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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凌云:中国宪法史上的国歌

更新时间:2015-10-27 23:05:15
作者: 余凌云  

   【摘要】在中国传统中,为烘托气氛,隆重的典礼仪式上少不了典雅庄重的乐章,所以,引入国歌,也顺理成章。只是清末以外交、军队仪式为目的,是外国人有之,吾亦应有之的心态。到民国初年才开始渗透出政治意念,真正认识到国歌能够唤起大家“爱国的念头来”,有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并从“精神传承”、革命性上寻求现实变革的正当性。清末以来,国歌的频繁更迭,也反映了国歌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更是一个政权的符号,体现了统治的正当性。

   【关键词】国歌;历史更迭;宪法意义;法律制度

  

   音乐自古有之。乐记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也。”在漫长的历朝历代,国家也制定国乐,多指宫廷音乐,供庆典、祭祀时用。[1]但国乐不是国歌。正如孙镇东所目,“王室统一天下,四夷皆为藩属。当时所谓国乐,不外表扬战功,歌功颂德之作,并无代表国家之国歌”。[2]清末之后,才有国歌。历经北洋政府、袁世凯复辟、国民党执政、新中国,前后共产生(包括文字改动)了八首国歌。早期在用词上,国歌有时也用“国乐”指代。[3]  

   自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起,在先后四部宪法的文本中,国旗、国徽、首都都独占一章,结构略有变化,不过是分条规定还是一条胪列。显而易见的是,在2004年之前,文本上国歌一直付之阙如。

   建国初,仅定代国歌,不像国旗、首都、国徽都已陆续确定,1954年宪法不列国歌,也有道理。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了宪法、通过了新国歌,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又修改宪法、恢复了《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两次人大会议都是就国歌单独形成决议,不入宪。但是,既然都已确定为正式国歌,宪法不做相应修改,似乎理由不很充分。直至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歌才正式写入宪法文本。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修改说明中仅说了寥寥几语,“赋予国歌的宪法地位,有利于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

   浏览文献史料,其中,尤其是对国旗的研究,学者们着力最多,成果最丰,理论品味最浓。相形之下,对国歌、国徽的探讨,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都略显单薄,宪法学上的作品更是未见一篇,或许是因为在功能上它们多为辅助、衬托的缘故吧。纵观我国历史,国旗出现最早,在西方渲染的“国歌时代”,国旗、国歌组合又催生了国歌。国歌可以单独奏唱,却多是用来渲染国旗的庄严,用于升降国旗的仪式。惟有国徽不似那么重要,使用场合也不如国旗、国歌。难怪开国大典在即,急需确定的是国旗、国歌,国徽如不合适,可以“慢一点决定”(毛泽东语)。彼此轻重,可见一斑。

   在本文中,我将先梳理一下国歌的发展史。关于近代中国的国歌史,皮后锋尚在读博期间就发表了一篇颇有厚度的论文。小野寺史郎和孙镇东的专著是坊间少见的专门著述。忻平和李静各有一文,很有见地。本文对国歌史的整理,主要借助了他们的研究。接下来,我将分析国歌的宪法意义,然后,概括归纳在不同历史时期国歌的制定机关、程序以及管理上的一些特点。

  

   一、国歌史的梳理

   (一)清末的《华祝歌》、《巩金瓯》

   最早提议制定国歌的是曾纪泽。[4]他是曾国藩的次子,[5]1787年出任清政府驻英公使,1880年又兼任驻俄公使。在很多外交礼仪中需要演奏国歌,清政府却无,颇令人尴尬,“常感缺憾之不足以壮国威”。[6]曾纪泽本人谙熟音律,便自创“国调”,在其使西日记中多处记载他制作的《华祝歌》,[7]并在一次博览会上首次作为中国国歌演奏。[8]

   据说,《华祝歌》的歌词如下:

   “圣天子,奄有神州,声威震五洲,德泽敷于九有,

   延国祚,天地长久,和祥溱富庶,百谷尽有秋,

   比五帝,迈夏商周,梯山航海,万国献厥共球。”[9]

   曾纪泽也曾将自己填词谱曲的《华祝歌》上奏朝廷,希望采纳为国歌,却未被准奏。1885年,曾纪泽离任回国,《华祝歌》欲作国歌之事也不了了之。[10]后来,在议论国歌时,曾纪泽的《华祝歌》也被批评,曹广权认为其“声调慢缓”,比利时外交官斐罘认为“此乐声音蝉缓,令人易倦”。

   小野寺史郎指出,清政府对国歌的认识和国旗一样,也是出自“与西洋举行的外交仪式中的必要性”,以及当时建设之中的近代军队也受西洋影响,需要类似的歌。[11]陈恒明认为,清末推行新式教育制度,各级学校纷纷制作爱国歌曲教唱,也是促成国歌制定的重要因素。[12]其实,一些知识分子很早就认识到国歌、爱国歌对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其中,李叔同的《祖国歌》影响最大。因国歌暂缺,在一些民间场合,也用某些流行颇广的爱国歌来代替国歌。

   但是,国歌不像国旗,在清政府看来,之所以要有国歌,仅是出于外交仪式、学校典礼、军旅仪仗等方面需要的考虑,没有解决纷争之急迫,所以,不急不忙,一直拖到1910年才着手制定。

   1910年4月,先由礼部左参议曹广权上奏,“各国皆有专定国乐,极致钦崇,遇亲贵游历,公使燕集,既自奏其国乐,又必奏公使等本国之乐”,“国乐亟需编制,拟请饬下出使各国大臣,考求乐谱咨送到部,以便会同乐部各衙门,延聘海内知音之士,公同考订参酌古今编成乐律,请旨颁行”。[13]曹广权的建议已流露出了某种现代意识,比如,参酌借鉴西方经验,吸纳知音人士参与,这种理念已比制定黄龙旗时只在几个官僚之间会商要进步了许多。

   12月25日,礼学两部会同军谘处、陆军部、海军部议复。准奏之后,从康熙、乾隆时所作的皇室颂歌中选了几首曲子,礼部聘请清华大学堂京剧专家傅侗改写曲谱,翻译家严复填写歌词,词名《巩金瓯》。当时还未用五线谱,原歌由工尺谱谱之。[14]该国乐专章由典礼院缮单上呈御览,清帝溥仪于1911年10月4日降谕,认为“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著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15]

   《巩金瓯》歌词为: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

   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这是中国第一首正式的国歌。但数日不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该国歌未待普及,就成遗作,“实际使用此‘国乐’的机会应该不多”。[16]

   (二)袁世凯的《中国雄立宇宙间》、北洋政府的《卿云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由教育部牵头,通过非常民主的方式征集国歌词谱。1912年2月,教育部在《临时政府公报》、《民立报》等报纸上发布公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完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俟取材较多,再敦请精于斯学者共同审定,颁行全国。”

   当时,教育部在“附告六则”中列明的国歌标准:“一、歌词,一章或三四章均可;二、词宜简短,每章勿逾百字以外;三、藻采勿尚以清,显而不俗为最宜”。

   但是,征集并不成功。经教育部审查,“数月以来,投歌词稿者踵趾相接,计达三百余篇。然而体大思精,足以代表吾民国者,迄未获睹”。当时,在《临时政府公报》上曾刊登过两首征稿,

   征求社会意见,一首是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国歌拟稿》(又名《亚东开化中华早》、《五旗共和歌》),二沈皆为江苏的教育家。这首歌后被留美学界传唱,[17]—度被误认为是国歌。另一首是沈庆鸿作词、皱华民作曲的《国歌拟稿》,沈庆鸿是清末“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这两首能够选登在《临时政府公报》,至少应为应征歌词中佼佼者,但最终两首都未被采纳。

   于是,教育部改为先征歌词,再求声谱。并向蔡元培、张謇、梁启超等名士约稿,仅章太炎、张謇、钱恂、汪荣宝4人应约提交了歌词。[18]其中,汪荣宝改写的《卿云歌》入选。

   歌词为:

   “卿云烂兮,乳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歌词前几句采自《尚书?大传》之“虞夏传”,据传为虞舜所作。“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是汪荣宝加上的。在他看来,选用《尚书》,是尊重传统。但原歌词嫌短,而且,民国改制共和,不是尧舜禅让,所以加上这两句,“以表明中华民国的民主和顺应时代之意”。内务部请比利时籍作曲家约翰·哈士东为之谱曲。此歌曾用过一次,是为应付国会开幕典礼之急用,但从未正式公布,外间多未知晓,更谈不上流传。[19]

   期间,又有一个短暂插曲。1915年,袁世凯命令礼制馆从速制定“国乐”。由满人荫昌作词、王露作曲的《中国雄立宇宙间》,于5月23日袁世凯批准,“定为国乐”。这是中华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首国歌。荫昌是满清显贵,嗜好昆曲,该国歌的曲调也脱胎自昆曲,王露留学日本,“故此歌后两段多日本和歌之味”。[20]

   《中国雄立宇宙间》歌词为:

   “中华雄立宇宙间,

   廓八埏,

   华胄来从昆仑巅,

   江湖浩荡山绵连,

   共和五族开尧天,

   亿万年。”

   此歌颁布之后,东北、华北各级学校列为必唱歌曲,但不受欢迎。该歌还在教育部审议时,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就曾逐字逐句批驳,指为不通。[21]

   1916年袁世凯复辟,为登基典礼,将上述国歌歌词稍事修改,将原来的“共和五族开尧天”改为“勋华揖让开尧天”,用作国歌。勋华是指务舜,务帝名放勋,舜帝名重华,借务舜揖让,暗指爱新觉罗王朝揖让给袁王朝。[22]但复辟不久即失败,这首歌也作史存。袁世凯暴卒后,灵柩回彰德安葬,演奏了这首歌。[23]

   1918年徐世昌继任民国大总统之后,沉寂多年的国歌征集工作又重新启动。人们在报刊上继续着对国歌的各抒己见。有关争论集中在以下几点:[24]

   第一.国歌宜弘扬传统还是现代。当时的众议院议员汪荣宝主张以《尚书》所载、据传为虞舜所作的《卿云歌》为国歌,理由是“此种巨制,必须有历史上之根据,足以感发国民之心志,且高尚优美,涵盖群言者,方为合作”。[25]据说,晚晴以来流行一种观点,当下的民主共和,追根溯源,古已有之,尧舜禅让就是中国古代民主制的起源。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吴研因,一位苏州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教师,就在《时事新报》上撰文,反对将共和制与古代圣王联系在一起的国歌。

第二,用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在民初教育部征集歌词活动中,当时投稿之人都受过旧式教育,文辞藻丽,却拗口难懂,甚至有些词汇都不易读。1919年前后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文言文被批为“半死文字”,受此影响,教育家邰爽秋也批评当时国歌的曲辞,“是应用的词章,如什么‘宇宙’、‘八埏’、‘浩荡’、‘连绵’、‘华胄’一类的词语,我四万万同胞,那里会个个能懂?”进而主张“歌的辞语,就应当用白话文编纂叫一般无知识的人,一听就懂。这才是全国国民的国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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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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