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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策略、战略与治道

更新时间:2019-12-11 08:58:34
作者: 陈明明  

   摘  要:随着形势变化和中心工作的不同,统一战线显现出输赢博弈的政治斗争策略、建立全面支配优势的结构优化战略、现代国家建设杠杆的国家治理之道三重面相。作为政治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中心任务是通过对敌我友关系的处理,改变力量对比、赢得生存发展机会。作为结构优化战略的统一战线,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创新调整,在总体全局的意义上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进行重组和优化,成为建设新国家、新政权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中,顺应经济社会多元结构演化趋势,发挥统一战线凝聚社会与国家政治力量的治道价值。由此,统一战线既超越了策略层面的联合斗争意义,也超越了特定时期战略层面的政治结盟视野,越来越显示出集价值理念、组织体制和行动方略为一体的治道意涵。作为现代国家建设治道的统一战线,其基本理念契合现代中国的民族复兴目标,组织体制表达现代中国代表制政府逻辑,行动方略构成现代中国的协商治理机制。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折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的轨迹:无论作为策略还是作为战略都与国运兴衰存在着紧密联系;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事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综合机制,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统一战线;国家制度;国家治理;国家建设;治道;协商政治;代表制政府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19)06-0005-10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改造和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和实践之一,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求同存异、广交朋友的生存智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联合阵线的革命理论以及人类社会与时俱进、命运与共的朴素辩证思维。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统一战线的发展有三重面相:作为输赢博弈的政治斗争策略,作为建立全面支配优势的结构优化战略,作为现代国家建设杠杆的国家治理之道。在革命战争时期,它主要是一种政治斗争策略,中心任务是通过团结朋友、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势力等不同施策环节来改变力量对比、赢得生存和发展机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新政权建设时期,它的工作逐步获得了一种结构优化战略的含义,即在斗争和团结交互作用的基础上,强调统一战线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而非着眼于一时之功的策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形成合力,并使之稳定为一种主从结构,同时根据形势和政治需要对结构进行调适,实现结构要素的最优组合,服务中国共产党确立牢固稳定的领导地位。改革开放后,这一结构优化战略的特征再度恢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统战工作的主题。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和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统一战线开始在治道的意义上,即在依法治国框架下形成新政治规则、创建新政治文化的意义上越来越受到重视。统一战线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从事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综合机制,是国家治理价值理念、组织体制和行动方略的有机结合。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略、治道三重面相,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内容、特征,有时侧重突出一面,有时两面或三面交互呈现,折射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的轨迹。

   长期以来,学界对统一战线的策略性和战略性已有较多分析,充分论述了两者的统一性。同时,在现代国家建设语境下,有关学者逐步把统一战线同国家治理联系起来讨论。林尚立教授较早指出,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1]。有的学者讨论了统一战线的国家治理意蕴,认为政党政治的中国逻辑、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运行机制以及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使统一战线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有的学者梳理了统一战线对国家治理的系统性贡献,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统一战线成员参加国家治理,是我国统一战线性质国家政权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实践[3]。还有的研究成果指出,统一战线是理解我国国家建构的重要视角,认为我国新型国家形态的独特道路在于与统一战线内源互构:形成发展缘于统一战线过程,本质属性彰显统一战线基因,治理逻辑富含统一战线方式,坚持完善贯彻统一战线理念[4]。相关研究为理解统一战线价值提供了启发,但未明确建立认知统一战线的系统框架。本文着力把统一战线与现代国家建设联系起来,力图在策略、战略、治道三重面相上建立分析统一战线的系统框架。

  

   一、作为政治斗争策略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称统一战线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法宝”即百用不爽的利器、克敌制胜的秘籍,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统一战线的初始含义:统一战线的缘起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的,统一战线的功能首先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在某种意义上,统一战线的略缩语——“统战”,比“统一战线”这个词组更传神地给出统一战线的工具价值与策略性质。直到2000年前后,仍有部分民众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统战部误认为“解放军的统一作战指挥部”[5]。这不是汉语修辞特点带来的误解,而是有特定历史语境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革命史上,“统战”确如毛泽东所言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6]武装斗争的法则是胜利第一,要取得斗争胜利,首先需要分清敌我友,最大限度扩展自己的联盟阵线,最大限度分化和孤立政敌,而后集中力量剪除之。毛泽东是运用统战策略的行家里手,这来自他对中国国情、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深刻而熟练的洞悉和掌握。实事求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抓大放小、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构成了统战策略的精髓。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有两件事是他引为重要教训而提请全党记取的。一件是瑞金时期的“阶级净化运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宣布政权的性质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剥夺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富农等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同时,把本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一概排斥在外。1954年12月19日,毛泽东同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时说:“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的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7]另一件是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红军当时反“围剿”斗争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如借福建事变与从国民党军分化出来的十九路军合作,不仅能增加一个重要的盟友,而且将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概率,但如此良机竟因党内国际派视福建政府为“最危险的敌人”而被拒绝。毛泽东这样评价博古和李德等人的错误:“若这等无知之辈继续掌握兵权,红军势必一败涂地!”[8]中央红军后来被迫长征都和这两件事有关。在策略的意义上,它的教训就是“关门主义”。正因如此,抗战爆发以后,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阐述在该阶段实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内容特点。统一战线的精神就是反对“关门主义”,反对“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在策略上就是凡对抗战有利的事情都应支持,凡拥护抗战的人都应团结,而不论他们此前做过什么。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斗争策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在统一战线内部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虽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未能主导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表现形态主要是党派结盟。政治马基雅维利主义早已表明,任何由党派结盟的联合行动,其走向取决于结盟中党派实力的对比。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结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的实力大于共产党。因此,为了不成为国民党的附庸,打破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毛泽东在呼吁实行统一战线的同时,坚决拒绝“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恰恰表明统一战线的策略性质:它主要是一种斗争策略,斗争的对象、方式和内容依形势而转移,具有时间性、博弈性、功利性、权变性、手段性等特点,团结和联合政策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这也是“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6]的缘由。在把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策略运用的情况下,统一战线中的各方自然会形成统战主导者和统战对象的不同身份认知,并会对统战策略实践的结果形成特定的思维和联想,反映在后者身上就是“被吸纳”“被改造”甚至“被吃掉”等想法。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岸关系中,当大陆出于无可置疑的民族大义向台湾释放最大善意以促成祖国统一大业时,却被对方视为新一轮的“统战攻势”,投过去的橄榄枝居然无人敢接,很大的原因是他们把统战视为一种形而下的策略。

  

   二、作为结构优化战略的统一战线

  

   在毛泽东的政治视野中,统战是策略,也是战略。策略只是统一战线的面相之一,战略才是更重要的面相。统一战线作为策略,是以微观上存在着利益差异或利益冲突的个体和群体(具体的敌我友)为前提的,无疑包含了类似兵家纵横家的权衡博弈、合纵连横的谋略。统一战线作为战略,则是以这些差异或冲突的利益经较长时间整合而形成宏观上的多元结构为前提的,是在承认和尊重利益结构差异的基础上,围绕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目标,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创新调整,实现和平的建设性的政治合作的布局谋篇。显然,较之策略,战略具有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保证这种战略稳定性、长期性的关键是提供或创建组织、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虽出自反对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需要,但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同时将统一战线提升为建设新国家、新政权的战略选择。例如,在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这是共产党把统一战线由党派领域扩展到国家建设领域,通过统一战线政权从制度上凝聚各方力量的地方实践范例。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历史和结构交相作用的结果。历史是时间的延续,有特殊意义的时间叫历史时刻,历史时刻是由特定历史主体的意志界定的。结构则是各种空间要素的排列组合,本质上是集体行动博弈选择的产物。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求和平建国,标志着战后的中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刻。拥有独立武装的共产党、反映中国主要社会力量诉求的民主党派和掌握着国家大部分资源的国民党,构成了战后中国的政治三边结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结盟,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形成了三边结构中对于国民党的压倒优势,这就是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通过军事斗争和统一战线促成了结构的根本性转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共同纲领》对人民政协和新政权的定位,是统一战线这一战略在国家层面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具体体现。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解释《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经过和特点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9]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由人民政协制宪开国的新政权是一个由各阶级、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在总体全局的意义上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进行重组和优化,是统一战线作为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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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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