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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飞彪: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

更新时间:2020-07-24 20:51:00
作者: 何飞彪  

   摘    要:

   皖南事变发生后,如何应对苏联关切、避免中苏关系受国共关系牵连是蒋介石面临的重要课题。作出强硬处置的决策前,面对苏方询问,蒋介石推诿搪塞。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后,他反复向苏方作出解释,试图淡化事变的政治意义。事变告一段落后,他继续通过多种途径向苏联示好,希望缓和双方关系。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显明地体现了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互动。

   关键词:皖南事变; 蒋介石; 苏联; 中苏关系; 国共关系;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历来受到学者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这些成果初步还原了事变的基本过程、发生原因、各方态度及舆论反应等问题1,但是对于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后的对苏策略尚缺乏系统考察。本文拟利用斯坦福大学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及台湾“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等史料,考察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对苏应对的全过程,以呈现战时中苏关系的特殊性,加深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内政与外交互动关系的理解。

  

   一、强硬处置前的闪躲与回避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苏心态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希望获得苏联在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防范其对日妥协及干涉中国内政。同时,他的对苏心态又是动态的,与苏联的对外政策、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等因素密切相关。到皖南事变前夕,后一种心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蒋介石对苏联以及中共的猜疑是皖南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苏联力图与英法等国合作,共同遏制法西斯侵略,并且大力支持中国抗战。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及国共关系总体上处于良好状态。但是在苏联与德国签订条约以及展开对波兰、芬兰等国的军事行动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政府高层对苏联充满疑惧,总是担心其与日本妥协。《苏日诺门坎停战协定》的签订更是加深了蒋介石的疑虑。他认为,苏联的政策重欧轻亚,“已实行大俄罗斯主义”2,“其主义与信义以及国际之道德已破败无余,能不寒心?”3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外交方针渐显,其褊袒侵略国,与反对英、美,而且诱引倭寇,使加入其集团。于是左倭右德,以佐其称霸欧亚两洲之势。至其所谓扶助民族独立之口号,乃全放弃而不提矣。”4蒋介石认为,苏联并不乐见中国抗战获胜。“俄之所恃者,为中共在我国内以制我,怂恿倭寇向南发展以困我。彼以为此时不惟无助我之必要,而以为如我胜利,于彼有害矣。”5他还认为,苏联企图使中国脱离英美阵线,完全倒向自己。“如此或能得其一时之协助,然而中国将永受其支配,此与倭寇对华之野心有何差异?岂革命政府所能忍受乎?”6

   蒋介石惯于综合考虑中苏关系和国共关系,他的对苏心态自然会影响其对中共的认识与政策。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更使他忌惮不已,决定“抗倭”与“剿共”双管齐下7。后来,蒋介石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共的危害甚于日本侵略者。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以共匪猖獗坐大,谋害党国,而且其凭借俄国外援,麻醉民众,消灭民族,其为害甚于倭寇,而决非可以政治与道义感召也。”“倭寇以我三年抗战乃知中国之不可屈服,则其心理与政策已经改变,而我抗战之目的已达,且倭寇孤立已无外援,故不患其再来侵略。即使来侵,以我之军力与西南基础尚在,亦有恃而无恐也。”8只是顾虑到国内外情势,蒋介石才难以断然与中共决裂。他表示:“在抗战未得完全胜利段落以前,决不能对中共及其他反动明白讨伐,惟有严密准备与防范不测之叛乱而已。”9可以说,在皖南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并不主张与中共全面破裂。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共用兵,此时不宜积极,应以制阻为重”10,“一面准备军事,一面仍主以政治方法解决,而不致全面破裂”11。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还批评以白崇禧为代表的强硬派“不识大体与环境”,“对皖南新四军冲突实违反我意旨”12。

   既然蒋介石声称并不支持与中共决裂,又为何会作出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项英、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样的强硬决策呢?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苏联的态度与此有无关系呢?笔者认为,苏联未能公开表示强硬态度是蒋介石作出这一决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皖南事变发生时,恰逢一批苏联援华武器到达,从而导致蒋介石产生苏联并不关心此事的印象。蒋介石认为,苏联为了对德国、日本备战而需要拉拢国民政府。他在1941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新四军被围攻受创,而中共只求不加追击,表示遵命渡江,俄人亦对我表示接近,而无不良之反响。此乃大可注意之事,岂其决与德、倭开战,故对我表示真诚合作乎?”1月13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俄武官特于此时来通知增我飞机,是其有意为中共无形求饶乎?”1月14日,蒋介石再次写道:“第三战区围攻新四军后,中共求饶放行,俄国增加我飞机数量,可知俄对德、倭备战之急也。”

   虽然蒋介石判断苏联不会因为皖南事变而向国民政府发难,但是在与苏方人员实际接触之前,他并未作出强硬处置的决策。1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军政大员,会商皖南事变的善后对策。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军方人员态度强硬,而张治中、贺耀祖等文职人员则态度和缓。徐永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健生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及其谋窜扰后方等等经过,即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贵严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文白相当附合之。余与敬之、为章则同意健生主张。”蒋介石未明确表态,只是表示“再考虑一夜”。13从其日记看,蒋介石此时考虑的因素包括苏联的态度、日本的态度、英美关系、德日关系等,并“预防决裂后之收拾与利害”14。

   1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与蒋介石会谈。崔可夫在会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可能是蒋介石下定决心强硬处置的关键。崔可夫没有采取单刀直入的策略,反而从日军动向、苏联对华援助物资、苏联顾问等问题谈起,不但未能给蒋介石造成压力,反而容易使其产生错觉。皖南事变前,蒋介石就认为:“俄国对华惟一之策略,是在要我完全脱离美英关系,而独与其合作。”15“此时俄仍需要我抗倭,不至使中共叛乱。”16崔可夫的态度强化了蒋介石的上述认识。

   皖南事变发生后,苏联最关心的问题是国共关系是否会因此而全面破裂。所以,崔可夫在会谈中只是一再向蒋介石追问事件真相,而未明确表现出反对态度。他反复提出:“不知此事之真相如何,请示知,余拟报告敝国大元帅。”“现在事既发生,情况如何,请委员长简单示知,以便敝国大元帅问及时提出报告。”崔可夫甚至向蒋介石透露,斯大林在其来华前要求他支持国民政府。面对崔可夫的询问,蒋介石以“此事真相尚待调查”“俟调查完毕后,再派员与贵武官详述其经过”“俟余获得前方报告时,再派员通知贵武官可也”等外交辞令加以搪塞。为了安抚崔可夫,蒋介石向其保证,只要中共领导的军队“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冲突将不会继续扩大。17事实上,1月14日,蒋介石就已收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电报,对冲突详情基本知晓18。所以,他在与崔可夫会谈时明显采取了闪躲与回避的态度。

   崔可夫自称,在会谈中表现出对事变毫不知情的样子是为了留下转圜余地,避免给中苏关系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他只是希望委婉地提醒蒋介石,“让蒋介石懂得,他侵犯共产党,调军队反对人民而不是侵略者,可能对苏联提供军事援助产生影响”。19实际上,在与蒋介石会谈前,崔可夫就已经从中共方面获悉事变基本情况。在与周恩来谈话时,他甚至表示,国民党如继续内战,自己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20。那么,为什么崔可夫在与蒋介石会谈时并未以苏联援华武器为工具,直接向蒋介石施压呢?主要是因为当时苏德关系日趋紧张,苏联需要中国在东方拖住日军,以免两面受敌。

   此外,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态度和缓,崔可夫则必须与他保持一致,毕竟潘友新才是苏联对华外交的主要执行者。1月15日,潘友新对周恩来表示:“我认为,目前中共的主要敌人依然是日本,倘若中共对国民党主动展开进攻,这会促使中国内战扩大,于抗战不利。必须千方百计保持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自甘受辱,必须继续进行业已开始的对国民党的政治进攻,以便为自己伸冤并向广大群众指出皖南事变的真正祸首。”21因此,虽然同为共产党人,崔可夫内心深处十分同情中共,但他认为,如果公开表达这种同情,“会使蒋介石疏远我们”,甚至再次使中苏关系“出现麻烦”。换言之,对于皖南事变这样的中国内政问题,苏联应该谨慎地表态,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共,防止蒋介石进一步扩大事态,又必须“防止我们的表态被视为干涉盟国的内部事务”。22可见,苏联方面的指导思想是:外交关系必须以国家利益为第一导向,不能完全被意识形态所左右。

   苏联的和缓态度当然不可能使蒋介石悬崖勒马,相反,他因此下定决心,“对此案处置更应严速坚决”。他表示,自己“为新四军事研究颇切”,“然决心甚坚,对此事正应彻底解决,以立威信,而振纪纲。即使俄械与飞机停运,亦所不惜也”。15他认为,必须排除苏联对国民政府军令的干涉。“为国家民族独立自由计,若处置军令,而有外人一分之干涉,则以后国权旁落,比抗倭失败之惨酷更甚,故决心下令严处。即使俄已运到边疆野炮与飞机等多量之武器停止不来,亦所不惜。”16

   1月17日,蒋介石亲拟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声称:“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23同日,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24

   军事委员会的通令与发言人谈话,一方面强硬指责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听调遣”“扰乱战局”“破坏抗战”,另一方面将皖南事变限定为“整饬军纪问题”,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蒋介石认为,在冲突已然发生的情况下,不能示弱,否则就会被苏联及中共看破心理,导致“国权全操在人矣”。对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制裁新四军问题,此为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若无最后决心,则以后中共看破我心理,彼更借俄势以要胁,而俄械之已允者亦必以此为其容共要求之工具,以后国权全操在人矣。故因俄械将到未到之时,以表示我对中共制裁之决心,决不为俄国大炮二百门、飞机二百五十架等大量武器接济之故,而有迁就与疑虑。此等得失存亡之大事,决不为外人物质之关系而动心也。其来也,吾固如此;其不来也,吾更应如此也。”(7)

   蒋介石显然错估了国内外情势。他原本以为,“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发生有效而自主之良好反响也”,所以才接受军方的强硬主张,“决定发表撤消新四军番号与惩治该军正副军长案”25。然而,这一决定非但没有“良好反响”,反而招致国内外有识之士猛烈抨击,其结果只是亲痛仇快,“敌对我解决新四军案表示惊异,且有佩服之意,而其一面甚望此事之扩大与不即了结”(1)。

   1月18日,宋庆龄致信蒋介石,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26在宋庆龄等看来,共产党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世界之病态不除,此种势力组织必存在”,即使可以凭借“武力作一时侥幸之解决”,“仍必复生滋长,决不能以人工加以消灭”27。已投降日本的汪伪政府大员周佛海则兴高采烈地表示:“国共火并,恐从此开始矣。甚盼从此宁渝两方国民党同志能渐趋接近,以至于完全合作,当日夜馨香顶祝以求之。”28

  

二、撤销番号后的解释与疏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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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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