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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江枫:华北自治运动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

更新时间:2020-05-04 11:14:36
作者: 贺江枫  

   摘    要:

   华北自治运动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 不仅是日本有预谋的蚕食华北、实施其侵略中国计划的重要步骤, 亦是《何梅协定》达成后, 在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之下, 华北政治失序、中央与地方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华北各地方实力派面对日军与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 为保存实力, 一方面均主张对日妥协退让, 另一方面他们对待中央的态度迥异, 地缘政治成为影响各派势力政治选择的重要变量。此外, 日本蚕食华北, 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犹疑不定, 使得中央与地方的结构性矛盾在日军侵略的外在压力下愈发激化, 成为国民政府控制华北难以克服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晋系; 蒋介石; 宋哲元; 何梅协定; 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3年, 日军兵临平津, 国民政府被迫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此后, 国民政府主张对日妥协, 华北局势表面暂趋稳定。然而就在国民政府高呼“中日亲善”之时, 1935年, 日军先后制造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自治运动, 各地方实力派蠢蠢欲动。1内忧外患之下, 华北危机日益深重。6月19日, 驻日大使蒋作宾致电南京外交部, 不无忧虑地报告到:日本“以中国将趋统一, 认为不利, 欲在北方组织一反中央势力。先以冀晋察绥鲁为范围, 俾与中央脱离, 以便为所欲为。现正积极进行, 并欲利用阎主任为傀儡”。2此后, 面对日军威逼利诱, 韩复榘、宋哲元含糊其辞、游移不定, 阎锡山却逐渐转向与中央合作。蒋介石认为, “倭寇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 必欲于六中全会或五全大会时达成其目的, 对各省主官威胁利诱, 无所不至, 鲁韩尤为动摇, 而阎则深明大义也”。3

   华北各地方实力派态度的不同实则反映的是华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军侵略, 在夹缝之中谋求生存的现实逻辑, 有其典型性与普遍性。海内外学界围绕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与中日关系已有诸多精深研究, 4但重在探讨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与日军侵华政策的演变, 至于华北自治运动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各地方实力派, 彼此之间如何考量与抉择, 缺乏充分探讨。李君山从华北内部权力格局的角度论述宋哲元与华北自治运动的复杂关系, 但未展现华北地方实力派内部的差异与互动。马振犊比较分析了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对日态度的差异, 但受时代与资料所限, 无从展现地方实力派差异变化的具体过程。此外, 肖自力通过考察20世纪30年代何键与中央、西南的彼此关系, 分析地方实力派政治存在的特性, 5但华北与南方地方实力派所处外部环境迥异, 内在逻辑亦有所差异。故而, 本文试图探究华北地方实力派在1935年华北危机的复杂局势之下, 如何处理与日本、国民政府的关系, 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过程, 进而管窥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方实力派政治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一、日军侵略与华北政治失序

  

   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 日军并未停止对华北的蚕食与渗透, “日方所亟亟求解决之根本问题, 为近期的经济合作, 远期的对俄作战之军事协定”, “膺白 (黄郛) 初到华北, 未能顺利与之解决, 于是日本改变方针, 乃向华南、华北各部分别进行”。61934年12月, 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联合制定《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 特别就华北问题提出: (1) 逐渐形成南京政府政令不及于华北地区的趋势; (2) 扩大日本在华北的各项权益; (3) 将华北政权官吏更换为便于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人物。7为落实这一文件, 1935年1月4日至5日, 包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内的诸多日军在华高级将领, 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 达成策动华北自治等若干共识: (1) 在华北地区, 逐渐强化南京政府政令被削弱的局面; (2) 对能够实现华北独立的势力予以支援。8

   华北军政要务此时名义上虽由国民政府组建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政整会”) 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 全权负责, 但所能控制的区域仅限于北平及冀东战区各县, 晋察冀绥鲁五省仍由各地方实力派分别掌控。东北军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长期掌控河北, 自1932年由于学忠出任河北省省主席。二十九军亦因长城抗战的缘故进驻察哈尔, 此后由宋哲元执掌察哈尔军政大权。韩复榘则在中原大战时期助蒋有功, 获委山东省省主席, 成为独占一省的大吏。尤其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 自民国建立后长期控制山西, 自成体系, 逐渐成为华北地方实力派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派系。晋系虽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实力严重受损, 但根基尚存, 各部经蒋介石、张学良改编后, 仍得以保留四军兵力, 即军长为商震的三十二军、军长为徐永昌的三十三军、军长为杨爱源的三十四军、军长为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即便1931年8月商震与阎锡山心生嫌隙, 率军进驻河北邢台, 在冀南、豫北独树一帜, 但毕竟同气连枝。徐永昌为山西省省主席, 傅作义为绥远省省主席, 晋系仍旧控制晋绥两地部分军政权力。故而阎锡山能够于1932年利用国民政府内忧外患、无暇顾及的时机, 重掌晋绥政权。“查阎先生此次重主晋绥军政以来, 虽声言从事建设, 不问外事, 而骨子里绝不如此简单, 殆属人所共知。”9

   鉴于晋系在华北实力最为雄厚, 日方迅即将其确立为策动华北分离工作的重要拉拢对象。事实上, 日方对阎锡山的联络早已有之, “九一八以后, 日本军政人员来晋者时有所闻, 就中往来最频且最惹人注目者为柴山氏 (柴山兼四郎) , 与阎会晤之地点或在河边, 或在省垣”, “并屡有表示”。101934年3月26日, 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柴山兼四郎派人前往太原与阎锡山会晤, 明言目前负责华北军政大局的政整会委员长黄郛与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皆不能主治华北”, 日军必欲打倒而后快, 至于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不无可虑”, 难堪重任, 希望阎锡山出面重组华北政局, 同时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察哈尔省省主席宋哲元“都非换不可”, 为拉拢阎锡山, 特别强调“于拟换以商, 因商曾为阎先生部下也”。阎锡山面对日军诱导, 态度含糊其辞。11

   随着推动华北自治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首要目标, 日军亦加速对阎锡山的引诱工作。1935年1月初, 柴山兼四郎派人警告阎锡山:“日本决不能坐待日俄战时, 令中国袭击其后路, 为自救起见, 不能不造成华北为日本绝对友谊区域”, 希望晋系迅即与日本联合策动华北自治, “今日华北, 阎先生如能领导之, 与日谋妥协, 固甚佳, 否则日本亦自有法”。阎锡山初始“表示苦无应付策”, 当其得悉日军要求晋系选派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贾景德其中之一与日谈判, “乃曰:此有办法矣”, 赵戴文主张由傅作义负责与日谈判, 但傅作义再三推辞, 晋系内部意见分歧, “请次陇 (赵戴文) 走河边回复之”。1月14日, 阎锡山召集部属再次商议, 决定“对日方之示意应再沉静, 以观其究竟”。此次会议中, 阎锡山“话极多, 过虑及不切实际的想象亦复不少, 惟结论至扼要”。2月8日, 阎锡山获悉1935年1月4日日军大连会议详情, 表示对日军仍应暂取观察态度, “因日甚疑阎先生倾赤”, 但为消除日军顾虑, 特令靳祥垣“往解释物产证券与劳资问题之意见”。12然而至5月河北事件爆发, 日军提出撤销河北省国民党党部、中央军退出河北、撤换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等多项无理要求, 何应钦在日军压力下被迫应允。《何梅协定》使得国民政府在华北的权力基础荡然无存, 同时东北军被迫他调, 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亦宣布辞职, 华北各派势力的脆弱平衡被日军打破。

   河北省省主席的人选随即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目标。围绕河北省府改组问题, 日方跃跃欲试, 急欲安插亲日人士。日军鉴于商震与阎锡山关系密切, 意图拉拢晋系, 希望具有亲日背景的商震出任河北省省主席。13蒋介石则有意令何应钦重新北上, 执掌河北。他于6月17日致电何应钦, 强调“华北环境实为最苦痛恶劣之环境, 然亦为民族生死存亡最大之关键, 盖中本不欲强兄再任此难局, 然兄不北返, 则事实上以后华北纷乱日甚一日, 更难收拾, 此时惟有忍辱含羞, 以维现局, 而收人心, 为我党国保持革命历史一线之荣光”。他认为何应钦“此时直接回平又非得计, 故只可以河北主席名义先到保定就职, 而将分会事务逐渐移保维持三月, 再另觅人替代, 此乃为今日惟一救国之道”。1415为慎重起见, 蒋介石同日致电阎锡山, 征询华北应对方略, “华北事态急变至此, 此中经过想尊处必略已有闻, 瞻念前途, 实深焦虑, 如何应付, 我兄老成谋国, 卓见所及, 切盼电示”。16阎锡山对蒋介石的信任颇为得意, 17强调“为与否, 当以国家大义为准, 不能为威迫利诱所操纵”, 18当即召集赵戴文、徐永昌商议如何回复蒋电, “结果以为乘机取消北平军政分会, 使日在华北寻不见整个对象, 则今后各省市纵受压迫, 亦只枝节或部分的, 此意并电何敬之主持, 免受整个压迫”。19阎锡山遂即致电蒋介石, 主张裁撤北平军分会与政整会, 由何应钦主掌河北。

   阎锡山所提由何应钦担任河北省省主席的建议与蒋介石不谋而合, 无奈何应钦再三推辞。6月23日, 汪精卫询问晋系驻南京代表台林一, 可否由徐永昌“犯难一往否?”徐永昌认为如若他出任河北省省主席, 有引火烧身之虞, 断然回绝, “当答以河北事难易及余个人愿去与否?均为另一问题!盖河北事果难, 则谁去亦难, 吾人于此时会, 不应避难就易。今只就山西与日本交涉言, 是否尚系两重, 若余往, 则恐有联成一气之虞”。阎锡山深以为然, “立电汪, 仍主敬之北来”。20局面僵持之下, 蒋介石决定商震执掌河北, 汪精卫认为“此次启予 (商震) 任河北主席, 百川 (阎锡山) 颇不满”。为安抚阎锡山, 汪精卫乃建议“赵丕廉可调为国府委员”, “可使百川安心也”。216月29日, 汪精卫请赵丕廉向阎锡山特为解释, 商震出自阎部却又弃阎锡山而去, 但毕竟同属晋系, 因此阎锡山当即表示商震“亦甚相宜”。22

局势恶化显然不止于此。1935年6月张北事件爆发, 日军本欲借此逼迫国民政府罢免宋哲元职务, 调离二十九军, 但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冀图离间二十九军与国民政府及商震之间的关系, “谓如将宋军他调, 中央必另以他部填防冀察, 反不如宋军之可利用云云。惟关东军始终坚持其主张, 遂令土肥原向我提出免宋 (宋哲元) 及赵 (赵登禹) 师离察之要求, 待我方照办后, 彼复将计就计, 乘机挑拨宋与中央与商阎间之感情, 不曰宋之免职令非出日方之要求, 即曰商启予曾电蒋委员长, 对廿九军表示不满, 此种伎俩近已逐渐施行, 意在使我内部自生变化”。23张北事件使得晋系有唇亡齿寒之感。6月27日, 徐永昌面见阎锡山, 强调“察省关系晋绥较河北特甚, 吾人安可坐视”, 力主阎锡山向中央建议由宋哲元部属秦德纯出任察哈尔省主席, 使二十九军仍可掌握察省。阎锡山表示赞同, 迅即致电中央, 同时决定派黄胪初劝说秦德纯, “恐其拘泥义同进退, 不同意也”。24二十九军作为西北军旧部, 与中央多有疏离之感, “罢宋案”使得中央与二十九军之间的矛盾冲突更趋激化。为避免二十九军被调离华北, 宋哲元心腹萧振瀛建议与日本合作, “公开发表改变对日态度, 主张中日合作的谈话, 这样一方面缓和日本, 一方面给南京政府一个颜色看看。他认为这样做, ‘官’一定会送上门来, 而且官做得会愈来愈大”。2527日, 吴鼎昌向蒋介石密报:“宋部不愿退出华北, 正与日方接洽, 仍分住察平保, 并希望中央予宋以冀察绥靖主任名义, 日军方面认宋非国民党军系, 且军队比较有力, 逼走费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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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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