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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本土和域外

更新时间:2018-10-19 00:31:44
作者: 何兆武 (进入专栏)  

  

  

   我们本国人读本国历史,总不免立足于本土;而外国人看我们的历史便往往立足于局外。我们仿佛是入于其内,从内部来理解本国历史,而外国人则仿佛走出乎其外,从局外来理解我们的历史。这两种不同的途径所得出的历史构图,显然会有很大的歧异。比如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仁义道德,西方学者大都是倾向于赞美的;它们曾受到了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的热烈称道,就连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歌德,都曾发出过“啊,文王!”的赞叹。当代一些西方汉学家,大抵是沿着这个老路走。从局外看起来,仁义道德那些美好而崇高的字样,听来是何等之令人神往。但是在我们身在其内的中国人看来,它们却未必就如此之美好而崇高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仁义道德的字缝里,就只看到了血淋淋的“吃人”两个字。这好比我们观赏舞台上演员的舞蹈,看来那么地绰约轻盈,有如行云流水,飘逸极了,简直毫不费力的样子;却不知在舞台之下,要为此付出多少眼泪、汗水、劳苦和辛酸。每读外国人所写的论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或和国外学者谈话时,总不免有此感受。

   然而在读到国内出版的历史著作时,却又免不了另一种感触,即域外史料受重视和被引用的,实在是太少了。远的不谈,自从明清之际以来,西方传教士就络绎东来,传教团也像外交团一样要经常向国内报告中国的情况。但这份几个世纪所积累的丰富史料,却极少有人问津。(只记得见到过有位史学家对世传董鄂妃逝世、顺治因之出家的所谓清初三大疑案之一,引用过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传记中的记述。)但最负盛名的法国耶稣会海外传教书信集,即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s Missions ètrangeres(par quelque Missionaires de la Companie de Jésus),好像迄今还没有人认真发掘过。又如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史学界多年来的热门,而在国内出版的一些重要外文书刊,如《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乃至英文《北平时事日报》(Peiping Chronicle)和《顺天时报》似乎都绝少有人一顾。中国图书馆善本书库中有不少十八、九世纪外国人来中国、后所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很多还附有精美的插图,对研究当时社会史或地方史(如北京史)的学者,不失为珍贵的资料,却不见有人使用。或许图书一入善本库,就犹如打入冷宫,从此束之高阁,永世不见天日;不知这是否域外资料之未能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再如威特、瓦德西、李顿、李滋罗斯、史迪威、马歇尔等都是和近代中国极有关系的人,他们的文献、档案作为反面材料,恐怕也是应该重视的。他们的回忆录至今也尚无中文译本。

   此外,域外有关中国史的著作,在论点上也有值得我们重视和参考的地方。例如,宋儒理学曾给我们民族精神裹上了小脚,其中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个。《通鉴纲目》号称踵事《春秋》,它竟能通过一大套善善恶恶的书法而把客观的历史世界彻底给伦理化了、理性化了,从而使每一桩史实都转化成一种仁义道德的神学构件。这真是一项了不起的本领。要直到本世纪之初,梁启超老先生才大张鞑伐,对正统这一谬见发动了正面攻击。但时至今天,我们还经常听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类的提法。所谓以某某为正统、以某某为代表,这在局外人(或域外人,或用妙玉的话:“槛外人”)看来,简直是荒唐的、无法理解的。历史本身根本无所谓正统,也不发生以谁为代表的问题。但习惯于这种见解束缚的人,习惯成了自然,至今恐怕还有人未能完全摆脱。

   能够摆脱这种正统谬见来观察中国历史的真面目的,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应该算是域外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正因为李约瑟是从与我们历来传统的思想习惯颇为不同的另一种角度出发的,所以他对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学派和思想的臧否,也就颇有异于我们历来所习惯的种种评价。

  

  

  

   李约瑟博士卷帙浩瀚的大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名应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为绪论,第二卷讨论中国思想史,以下各卷则分门别类探讨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各个方面。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开创性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多卷本的综合性著作。在历史学的领域中,它当然不能说是已经说出了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最后的话;但它确实应该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写出了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最初的全面论著。

   李约瑟的书,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两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科学与文明本来是人类的共业,是各个时代不断积累的共同财富;应该怎样鉴别、汲取并发扬光大这份财富;——这个作意是这部巨著中一条鲜明的指导线索。凡是想认真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的人,大概没有人可以绕过这部书去,对它置之不理;凡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也决不会等闲忽视他的第二卷的。

   一个人大概很不容易摆脱由自己特定的背景而形成的偏见或者局限性。一个西方学者往往会有意无意之间以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作为唯一的标准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个座标系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明发展史。(糟糕的是,就连中国学者,甚至是自称反对西欧中心论的学者,竟也接受了这一西方标尺作为自己立论的前提;例如侈谈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就是从西欧标准论出发而得出的一个结论。)启蒙运动开阔了西欧的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民族及其文化都不是(而且也不必是)遵循西欧文明的模式的,他们还发见野蛮人也可以是高贵的(所谓noble savage)。于是就酝出了一种“世界公民”(Weltbürger)的观点;十八世纪末的康德与歌德都曾以“世界公民”自命。李约瑟博士继承了这个开明的传统,他不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西欧的模式,他怀着一种深刻同情的态度,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明。本卷卷首,他引了罗素《西方哲学史》如下的一段话作为全书的献辞,以此表白了他自己的信念:

   “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上有一种家园之感,我们就必承认亚洲在我们的思想中享有同等的地位,——不只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我不知道这将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不过我相信它们将是深远的,而且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一九四六年版,420页)

   这种博大开明的视野,使他一方面既能时时以中西双方的科学与文明进行对比,一方面又不囿于任何正统的谬见,——以儒家为准,是一种正统谬见;以西欧为准,也是一种正统谬见。他既能广征大量的西方史实,同时又能博采中国的诸子百家,释道典籍、小说笔记以及当代各家的新说。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各举一例。前一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据古代传说,墨子曾制造过一个飞行器(木鸢),作者指出大致与此同时,关于Tarentum的Archytas也有过同样的故事。他由此进而探索了中国古代思想与希腊前苏格拉底的思想的平行发展,以及它们平行到什么程度。后一方面的例子是:侯外庐先生研究老子,对书中第十一章的那段名言:“三十幅共一载,当其无,有车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提出了一种创见,即此处的“有”和“无”并非是物质属性。侯先生这一独特的见解,多年来不曾为我国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虽则侯先生本人几十年一直坚持他的见解,认为这是理解老子乃至中国古代思想的奥秘的一把钥匙。有趣的是,并世学者之中,李约瑟博士却独具慧眼,同意并采纳了侯先生的创见,这使侯先生本人也异常惊讶和感动。几年前,李约瑟博士还回忆此事说:“我记得,当我把它编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时,为此我曾受到不少批评,但我仍然认为侯外庐是对的。”(见《韧的追求》,三联版,147页)这不但表明作者本人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功力之深厚,同时也表明东海西海对古人的理解,正所谓会心处并不在远。

   本书资料丰富、体大思精,是举世学术界所公认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已妥善地解决了所有重要的问题。相反地,他留下了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或存而不论,留待别人去解决。甚至在涉及到历史重大基本理论时,也是如此。这里也不妨举一个例。在历史上,科学的进展往往是和商业的发达同步的;而按韦伯的说法,商业总是在城邦政治中发展出来,而在官僚专制的体制之下则否。然则,中国古代科学与思想的发展是否也符合这一普遍性的规律?如若不然,那么对中国科学和思想的发展史,又应该得出什么样的理论来?作者对此未做任何解说。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缄默并不就减弱本书的价值,反而可以促进读者们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要求一部书解决所有的问题,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明智的。

   早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李约瑟(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和陶德斯(Dodds,牛津大学古希腊学家)两位教授就作为英国文化交流学者来到中国;从此,他就迷恋上了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以之作为此后自己终生的事业。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他以超人的精力完成了对这个题目的最宏伟的业绩。同时他还领导和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学者,使他的学派成为了蜚声世界的权威。前岁在香港曾晤及一位英国青年学者白馥兰(Francesca Bray)女士,是他的弟子,专攻化学史,刚获得博士学位,将赴美任教,大概是他的关门弟子了。四十年代初,自己在西南联大作学生时,曾听过他几次讲演;当时他青春正富,内容精辟,感人甚深。五、六十年代,他又几次来中国,并做过几次公开演讲。最近一次是一九八七年底访问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宴席上,他已极少讲话,微呈老态。然而以八十八岁的高龄尚能为科学事业而远涉重洋,精神至堪钦佩。同时,作为中国人,我们在钦佩之余,也不禁感到惭愧。何以一部论述中国科学与文明(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的巨著,竟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而有待于一位洋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四人帮”中一位头头把这部书送给了另一位头头,忝然说,这可以使他们觉得扬眉吐气云云。“好汉不提当年勇”,更遑论提自己的老祖宗。假如自己的老祖宗过去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这岂不是正好反证今天作为后代子孙的是何等地不肖而有辱先人。况且准此而言,则自己的祖先连文字都还没有的黑非洲民族,岂不无地自容得就该蹈海以谢天下了么?一个民族争气与否,是要看自己的,并不看老祖宗好坏如何。

  

  

  

   先秦的诸子百家,都是真正中国本土的思想;中世纪以降的三教,只是佛教是域外的,但经历长期演化,也终于彻底本土化了。另外,历史上还有大量民间思想以及异端。这一切构成一个综合的文化统一体,其中并不存在以哪一家一派为代表的问题。历史文化不是一个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不存在以某人为首席代表,某人为副代表的问题。韩文公离我们而去已经一千多年了,但是他遗留下来的道统观点却仿佛仍然盘据在一些人的心灵里。陈寅恪先生是被出版社鉴定为“尚未摆脱传统士大夫思想影响”的。(《寒柳堂集·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页)但是陈先生却认为“自晋及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又谓“三教说,要为不刊之论”(同上,《金明馆丛稿二编》251页);可见他倒并没有狃于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和道统的谬见。

古代中国本土的思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举了儒、道、墨、法、阴阳、名诸家。其间儒墨曾并称为显学。然而后来墨家式微了,名家也式微了。有人认为逻辑学不发达乃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其实,这种说法颇有点兜圈子之嫌;因为我们同样可以说,科学不发达乃是逻辑学不发达的原因。然则作为一门显学的,后来何以竟至式微?法林顿(B. Farrington)在他的《希腊科学》(Greek Science)一书中曾对希腊科学做过一种解说,他认为古代希腊的学术思想有两条平行的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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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8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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