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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今天再提“中学”和“西学”之争,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

更新时间:2020-03-26 22:32:02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首先,什么叫中学,什么叫西学?

   按字面上,中学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留给我们的学问,广义一点,留给我们的知识、思想都算是中学。那么,什么叫西学?就是最近一百多年,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半世纪,从西方传入到中国的各种学问,各种知识,各种思想,或各种理论,是中国传统上所没有的,就叫它西学。

   中国到了近代,必须自己经历一场近代化,不能老是那些传统的、中世纪的东西。所以就要有一个近代化的历程。近代化、现代化在英文里是一个字,都是modernization。Modern是近代或现代,modernization就是近代化、现代化,其实是一个字。早些的时候,比如一百年前,就用“近代化”,当今我们就用“现代化”。中国历史到19世纪,所面临一个最重大问题就是怎么近代化。不要现代化,就不能生存在近代的世界里,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我们已不可能再在中国古代传统里边生活了。我们不可能完整地、一丝不动地保持几千年传统的那一套思想、学问和知识,那样就无法回应近代的世界。

   这场近代化的历程应该怎么解决?怎么样把中学与西学,它们之间的不同、矛盾或者冲突,很好地加以解决?这里先做一个理论上的说明,然后再做一些事实上的说明。

   《毛泽东选集》里说到,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就是一场中学与西学之争,或者说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是旧的传统的那一套学问。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的冯友兰先生曾写了一部书,是在当时学术界很有名的《中国哲学史》。清华的哲学系老师金岳霖先生写了一个《审查报告》,其中提到,如果一个人写一本书叫《英国物理学史》,那么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讲“英国物理学”的历史,而是讲物理学在英国的历史。这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英国物理学的历史,一个是物理学在英国的历史。这好比我们写一本《法国物理学史》,也有两种不同的意义。一种含义是“法国物理学”的历史,也就是说有一种东西叫“法国物理学”,跟“英国物理学”不一样,我们就叫“法国物理学”。但大家都知道物理学都是一样的。所以严格地说,英国物理学只是物理学在英国的历史,法国物理学只是物理学在法国的历史。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叫“中国哲学”,有没有一种东西叫“西方哲学”呢?我们说“中国哲学史”,究竟是指“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呢,还是指“中国哲学”的历史。如果要说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在这种意义上,那么一本《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其内容在本质上与西方哲学史就没有区别。比如说,我们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就是存在对思维的问题。假如哲学根本问题就是这些问题,那么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作为哲学史来说它本质上没有不同。当然它某些形式上可以表现不同,比如我们用的是方块字来表示,他们用的是拼音文字来表示。或者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理或气,而在古希腊呢,它就叫做形式或者质材。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就是哲学在中国的历史。

   那么极而言之,有没有中国文学史,或者英国文学史?那是“文学”在英国的历史呢,还是“英国文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学”的历史呢,还是“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当然,有中国文学,有英国文学。可是你要从另一个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没有中国文学,没有英国文学,只有文学在中国,文学在英国。中国的文学不过使用方块字表示,西方的比如英国的文学不过是用英文字来表示。除了这个形式不同以外,内容则是一样的。就好比我们的几何学,最早清朝末年的几何学学的三角形不叫ABC,叫甲乙丙,后来才改叫A、B、C,用英文字母来表示。但那无非是用的字不一样,内容是一样的。我们讲三角形甲乙丙,或者讲三角形ABC,无非是用的字不一样,其内容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没有英国数学,没有中国数学,只有数学在中国的历史,数学在英国的历史。然而是否有中国文学,或者西方文学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学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他用中国文字表示。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出具体的例子来,比如说某些爱情诗。我们可以找出两首爱情诗,都是要表达自己的热情,表现自己的深刻感情,表现得非常好。这个内容没有任何不同,无非是文字形式不同。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爱情作为一种感情,也没有本质的不同。例如我们说“思君令人老”和说“To think of you makes me old”,是文字不同呢,还是内容不同呢?

   我这里举这些例子,是要肯定一下中学与西学本质上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做本质,这个很难界定。一位17世纪的大哲学家叫做斯宾诺莎,给本质下了一个定义,说本质就是“BysubstanceI mean that which exists in itself and is understood by itself”。就是它以它本身而存在,并且是通过它的自身而可以加以理解的东西。当然这个说法比较抽象,我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叫本质。比如说几何学,大家知道,那是希腊人的天才贡献,欧基里德做出一套几何学。现在全世界的几何学都得学欧基里德的几何学,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学的几何学就是欧基里德的几何学。这个几何学成立于希腊,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几何学就是希学?恐怕不能这么讲,不能说它就是希学或西学。因为在别的国家的几何学一样可以发达,而且它的内容跟希腊的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不同。如果不同的话,无非是它用的字母不一样,我们用甲乙丙,希腊甚至ABC都不用,而用ABY。到了英国才用ABC,但这不是它的本质。作为本质来说,几何学都是几何学,欧基里德几何学,两千年以前的希腊和今天任何国家的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几何学就是希学。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很多东西,都不能说它就是西学。比如说牛顿,他是英国人,是不是牛顿那套古典体系就是英学?不能那么讲。我们今天在中国学的也是牛顿的体系,也是学牛顿的定律,那么这是不是我们学的就是西学?不能那么讲。我们学的是数学,是几何学,是物理学,学的不是西学。因为在本质上并没有规定这个东西只能属于英国。牛顿是英国人,这个定律最早是牛顿提出的,但别的国家一样可以提。我们知道18世纪的时候,牛顿体系最流行是在法国,发扬光大是在法国,法国分析学派两位“拉”,一位拉布拉斯,一位拉格兰治,两个都是法国人。这个学派的发扬光大是在法国,不是在英国,那么我们是不是叫它法学?也不能这么叫。将来完全可能我们中国的物理学走在世界的前沿,那也不能说这就是中学。本质上不能说它是什么学。因而在这种意义上,这个所谓中学、西学,就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规定。

   什么是中学,什么是西学?我们说孔孟是讲仁义道德的,是不是一讲仁义道德的就是中学?也不是那么回事。难道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就不讲仁义道德了?肯定不是这样。比如说耶稣基督也讲爱人如己,那跟中国孔夫子的教训“仁者爱人”是一样的。后来,18世纪康德讲学,也讲仁义道德。古今中外都讲仁义道德,没有不讲仁义道德的。我们不能说讲仁义道德就是中学,反过来,我们也不能认为凡是讲船坚炮利,或者讲声光化电就是西学。因为中国的照样可以讲而且必定讲。所谓西学无非是说某门学问最早出现在哪个地方,并不是说它本质上就是属于某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而不能属于别的国家的文化的。换句话说,那都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给定的,所以这里面有两层含义的混淆。

   我们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以为中学、西学始终是先天的品质,那个东西就是西方人的,这个东西就是中国人的,好像先天就注定了,中国就是这样,西方就是那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概念上的混淆,把后天偶然在某种条件下所出现的某种东西,认为是他先天本质所规定的东西。事实并非这样。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何学,这完全不意味着上帝在创造中国人时就给中国人的遗传基因里面把这个几何学的因子给抽掉了,所以中国人不懂几何学。完全不发生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因为某种条件,使得几何学最早出现在希腊,不过是因为某种条件,所以近代牛顿的力学体系出现在英国。这决不是说这个体系就是英国的专利,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配发现这个定律,或者根本学习不了。不发生这个问题。中国人学习力学一样可以学习得很好,甚至于可以超越他。诺贝尔奖不是中国人也可以获得吗?中国一样可以学,并不意味着这个东西是西学。可是很长一个时间里面,我们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总是有意无意之间认为某一个民族先天注定了具有某些特定的品质,只能够习惯于哪些学问,而另外的学问是他所不太能学习的、不大能去掌握的。于是把这个问题叫做中学,把那个问题叫做西学。我现在要在概念上明确的,就是所谓中学、西学仅仅是后天的偶然的出现的一种情况,它偶然在某种情况下出现在哪个国家,并不意味着这种学问是天生注定的属于某一个民族的特质的,而不适宜于别的民族。

   由于这个观念的错误就引致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界很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正是这些个问题的纠缠使中国摸索了很多曲折的道路并造成了很多的浪费和损失。最开头中国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那么文明、好得不得了,所有的蛮夷都是野蛮得不得了,所以他们都是落后的。这种心态经过鸦片战争一打,中国打了败仗。你说你是最了不起的,结果你却打了败仗。中国有一批人觉悟最早,觉悟之后就认为中国为什么打败仗呢,是中国的船炮不行,洋人的船坚固,洋人的炮厉害,是洋人的船坚炮利。所以最早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人、比较清醒的人,就提出来要学西方的这个长处。林则徐是第一个跟英国人正面打仗的人,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提出来一个有名的口号,这个口号后来一直在中国非常有市场,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夷人,就是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人。他们不是船坚炮利吗,我们也学他船坚炮利。这是最早的一批。我们过去的几十年历史研究,认为这是早期的改良主义。当然这批人在政治上是改良的,我觉得不如用另外一个词比较妥当,就是把这些人认为是在文化领域、在思想领域认识最早的新学派,或者叫做西学派。他知道中国不能闭关自守,老是保守自己的一套传统的旧东西不行了,要学一点外来的新东西。这个第一步就是学他们的船坚炮利。这是很现实的。你没有船,没有炮,你对付不了他们。这就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比魏源再晚一点,曾国藩的学生冯桂芬写了一本书,他在上海。太平天国当时到了上海。他避难在上海,写了一部书,叫《校邠庐抗议》,这是他的政治理论文集,那里面正式提出来他的文化政策的主张,叫人们应该学习中国历代圣人所给我们留下来的经典的同时也要学西方的长技、西方优点作为辅助,这是最早的一个文化方案,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摆正这个中学和西学的关系,把中学作为主,但是以西学作为辅。光是中学也不够,但是中学还是主,要加以一些西学作为辅助。

   后来又进一步,就是所谓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他们是掌实权的人,通过他们自己的体验,也觉得光是中国传统的那套学问,对付不了现代的世界,还是需要另外一些新的东西。曾国藩、左宗棠,后来的李鸿章、张之洞,这几个人是最重要的代表。清朝末年的变法有所不同了,后来地方的势力比较大了,变成了外重内轻之局。像曾国藩、李鸿章,虽然不在北京,但是在地方上势力比较大,这些人开工厂,办一点近代学校。这些学校学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学外文,学自然科学,基础自然科学。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要造船,比如江南造船厂、福建马尾造船厂。因为中国要对付船坚炮利,自己就得造船,所以就有这些造船厂。

但是后来知道光是技术还不够,你得有基础科学知识。数理化都不懂的话,你这个船炮造不好;所以一定要数理化的基础知识。换句话说,基础科学一定是要的。所以那个时候起,眼光更进了一步。比他们再晚了一辈的或者跟他们同时的一批我们叫做洋务派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还是要保持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但承认老一套是不够用的,要学习西方很多的东西,从西方传来的。我们学习西方无非是学一些新的知识、一些科学技术的知识。比他们稍晚一些的人,我想最早应该是郭嵩焘,湖南人,他做过这个兵部侍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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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说“中学”与“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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