到美洲的移民,往往根本不去理会上述三人的权利声明,早早地就在这块土地上定居、耕田、修建房屋,甚至转让土地、建立信用。

   之所以西方国家能够改变上述状况、建立起现在的正式所有权制度,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政府因应社会的变化与要求,通过艰苦的法律修订工作,不断地将分布在城市、乡村、住宅区和农场的所有权规则融入到一套制度中,将大多数资产综合到一套正规的表述制度中。这样的所有权制度,可以“把管理国民积累的财富的所有信息和规则全部放进了一个知识库”,从而使西方国家的经济主体能够发现和实现资产中的潜能。因此,19世纪是西方国家历史上的革命性时刻,“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综合所有权制度大约100年前才出现;日本的综合制度则出现在50多年前”;在德国,正规所有权制度“直到1896年当施泰因、哈登贝格的改革达到高峰、用于记录土地交易的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运作时,才完成全部综合过程”。

   为了说清楚上面的问题,德·索托特地在第四章中回顾了发达国家所有权变革的历史。在他看来,欧洲刚进行工业革命时,不仅经济发展状况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相似,而且面临的社会问题也极为相似,如无法控制的人口迁移、不合法社会部门的发展、城市贫困和社会动荡不安,以及大量违法现象等。这些问题源自于农村人口因收入的诱惑而大量向城市迁移(就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向城市迁移的运动一开始,现行的政治制度就开始滞后于快速变化的现实状况”。这是因为,在欧洲当时的行会制度和工业官方垄断的前提下,迁移到城市里的民众找不到合法的工作,只能着手开办非法的家庭工厂,“不合法的工作是他们收入的惟一来源。不合法的经济部门于是开始迅速蔓延”。与不合法经济活动相伴生的,是大量的走私、诈骗、盗窃等非法活动。就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那样,欧洲国家的政府在当时也疲于应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直到它们创立了合法的所有权制度,加速了劳动分工,提高了穷人的劳动生产力,才使情况得以缓解”。

   但一开始,这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并没有调整过去的法律以适应这种新的城市现状,而是“制定出更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试图对其进行压制。规章制度越多,违法现象也就越多——很快,政府又制定出新的法律来处罚那些违反了先前的法律的人。法律诉讼不断增加,走私和诈骗四处蔓延,政府就求助于暴力镇压”。在此情况下,欧洲国家分别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政府继续坚持宣布不合法企业家为“非法”,采取措施打击这些非法活动而不是调整现有制度以吸纳这些非法的企业,“这不仅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使社会动荡不安,最终演化成暴力冲突”,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另一条道路,像英国所走的道路,“政府制定了新的法案,使农村和郊区的企业合法化”,政府的主要行动是调整现有的法律制度,如所有权制度和政府对行业的管制措施,使非法企业家的产权合法化,最终整个国家和平地进入市场经济。

   德·索托强调,多数西欧国家之所以在20世纪变成了发达国家,是因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像英国那样改革了法律,以适应现实状况的发展。“那时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仅仅通过一些小的特别调整,根本不可能管理工业革命的发展和消除大量不合法现象”。而政治家们正确地认识到(或者无奈地接受了)现实,那就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而在于法律本身”,“正是法律在阻碍穷人变得更具有生产力”。于是,这些欧洲国家“着手把具有排斥性的法律制度转变成能吸纳融合不合法企业的法律制度”,“通过倡导互相依赖、放宽取得正规所有权的限制、减少由过时的法律条文造成的法律阻碍、使政府和立法机关接受现实”。就这样,欧洲的政治家们通过消除法律和经济制度中的矛盾,让自己的国家做好了走上经济发达之路的准备。

  

美国的两个例子


   为了进一步说明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进行法律改革的,德·索托用这本书的第五章为我们描述了被人遗忘的美国历史经验,即在19世纪它是怎样建立起遍及全民的正式所有权制度的。德·索托在其中特别详细描述的,是美国土地法律调整和矿产法律变革这两个例子。德·索托强调,在这两个例子中,一开始,“就像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样,当时的美国政府也试图阻止不合法居民和不合法协定的快速蔓延”。但与之不同的是,美国政府最终承认了旧的法律制度的无效性,并懂得“大规模改变法律的力量存在于法律制度之外”。于是,在18—19世纪这一时期,美国“通过把在大规模人口迁移中产生的各种受欢迎的规则纳入法律,使法律为大众服务”,从而弥补了现有法律的缺陷,诞生了新法律。就是说,新法律是“法律开始努力追赶现实状况的发展”之结果,法律变革是通过融合旧的正式所有权制度与民间非正式所有权规则进行的,“法律一方面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中向上发展,一方面从社会统治者的政策和价值观向下延伸”。

   (一) 美国土地法律改革

   德·索托为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土地法律改革。

   前面提到过,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土地所有权制度非常复杂。同一块土地,可能英国王室、印第安部落或殖民地议会,都宣称拥有所有权。美国独立后,大量未开发土地特别是新获得的中西部土地的所有权,在法律上归联邦政府所有。可有一些州不管联邦政府的规定,制定了它们自己的关于所有权和土地分配的规章,目的在于保护现有的特权人士。这一切,加剧了土地所有权法律的混乱状况。来到新世界特别是进入到中西部地区的移民发现,不管自己走到哪里,“都会碰上大量算不上无主的土地、复杂的正规所有权法案、互相排斥的所有权权益、效率低下而又充满敌意的制度以及混乱无序的土地分配步骤”。

   于是,这些移民根本不管所谓的正式制度,纷纷涌入广大未开发的土地,建立起自己的住宅和农场。在政府看来,移民到公共土地上的这些“不合法居民”,是“闯入者”,甚至是歹徒。可移民们认为,自己所占据的土地,其价值是因自己的辛勤劳作而提高的,但现行正规所有权法律干脆不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因此,他们坚持道,“是他们的劳动,而不是什么正式的书面所有权文件或是随意划定的边界线,才为土地带来了价值和建立起固定的所有权”。于是,在得不到正规所有权制度帮助的情况下,移民们把英美两国的法律传统和他们自己的常识融会在一起,开始制定属于他们自己的“法律”,即建立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权制度。比如说,他们为自己希望拥有的土地做上记号以标明自己的权利: 在树上刻上名字标明自己对这块土地有“斧头权”,建造一座小屋以标明自己有“小屋权”,种上一棵玉米标明自己有“玉米权”。通过这些行动以及相互间的共识,移民们确立了自己对土地的权利主张,并“在移民中间形成了根据共同的认可和共同的需要而产生的习惯法”。

   德·索托的意思很清楚,正是由于正规的所有权法律在现实中不能为土地的有效使用提供相应的指导,才在美国土地市场上出现了“两种法律和经济制度中的‘既定所有权的大集合’——其中一种制度是编纂起来写在法令全书里,另一种制度则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像今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18、19世纪初的美国,也存在着这种双重法律和经济制度,而大多数土地所有权和所有权协定由不合法的“法律”决定。居住在不合法所有权协定支配的土地上的移民,就成了不受法律支配的居民。这种不合法的“法律”或者说不合法所有权协定,尽管“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也不是来自法令全书,但它确实是一项法律。这项法律源于人们自己,由人们自己制定;它的命令同时也具有强制性”。德·索托强调,“不合法居民们似乎并不想彻底更换现行的法律制度”,但由于“美国此时的所有权制度非常呆板,法律条文烦琐、过时,变成了移民们保护和稳定其财产所有权的主要绊脚石;这些移民于是脱离官方的法律制度,成为‘不受法律管辖的不合法居民’”。这些在现行所有权法律中处于不合法地位的居民们,被充满敌意的立法者、有产阶级的政治家们和持有所有权证书的特权人士所敌视。德·索托反复强调,这些人“根本不是罪犯;他们组织社区、建立学校、修建房屋、销售土地”,他们为经济增长、土地价值提升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遵循着自己的“法律”。

   由于移民们自身的积极努力与抗争(德·索托以美国中西部的“权利要求协会”对协会成员权利的主张与保护为例来说明),由于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们懂得把正式所有权出售给那些反正也赶不走的移民,既可获得大笔收入又可促进土地的有效开发,再加上美国民主制度的作用(数量不断增长的居民们通过选票要求当选官员保护他们的利益,以至于受选民制约的很多州政府,驳回了联邦最高法院有关不合法人口问题的大量决议),于是“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承认了“真正的罪犯和不合法居民之间的差别”,承认“土地制度从未和美国人获取土地的实际方式彻底吻合”,开始改革法律。法律上不断追赶现实发展的做法,主要就是在正式法律中融合大量的不合法的所有权协定。

   德·索托评论说,“《宅地法》可以被看做是把不合法的协定纳入法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规法律最终接纳了移民们的许多不合法协定,并将其合法化——这成了美国大多数人的准则,而不是什么例外情况……《宅地法》标志着少数有产阶级的法律与大量的人口迁移和开放的、可持续的社会所需要的新秩序之间一场漫长的、精疲力竭的、痛苦的斗争的结束”。用德·索托的语言来说就是,通过这样的法律建立起新的正式所有权制度,将土地从资产转化为“资本”,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公共土地的开发。当然,正如德·索托所强调的,1862年的《宅地法》,“与其说这是一个彰显当局的宽宏大量的法案,不如说是政府对政治既成事实的承认: 新生的美国人已经在不合法协定的基础上,在土地上定居生活了几十年,也使土地的价值得以提高”。

   (二) 美国矿产制度变革

德·索托还举了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矿产所有权的改革,这个例子涉及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这一历史事件及美国《采矿法》的诞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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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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